战争中的最后一个圣诞

题图出处：《圣诞颂歌》

1944年的圣诞节，作家普里·莫莱维是在集中营度过的。

如今我们知道，那时战争行将结束，集中营很快会迎来解放。多年以后，当莱维回忆起这个圣诞节时，他说，“对战争中的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圣诞节，对我来说同样如此，因为它是被一个奇迹所标刻的。”就像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一样，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悲喜、善恶的故事；在集中营故事苍凉黑暗的底色中透着难得的温情与希望。

……1944年12月，俄国人进入了匈牙利和波兰，英国人进入了罗马尼亚，美国人虽然挺进阿登高地时颇为吃力，但在太平洋上击败了日本。

无论如何，对于战事进展如何这类来自远方的消息，我们并没有实际的需求。晚上，集中营的所有噪声都沉寂以后，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鸣越来越近。他们的先头部队距我们已经不足100公里了，有传言红军已经到西喀尔巴阡山了。我们工作的大型工厂已经被凶猛而精准的炸弹空袭过好几次：一枚炸弹，仅仅一枚，落在主发电厂上，就让它停摆了两个星期；而故障修好后，烟囱刚开始冒烟，又一枚炸弹落了下来。显然，俄国人，或与俄国人协同作战的同盟军只打算使工厂停产，而不是破坏它。他们想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完好无损地接管它，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它就是今天波兰最大的合成橡胶工厂。那里没有主动性的空袭防御，也看不到相互追逐的飞机，屋顶上有枪手，但他们并不开火，或许已经没有弹药了。

简言之，德国已经危在旦夕了，但德国人并不自觉。……

我那时作为一名“专家”在工厂的化学实验室里工作：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写过了，但奇怪的是，这些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变淡。那些我觉得已经淡忘的细节反而更丰满了，它们常常在别人的回忆里、我收到的信和我读过的书中获得意义。

下雪了，天很冷，在那个实验室里工作并不轻松。有时候，取暖设备罢工，晚上凝结的冰块会使装试剂的玻璃瓶和装蒸馏水的烧瓶爆裂。我们常常缺少化学分析所需的稀有原料，必须临时改良或制造所缺少的东西。由于缺少色度测量所需的乙酸乙酯，实验室主任给了我需要用到的醋酸和乙醇，让我准备一升。过程十分简单，我1941年在都灵的有机制剂课程上就做过。虽然不过是三年前的事儿，却似乎过了三千年……一切顺利，进入了最后的蒸馏阶段，但就在这时，水突然不再流动。

这实验有可能酿成一个小小的灾难，因为我正在使用的是一个玻璃冷凝器。如果水倒流，已经被生成物的蒸汽加热的冷凝器的管道内部肯定会在接触冷水的一瞬间炸裂。我关掉插口，找来一个小桶，装满蒸馏水，把一个带赫普勒恒温器的水泵浸在里面。水泵把水压进冷凝器里，然后水变热流出来落回桶里。几分钟的时间里一切正常，然后我注意到，乙酸乙酯不再凝结了，它们几乎以蒸汽的形式从试管里出来。我只能找到这一小点儿蒸馏水（没有更多的了），而现在连这些水也变热了。

怎么办？窗台上有很多雪，于是我把它们团成团，一个接一个地放进小桶里。当我忙于团我的灰色雪球时，潘维茨（Pannwitz）博士，这位曾迫使我参加一项古怪的“国家考试”以测定我的专业知识是否合格的德国化学家，走进了实验室。他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怀疑地看了看我临时拼凑的装置和可能已经把他钟爱的水泵弄坏的一摊黑水，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几天后，临近12月中旬时，一个吸尘罩的水槽堵住了，监工让我去清除堵塞物。这种脏活儿落在我而不是实验室的技工—一个被叫作迈尔（Mayer）女士的姑娘头上。这对他来说似乎很自然，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平心静气地伸展四肢趴在地板上而不担心弄脏自己的人，我的条纹制服已经污秽不堪了……

我把虹吸管拧回去后站了起来，注意到迈尔女士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她带着愧疚的神情对我轻声说，她是实验室里的8个或10个女孩子—她们分别来自德国、波兰和乌克兰—中唯一一个不轻蔑我的人。因为我的手已经弄脏了，她问我是否可以修一修爆胎的自行车。当然，她会给我一些酬劳。

这个表面看来中立的请求实际上充满了社会学暗示。她对我说了“请”字，这个字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对规制我们同德国人关系的颠倒的规则的违背。她对我这样讲话并非出于与工作有关的原因，她与我达成了一种协约，一种在平等者之间订立的协约，而她也表达了，最起码暗示了对我为她在水槽上所做工作的感谢。然而，这个姑娘也使我打破了规则，这对我而言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我在那儿是一名化学家，而修理她的自行车会使我在与工作大不相干的事情上耗费时间。换言之，她正在谋求一种危险却可能有用的共谋关系。与某个“另一边”的人存在一种人际关系意味着危险、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今天和往后更多的食物。我瞬间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运算出一个代数和：饥饿远胜一切，于是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迈尔女士递给我车锁的钥匙，让我去取自行车，车就在院子里。这是绝无可能的；我尽力解释说她必须自己去，或者派别的什么人去。“我们”被说成是小偷和骗子：如果有人看到我骑自行车，我就被抓个现行了。当我看到自行车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它的工具袋里有一些橡胶片、橡胶接合剂和卸轮胎用的小铁片，但并没有打气筒。没有打气筒，我就不能确定内胎里破洞的位置。我必须顺便解释一下，自行车和漏气的轮胎在那时比今天要普遍得多，几乎整个欧洲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们，都知道怎样补胎。一个打气筒？没问题，迈尔女士说。我只需要到她隔壁的同事格鲁巴赫师傅那里，让他借一个给我，但这也不简单。我略带尴尬地让她写下一个便条，签上名字，上面写着：“请借自行车打气筒一用。”

我修好了车，迈尔女士充满神秘地给我一个煮熟的鸡蛋和四块糖。不要误会，鉴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汇率，这是一份异常慷慨的馈赠。当她偷偷塞给我这个袋子的时候，她轻声对我说了一些引我联想的事情：“圣诞节快到了。”当这平淡无奇的话是对一个犹太囚犯说的时候，就实在显得非常荒谬了，当然，这话可能意指别的什么，意指德国人都不敢在那时说出的东西。

40年后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并非试图为纳粹德国寻找借口。一个德国人并不能为数不清的无人性的或冷漠的德国人粉饰什么，但它真的有助于打破一种思维定式。

对于战争中的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圣诞节，对我来说同样如此，因为它是被一个奇迹所标刻的。在奥斯维辛，不同类型的囚犯（政治犯，普通刑事犯，社会的格格不入者，同性恋者，等等）都被允许接收来自家乡的包裹，但犹太人除外。那么，犹太人能从谁那里收到包裹呢？从他们在犹太人隔离区里被消灭或禁闭起来的家人那里？从逃过了搜捕，藏在地下室和阁楼里，惶惶不可终日又身无分文的极少数犹太人那里？谁又知道我们的地址呢？因为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已经死了。

但最终，一个包裹还是经过一连串朋友的手到了我的手中，它是我藏在意大利的姐姐和母亲寄给我的。最后一个经手的朋友是洛伦佐·佩罗内（Lorenzo Perrone），他是一个来自福萨诺的泥瓦匠，我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谈到过他，也在《洛伦佐的回归》（“Lorenzo’s Return”）中重述了他令人心碎的结局。这个包裹里有代用巧克力、饼干和奶粉，但要描述它的真正价值，描述它对我和我的朋友阿尔贝托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都已经超出了一般语言所具有的力量。在集中营里，吃、食物、饥饿这些词汇的含义与它们通常的含义截然不同。这个出乎意料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包裹就像一颗流星，一个天堂之物，充满了象征意味，无比珍贵，有一股巨大的冲力。

我们不再孤单：一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经被建立起来，同时还可以吃上好几天美食。但仍有严肃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过路人的处境，仿佛一个金锭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交到我们手上。食物放在哪里呢？怎么保存它？怎么防止别人偷吃？怎么用它聪明地投资？我们经年的饥饿一直驱使我们选择可能最坏的方案：就在此时此地把它们吃个精光。但我们必须抵挡住这种诱惑。我们虚弱的胃应付不来大快朵颐，在一个小时之内，它就会消化不良，甚至更糟。

我们没有安全的藏匿地点，于是我们将食物分别装进我们衣服的口袋里，并在外套里面缝上隐秘的口袋，这样，即便遇到搜身，一些东西也能被留下来。但是，不得不随身带着所有东西去工作，去洗衣房，去公厕，这样既不方便又碍手碍脚。晚上熄灯之后，阿尔贝托和我详细地探讨了一番。我们两人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只要想取用超出配额的部分，超出部分都要精确地一分为二。阿尔贝托在这些事上总是比我更成功，我常常问他为什么愿意同我这样无能的人成为伙伴，他总是回答：“谁知道呢。我做事更快，但你更走运。”再一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阿尔贝托想出了一个天才计划。饼干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把它们存起来，一些放在这里，一些放在那里。我甚至把一些放在我的帽子的内衬里，我要在迅速拿掉帽子向一个路过的党卫军致意时小心不压碎它们。饼干并非都那么好吃，但它们很好看。他提议说，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放在两个包里，作为礼物分别送给卡波和营房里的老手。按照阿尔贝托的说法，这是最好的投资。我们会赢得威望，而这两个大人物，尽管没有正式的协议，将回报我们各种各样的好处。剩下的食物我们可以尽可能谨慎地按照少量的、合理的日常配额自己吃掉。

但在集中营里，拥挤、隐私的彻底缺失、流言和失序，这一切会使我们的秘密很快变得公开。我们注意到，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的同伴和卡波都用不一样的眼神看我们。问题在于：这是那种看待不再融于背景中而是跳脱出来的出格的人或事的眼神。他们是带着嫉妒，还是理解和满足，还是公然的欲望看着我们，取决于他们曾经有多么喜欢“这两个意大利人”。门迪（Mendy），我的一位斯洛伐克的拉比朋友，一边向我使眼色，一边说着“Mazel tov”（恭喜），这个可爱的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短语是用来向遇到喜事的人表示祝贺的。很少有人知道或猜到了什么，这让我们既高兴又不安，我们不得不时刻戒备。无论如何，我们一致同意加快吃掉它们的速度：被吃掉的东西是不会被偷走的。

圣诞节那天，我们一如往常地工作。事实上，自从实验室关闭以后，我就被派去同其他人一起搬运瓦砾，把化学成品从一个被炸过的仓库搬到一个没被破坏过的仓库。晚上回到集中营后，我去了盥洗室。口袋里装着很多巧克力和奶粉，于是我等着离门口最远的一个角落空出来。我把外套挂在我身后的一根钉子上，没有人能在我看不到他的情况下靠近它。我刚开始洗，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外套升到了空中。我转过身，但已经太迟了。外套、外套里面的东西，以及我缝在胸口的登记号，都已经来不及追回了。有人放进来一根线，从钉子上面的小窗户里把它钩走了。我半裸着跑出去，但外面已经没人了。没有人看到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什么。不仅如此，我现在连外套也没了。我不得不到营房的供给主管那里承认我的“罪行”，因为在集中营里，被抢就是一项罪过。他给了我另一件外套，但命令我去找些针线，不管怎样都要把我裤子上的登记号扯下来，尽快缝在新外套上。否则“你就会得到25下”（bekommst du fuenfundzwanzig）：我就会挨25下棒打。

我们把阿尔贝托口袋里的东西分完了。他依旧毫发无损，接着展示了他最出色的哲学智谋。我们俩已经吃掉了一大半食物，对吗？剩下的也完全没被浪费。其他一些挨饿的人靠我们欢度了圣诞，他们或许甚至会为我们祈祷。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将是我们战时囚徒生涯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记录集中营里奇异、边缘的缓刑时刻

在这些时刻，被压迫的身份短暂地重获它的面貌

假如电影《美丽人生》曾经打动你，那么这本书也将以同样方式打动你

十五个故事，每个故事只写一个人：在集中营里坚持演奏音乐的药剂师、与莱维分享苹果和古老神话的木匠、想从集中营里送出玩偶给情人的吉卜赛人、每天为莱维带来一份汤的泥瓦匠洛伦佐……其中的一些人和事，在精神或物质上帮助了莱维，使他最终得以幸存。

本书所写的不是集中营里最为悲剧性的事件或最为惨痛的经验，它捕捉的是那些奇特的、少量的缓刑时刻，在这些时刻，最坏的事尚未降临，被压抑者得到片刻喘息，短暂地重获尊严，人类精神在泥泞与卑屈中重现。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