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毛主席的京剧缘

京剧伴随一生

听京戏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这里都有。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失空斩》、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毛泽东看过并喜爱的戏剧剧目，几乎都有相应的磁带和唱片，常常是一个剧目，既有磁带又有唱片，既有不同流派的演唱又有同一流派不同个人的演唱。韶山纪念馆珍藏文物中，留有大量戏曲音乐磁带，其中绝大部分是京剧唱片。

毛泽东不仅爱听，还爱唱。工作之余，便会听上一曲，有时听着听着，便跟着哼唱起来，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常唱的多是三国折子戏，如《草船借箭》、《空城计》，如果工作人员跟着哼，他会显得不高兴，只有在忘了唱词时，才会想起询问身旁人员。他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都很熟悉，平时看戏，很注意一些格式、板式、乃至唱词和戏剧冲突的设计。晚年，毛泽东直接倡导了一场“京剧革命”，主张以现实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代替传统京剧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但对京剧形式，如台步、韵白、唱腔、水袖、脸谱乃至锣鼓点、京胡声等要“基本保留”。但在“京剧革命”中，毛泽东却不主张革京剧形式的命，由此可见他对京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喜爱。

初识京剧于北京

毛泽东最早接触京剧是在1918年到北京时，这一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由老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闲暇之余常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风景名胜区游览。这时的北京城正是中国传统京剧发展鼎盛时期，在这种环境中，毛泽东耳濡目染，从此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延安时期的“逼上”和“三打”

延安时期，看延安平剧团演出，有时也陪同来延安的朋友们观看。毛泽东熟谙京剧，在朋友问及时，只是表示“很喜欢看看”，却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当晚就去看京剧，他对演出团团长阿甲说：“蒋介石三次请我看戏，我看了两次，一次是看《法门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们在技术上比你们好些，风格没有你们高，你们演得深些。”他还嘱咐阿甲：“对同志们政治上要松些，在艺术上要紧些。”这个“要紧些的艺术”，也包括学习中国历史知识。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1943年，延安平剧院创作《逼上梁山》。毛泽东在半月里连看了两遍，他把这个剧视为“是旧剧革命的新时代的开端”。

毛泽东还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逼’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

1945年2月，《三打祝家庄》公演了。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很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写信祝贺公演成功，内称：“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大有兴趣，多次观看演出，百看不厌。他对由重庆撤回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好戏的。”由此还带他们一同观看，他认为《三打祝家庄》是好戏，还在于它有教育意义，有辨证法。

倍赞梅、程艺术

建国初期，毛泽东给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建国前后，毛泽东几次观看了梅兰芳、程砚秋的演出。

1949年4月，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和刘连荣所演《霸王别姬》。他称赞说：“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还向警卫员介绍：“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代名旦，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又对他们说戏：“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当时，他还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

毛泽东对梅兰芳演戏善于推陈出新倍加赞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1951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得很仔细，说：“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额头一个红缨，银装素裹一点红，美极了！”第二天，就将此话对梅兰芳说了。梅很感动，回家对妻子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赞赏梅兰芳，还多次向警卫员介绍他的为人。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警卫员知道梅兰芳大名，也听过梅的唱腔戏段，但多认为他是女的，只有个别人说是男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就开始争执不休，毛泽东很有兴趣地介绍：“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这样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毛泽东还观看了程砚秋演的《荒山泪》，这是程砚秋的代表作。他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观后说：“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萦念，当警卫员不以为然说和延安平戏（京剧）差不多时，就解释说：“你是不懂人家的艺术，还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泽东赞扬程砚秋，当然还在于他和梅兰芳一样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与警卫员们介绍程砚秋：“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民向他学习。”

酷爱高派艺术

毛泽东对京剧诸多流派有着自己的偏好。高派高亢奔放、富于阳刚之美，他对高派情有独钟，收集了许多高派唱腔资料，如《逍遥津》、《珠帘寨》、《胭粉计》等，其中最爱听的是《消遥津》。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来慰问演出，其中有高庆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毛泽东问周恩来：“有什么名角？”周恩来回答说“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毛泽东说：“哦，那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员唱戏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出戏是《坐楼杀惜》，李和曾扮演宋江。看戏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夸赞起李和曾来：“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演唱的京剧了呢！”最后一出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间或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远大……他这可是真的高派唱腔，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得出是科班出身。”还对警卫员介绍：“这就叫高派。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

几年后，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国戏曲学校学员演唱的《逍遥津》后，当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还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李和曾曾多次给毛泽东唱戏。5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李和曾演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8个儿子死了4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的、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毛泽东曾四十多次来到浙江视察和生活，每次到杭州，都要请高派老生名家宋宝罗唱高派戏。

毛泽东自己也爱唱高派须生。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过国际劳动节。他请上海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欢度节日。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派的《逍遥津》。

关心京剧演员

1950年初，谭小培、谭富英父子组建的京剧团在北京陆军医院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红鬃烈马》，毛泽东也来看戏。谭小培听说毛主席来了，就走到前台拜见，互相聊了起来，说着说着毛泽东从衣裳口袋里摸出盒香烟，谭小培也赶忙从自己身上拿出香烟，抽出一支敬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客气地接过来，说：“不如我们交换一支如何？”推辞再三，谭小培争不过毛主席的盛情，拿过烟来，毛泽东又将打火机打着，伸向谭小培，谭小培忙用手隔开，“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说：“哎！大家都是同志嘛，难道你能高兴地看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吗？”经毛泽东这么一说，谭小培心想恭敬不如从命，便凑过去点着了毛泽东送的那支烟，毛泽东也点燃了谭小培送的那支烟吸起来。

1959年在上海戏曲学校培训的安徽姑娘李炳淑，因学艺出色，上海方面决定留下，但安徽方面不放，形成了僵持局面。后来上海方面找到毛泽东说情，于是，李炳淑的命运便由毛泽东来决定了。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我同意上海方面的意见，人才嘛，都是党和国家的，放在哪里都可以嘛，把小李留在上海对她来说条件更好一些，有利于学生的提高。希圣同志，我看还是把小李留下，你就忍痛割爱吧！”就这样李炳淑留在上海。1972年，李炳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结束时，毛泽东派车将她接到家中，说《龙江颂》电影已经看了5遍，“你为五亿农民演了一个好戏。我们是农业大国，反映农村生活的戏就你们一个《龙江颂》，谢谢你们呵！”

毛泽东信马由缰地谈着，异常兴奋，招呼张玉凤打开唱机，放马连良的《借东风》、高庆奎的《斩黄袍》等京剧选段，边听边说该剧情节，还情不自禁地做着动作：“你也唱一段！”“唱什么呢？”李炳淑说，“那就唱《红灯记》里的娃娃调？”“好！”毛泽东说。于是李炳淑站起来有板有眼唱了一段。唱完后，毛泽东叫张玉凤安排宵夜，说，“吃炸酱面怎么样，嫦娥上天是吃完炸酱面才走的。”李炳淑请毛泽东日后有时间到剧场看《龙江颂》，毛泽东笑笑说：“我现在坐在剧场看这么长时间已经吃不消了！”

1964年北京举行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文艺调演，会后评出一批优秀剧目。京剧方面有《革命自有后来人》、《奇袭白虎团》、《红嫂》等。毛泽东特别喜爱《奇袭白虎团》、《红嫂》，他乐呵呵地用浓重的湖南腔精辟概括：“玲珑剔透，声情并茂。”

修改唱词和服饰

毛泽东看戏很认真，凡不合情理的或违背历史的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一次，李和曾为毛泽东清唱《李陵碑》，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你唱词中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演唱就按照毛泽东改的唱词去唱了，其他老生演员演唱这段也都是这样唱了。

毛泽东看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陈宫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戏后，毛泽东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答不上来。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两人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此后，谭、裘两人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苏三起解》中两句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毛泽东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

《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毛泽东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毛泽东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紫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

毛泽东还亲自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词，他把“迎来春天换人间”一句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把“小分队整行装飞速前进”中的“行装”改为“戎装”。

毛泽东不但对剧情、唱词很注意，对服装道具也看得很仔细。一次，他看完谭富英演的《失空斩》，问起他在扮演诸葛亮时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他的祖父谭鑫培进宫演戏，扮演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沁出了汗珠。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了他，说炎热季节闻到檀香木香气，能消暑辟邪。从此谭鑫培每饰演诸葛亮必戴朝珠。别的艺人也纷纷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诸葛亮的必有饰物。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说：“朝珠是清代的叫法，明朝称佛珠。明朝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常把佛珠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都把佛珠佩在胸前，所以又称为朝珠。”毛泽东讲完后，又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大丞相，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他怎么能戴佛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表示对慈禧的感念，并不是剧中人物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十分佩服，此后演诸葛亮他便不再佩戴佛珠了。

看戏动情处泪沾衣襟

毛泽东看戏，既有普通人的普遍爱好，如不喜欢看单纯的悲剧，喜欢在激烈的冲突后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在谈到现代京剧时他曾说：我原想李玉和一家3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改掉了又不符合历史，《沙家浜》就好，讲斗争但未死人。同时，毛泽东又有自己独特的欣赏个性，喜则乐，悲则泣，怒则骂，一如童稚未开的孩子，一任自我情绪流泻，全然不顾周围环境。

毛泽东对《霸王别姬》这出戏感触颇深，他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讲到民主集中制问题时，他批评一些省委、地委、县委的一把手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称这样的书记为“霸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走上“别姬”的道路。后来，毛泽东又一次观看了《霸王别姬》，当演到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时，毛泽东双眼泪湿，他用一个指头按住警卫李银桥胸前的纽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毛泽东观看京剧《白蛇传》就留下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委领导人为准备娱乐活动时征求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那一天，毛泽东来到礼堂一坐下，卫士长李银桥便照惯例帮他松了腰带，因为毛泽东腰围较粗，坐下后皮带勒腰。开演后，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剧情的发展，当演到白娘子和许仙生离死别时，毛泽东的鼻翼开始翕动，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随着剧情的发展，毛泽东由嘶嘶的抽泣变成哭泣，并且旁若无人地擦泪水、擤鼻涕。坐在附近的上海市委领导的目光朝他这边稍触即逝，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毛泽东的“领袖风度”，便轻咳一声，不想没有唤醒毛泽东，却招来了更多的目光。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用手猛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愤怒地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外裤一下子脱落了下来，李银桥慌忙扑身向前，抓住裤子，一把提了上来。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得裤子掉了，他还沉浸在剧情中。只有当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他才回到现实中来。同演员见面时，毛泽东用双手同“青蛇”握，用一只手同“白娘子”和“许仙”握，而对“法海”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爱憎观在此也可见一斑。

怀仁堂的京剧晚会

开国大典之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会场——中南海怀仁堂，成为举办各种晚会的场所。从1950到1952年，就曾安排过二十次的京剧晚会。当时所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几乎都到怀仁堂演出过。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李少春、袁世海、、裘盛戎、姜妙香、叶盛章、李多奎、言慧珠、张云溪、张春华、李和曾、马富禄、李宗义、云燕铭、高玉倩等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在怀仁堂演出的次数最多，有一次准备演《贵妃醉酒》时，梅葆玖来了，拿着一个漂亮的日记本，转请组织晚会的领导请毛泽东主席签个名。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可以嘛！”很流利地签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个珍贵的小本子，梅葆玖现在还保存着。

一次，李少春、袁世海演出的《野猪林》，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都来了，会场充满了热情的气氛，演到精彩之处，掌声雷动，毛泽东表扬李少春、袁世海演得好，说花和尚演活了，演出了人物的个性。

对京剧的精辟论断

50年代初，毛泽东有次看折子戏专场，剧目有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严嵩》和梅兰芳的《金山寺》。他议论说：“灯光明亮，能表现出一团漆黑，外国戏做得到吗？还是中国人聪明啊！”“严嵩该打，打得很巧，难得正剧写出喜剧效果来。”“台上没有‘水’，靠演员演出‘水’来的，这和齐白石画虾不画水，反而水意流动是一个道理。”

毛泽东还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还提出京剧要走进世界圈。他说：“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毛泽东是深知京剧艺术的，他观看京剧、评说京剧，丰富了中华京剧史，也是我们民族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偏爱京剧，也爱看地方戏

毛泽东的遗物中还有种类繁多的地方戏唱腔资料，包括湘剧、晋剧、越剧、昆曲、豫剧、秦腔等等，甚至还有广东潮剧、江西采茶戏、闽南高甲戏等很小的剧种。这反映了毛泽东偏于京剧、不废百家的戏剧审美观。

毛泽东对地方戏的喜爱和重视促进了许多剧种的发展，甚至挽救了一些剧种。昆曲是很古老的剧种，解放前已濒临灭绝。上世纪50年代初，昆曲团排演了《十五贯》进京演出，毛泽东两次观看昆剧《十五贯》，并指出：《十五贯》是个好戏，全国各剧种有条件的都要演《十五贯》；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从而引发了“满城皆说《十五贯》”的盛况。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以及湖南等地的昆剧团相继成立，由此，昆曲的命运发生转机。从而留下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佳话。

毛泽东看了晋剧《打金枝》后很喜欢，曾几次同中央领导谈论这个戏，说郭子仪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结婚后闹矛盾，两人都各自批评自己的孩子，矛盾很快解决了，这很好啊。后来《打金枝》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很受欢迎，也促进了晋剧的发展。

毛泽东希望地方戏保持自己的特色，越有浓郁的乡土风味他越喜欢。一次在湖北视察工作，他主动提出要看已经流传不广的原始黄梅戏。他看了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有黄色之嫌的传统戏《张二女推车》，认为这种土里土气的戏让人看了有亲切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本色，而不是黄色。

建国之初，连续四次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宝莲灯》《白蛇传》。1969年秋，毛泽东在杭州看了经过改革的革命越剧《红灯记》，不甚感兴趣，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得不像越剧。各地方剧种应有自己的特点，不然要那么多地方戏干什么，一个剧种就够了嘛。”

1961年，观赏绍剧《三打白骨精》，开怀大笑，六次鼓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到杭州。第二天就通过电视屏幕观看浙江绍剧团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智取威虎山》。幕间，著名绍剧演员陈鹤皋演唱了毛泽东诗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主席观后说，绍剧移植样板戏不错嘛，武功也很好。还说，陈鹤皋的清唱很有劲，嗓音洪亮，很有气魄。他指出：绍剧要改革，要创新，但改革以后还要像绍剧，不能“四不像”。

摘自：

《世纪》2002年第1期盛巽昌《毛泽东看京剧说京剧》

《深圳法制报》2004年11月5日厚朴《毛泽东的独特爱好：京剧》

《文史春秋》陈晴《毛泽东与戏曲》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