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为什么越来越肆无忌惮？

　　文 /曹彦君 编辑/陈晓平

　　美团最近陷入“杀熟”的风波。

　　一位名叫“漂移神父”的网友爆料称，他在美团App购买驴肉火烧外卖时发现，在同一家店铺、同一个配送位置、同一个下单时间点的条件下，开通美团会员的账号所需的配送费，比未开通会员的账号所需的配送费高出整整4元。

　　该网友多次亲身测试后指出，其所在位置附近几乎所有外卖商户，会员账号总是超出非会员账号1-5元不等的配送费。

　　换句话说，会员并未享受到平台所承诺的优惠待遇，只要多点几次外卖，额外支付的配送费甚至会超过会员所享的优惠。

　　这一现象引起热议，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类似的“杀熟”遭遇。

　　美团公开回应称，配送费差异与会员身份无关，是软件的定位缓存所导致，用户下单会按照真实配送地址准确计算。该回应未得到该名爆料者及公众的接受和认同。

　　被指控从事“杀熟”的不仅仅是美团一家。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学者张敏告诉《21CBR》记者，大数据杀熟现象非常普遍，在电商网站、网约车软件、外卖平台、在线旅游服务等平台上尤为突出。

　　层出不穷

　　大数据杀熟，狭义上理解，说的是同样商品或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贵过新客户；广义上，就是指企业分析和预测消费者大数据，对不同对象收取不同价格的行为。

　　2018年开始，“大数据杀熟”即受到广泛关注和报道。

　　当年，携程遭网友多次爆料，在机票、高铁、酒店价格上进行大数据杀熟，携程回应称平台从未有过该行为，此后依然频繁爆出新老用户价格不对等的情况。

　　今年10月，澎湃新闻报道，有一位程先生在携程旗下去哪儿App以217元的价格预订一家酒店，他和朋友打开另一部手机搜索同一酒店发现，相同入住日期下的同一房型，价格变成了169元，再换一部手机，又变为175元。

　　以上涉嫌大数据杀熟的行为在互联网平台层出不穷。

　　北京市消协的一项调查显示，约56.92%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在对14个App或网站进行的57组模拟消费体验样本中，有23组样本新老账户的价格不完全一致，占比40.35%。

　　杀熟机制受益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当大数据技术越发达，智能化程度越高，当平台经营者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数据的收集与运用能力，将会积累起隐性侵害熟客消费者的能力。

　　张敏解释道，目前大数据杀熟算法主要依托类线性空间算法、类线性时间算法和并行算法等技术。

　　平台经营者通过支付工具推广、红包发放等方式扩大自己的消费者数据库，在消费者具备一定粘性之后，利用以上算法，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地址、价位选择、所用电子设备型号等特征，有针对性地对新老消费者显示不同的标价，以极其隐蔽地获得更高的利润。

　　多位专家向《21CBR》记者表示，大数据杀熟对消费者、社会将产生长期危害。

　　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一次交易中或许仅仅是价格的小数额差异，但当消费者对平台产生依赖，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降反升，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对于全社会而言，杀熟行为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导致全社会交易成本的上升。

　　维权之难

　　根据《反垄断法》第17条和第47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如果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可对企业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上限10%的罚款。

　　此外，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中也有针对数据使用行为的类似条文。

　　多位专家在受访时表示，至今未有互联网企业因大数据杀熟行为受到执法机构的调查和处罚。

　　原因是多重的。

　　在法律法规方面，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规定仍然较为模糊，且该现象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垄断法》等多部法规的交叉区域，需竞合执法，过程更为复杂。

　　相较“二选一”、反竞争并购等垄断行为，大数据杀熟更为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利，然而，消费者个人维权异常艰难。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巍告诉《21CBR》记者，杀熟行为非常隐秘，很多情况下消费者是被蒙蔽的，若不经过仔细比对价格，很难察觉自己是被杀熟的对象。即使发现可疑的现象，个人也很难向执法机关进行举证。

　　高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姜丽勇表示，消费者个人力量单薄，若以个人名义向平台企业提起诉讼，成本非常高，难以承担；此外，我国的民事诉讼机制要求由原告方做出举证，杀熟机制来自平台内部的算法，消费者方面无法证明算法存在不合理之处。

　　稍可宽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在11月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其中第17条首次对大数据杀熟的概念作出细化，明确指出“差别待遇”的表现形式包括：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因素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对新老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多位专家表示，过去国内对数字经济的监管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征求意讲稿直指大数据杀熟在内的多种垄断行为，是反垄断领域监管归位的标志。

　　“如果可以促使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再靠大数据杀熟、不再靠垄断行为获利，实际上会促使他们只靠创新获利，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翟巍说。

　　算法双刃剑

　　有互联网分析师表示，利用算法杀熟或许并非企业本意，“杀熟”恰好只是可以捎带的一个能力。

　　姜丽勇认为，一方面，算法可以基于消费者的个人画像和用户偏好作出更精准的推荐，提高交易的效率；另一方面，当平台使用了算法却不给消费者拒绝使用的选择，是对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的侵害。

　　由于互联网企业对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算法机制的运作不透明，消费者群体非常脆弱。“企业对大数据掌握得非常精确，消费者看不出来企业是否对他们存在歧视，就会对企业的算法产生恐惧。”姜丽勇说。

　　美团上搜索酒店价格对比图

　　姜丽勇认为，除了进一步细化《反垄断法》中的大数据杀熟概念，还要对企业的数据、算法使用能力进行规制。

　　消费者应拥有拒绝被采集数据、拒绝接受算法服务的权利；即使消费者同意接受算法服务，企业也要对算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开，保证不会过分歧视某一类服务人群。

　　翟巍则表示，执法机构应该实行“科技监管”，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他建议，由于大数据杀熟现象普遍存在，执法机构可对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都展开外围调查，再选取具有明显杀熟行为的企业，调取算法数据，进行重点调查。

　　姜丽勇相信，若执法机构未来对涉事企业进行查处，上一年销售额上限10%的罚款金额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有望引导互联网企业主动合规。

　　算法本身并无对错，对于使用其非法获利的企业，监管之剑终将落下。

　　题图来源：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