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刘湘等军阀的地盘，为何允许蒋介石派来“太上皇”指手画脚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虽然被称“天府之国”，但由于其偏处西南一隅，四周群山环绕，因此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下往往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辛亥革命前，正是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迫使清廷从湖北调走大批部队前往镇压，首府武昌城内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延续2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后，天下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巴蜀之地更是未能幸免，大大小小的军阀拉队伍、抢地盘，在连续20余年时间内平均每年1次大规模混战，至于小规模冲突更是从未间断。但自始至终，川军各部都保持一种默契，那就是一旦发现外部势力侵入，立即停止对抗，联手将其驱逐，因此无论邻近的滇军黔军，还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势力都无法在四川立足。

1935年初，这种闭关自守的情况被彻底改变，蒋介石派出“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由其亲信贺国光率领抵达重庆，协助四川省政府主席、“剿匪”总司令刘湘行使职权，并可代替蒋介石拟定作战命令，交刘湘等川军将领执行，俨然就是“太上皇”的架势；此外参谋团还派出督查员、政训人员等，分赴四川各地，督查各路部队作战，并负责政治训练、收集情报等。“四川与中央脉络不通者，近二十年。中央之有正式机关入川，殆自参谋团始”。

那么，长期封闭的四川军阀，为何会允许“参谋团”这种机构入川呢？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媒体和舆论对于四川军阀的抨击就接连不断。1928年，新桂系首领之一白崇禧公开批评四川军阀“都是一些没有眼光和没有远见的人”。1931年，国闻周报》发文指出，整个四川因军人的统治简直是“漆黑一团之区域”。不仅省外人士，四川人自己也痛恨军阀政治，种种尖锐批评不绝于耳，成都市商会向刘湘发电表示“川民憔悴于虐政久矣”。四川旅沪同乡会指出：“盖防区不破，割据终成，一切罪恶，万难消弭”，对刘湘等四川军阀形成很大压力。

1932年日寇侵占东三省、举国同仇敌忾之际，在四川竟然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刘湘、刘文辉叔侄俩40余万军队在巴蜀之地大打出手，更是激起全国舆论强烈抨击，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指责说：“罔顾国难，藉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捐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考试院院长、川籍中央委员戴季陶更是严厉指责说：“此次川乱，双方死亡至少当在五万以上，军费消耗不知若干万，人民直接间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不能数计。倘以如此巨量之财产人力从事建设，恐国内之第一伟大建设当已完成”。

面对媒体和舆论的猛烈批评和抨击，刘湘等四川军阀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只能再三表示“统一于中央权威之下”，对“参谋团”入川更是不敢有任何推托。

中央军腾出手来，对川军形成强大压力

面对四川的割据自为，蒋介石早就有统一四川的图谋。只是当时中原大地还有冯玉祥西北军、阎锡山晋绥军和李宗仁新桂系等多股更强的势力，蒋介石无暇他顾。随着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晋绥军和桂军分别退回山西、广西老巢，再也无力与蒋争夺天下，蒋介石及所属中央军主力终于腾出手来，可以对川滇黔等偏远省份下手了。

1933年，川陕交界的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迅速解放了嘉陵江以东10余县广大地区，打得川军各部望风溃败。1934年秋，长征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经贵州、云南进入四川境内，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同时，中央军薛岳部10万精锐也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地区，迅速夺占贵州，对四川虎视眈眈。

刘湘虽然名义上是川军首领，但能够调遣的嫡系不足20万部队，装备低劣，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更无力阻止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得已之下，只好向蒋介石低头，对蒋提出派遣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指挥协调“剿匪”事宜的建议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