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解密：深圳城中村的11大家族与3万亿资产

　　深圳的有钱人都在哪？南山？粤海街道办？

　　不对，深圳的有钱人都藏在村里。

　　他们是深圳的原住民，他们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

　　3万亿是什么概念？深圳2019年GDP总量将近2.7万亿，也就是说，2019一整年所有深圳人创造的财富抵不上原住民资产的总和。

　　血缘和地缘是深圳最早开荒拓土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姓氏的人陆续在这里扎根，今天的深圳城中村内，仍然能看到64个家族的身影。在64个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十一大家族成立了391条村，今天在深圳的后裔多达24万人，总资产市值超过万亿。

　　深圳有多少原住民？

　　据《深圳城中村资源大全》一条村一条村的反复统计，深圳原住民总人数约为56万人，尽管深圳没有农村，但原住民仍然保留着“村籍”，村籍比户籍重要的多，村籍决定了谁可以作为公司股东。

　　城中村的财富和社会财富分布一样，收入差距巨大，有的村富可敌国，有的村濒临破产。

　　比如怀德市值有1000亿，每个股民分到2.5亿元。大冲旧改后每股年分红50余万。时至今日，大冲旧改还有一户业主拒不签字，开发商给他留了4000多平米的物业，价值5个亿。

　　与此形成极端反差的是，全市超过30家股份合作公司几乎濒临破产，账上没一分钱，某些公司反而欠了数千万甚至上亿贷款。某村长老泪纵横，苦不堪言：“咱们公司倒退了30年，还不如改革开放前——至少当时没有债务！”

　　01

　　财富何处来？

　　深圳在建立经济特区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或者叫地地道道的渔村。原住民们居住在近海处，靠捕鱼耕地为生，深圳这座城市，就是建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

　　蛇口水湾村被称作“改革开放第一村”。为了支持蛇口工业区的发展，当地的村民贡献出自己的土地和蚝田。从2.14平方公里到13.2平方公里，蛇口的不断“长大”一靠开山填海，二靠向当地村民征地。

　　没有了土地的收入来源，村民靠自己的积蓄和征地赔偿款盖起了小楼，并出租给外来的新移民，由此开始城中村慢慢形成。

　　八十年代中期，大量年轻人涌入蛇口，为了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招商局开始移山填海，兴建住宅区。虽然住宅区面积增幅巨大，但依然无法填满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需求缺口，城中村便成为外来人口的安身之地。

　　万科董事长郁亮曾说过，没有睡过城中村，就不能成为深圳第一代的建设者。

　　1992年《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发布，特区内原农民一次性转变户籍。2004年，宝安龙岗城市化改制完成，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此间十余年，集中建房遍地开花，楼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头。

　　当然真正让城中村成为航母的原因是不断上涨的房价。2000年到2020年，20年间深圳的平均房价涨了14倍。很多城中村原住民的家中或出租屋门口，供奉着土地神，两侧的对联上写着“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2019年，曾经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启动拆迁工程，此时白石洲旁边华侨城的房价每平米超过10万。旧改签约开始后，一条“白石洲拆出1878个亿万富翁”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没人关心住在白石洲里的15万深圳人何去何从，漂泊的人仍在漂泊。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最出名的口号，而真正让这口号落地的，是深圳的城中村。

　　这些夹杂在繁华的高楼大厦中间，独自热闹的城中村，如同自然中的湿地，为城市极度紧张的外部环境做出疏解，也为众多外来的年轻人提供了落脚之地，今天的深圳，有超过一半人住在城中村。

　　02

　　有了钱，怎么用？

　　由于城中村的经济组织仍然以集体经济为主，原住民的财富和集体利益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股份公司如何发展，如何实现财富增值成为原住民面临的新难题。

　　不同的股份合作公司结合各自特点，一直在探索多种经营模式。

　　一些公司的对外投资让人吃惊不已。

　　但大雾当道，也有一些探路者迷失了。某村收购一家国有基金公司，不到一年5000万元打了水漂；某区股份合作公司集合25个亿，以结构化存款存入包商银行，连本金也损失2.5亿。

　　从深圳10个区来看，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每个区至少有2-3家股份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玩法，加速转型升级。

　　03

　　一个难解的结

　　1992年，深圳成立了第一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经过两轮城市化农转非后，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都以“股份公司”的名义发展。

　　股份公司通过其集体的土地开展建设，办厂房、搞物业、做租赁、拆迁征收、甚至卖地卖指标来获得收益，再把这部分收益分给“股东”。

　　然而股份公司模式的探索，绝非一帆风顺。历史遗留土地物业，是村民和股份合作公司发展的第一道拦路索。300万平米公里合法外用地如何“洗白”，将考验各方博弈的智慧。

　　除了土地外，四大挑战如何应对，钱如何分好，使命愿景如何构建，各类问题交缠在一起，成为一个“难解的结”。

　　04

　　“仍然在病中”

　　30万苦苦在生存线上挣扎，宁肯挨枪子也要逃港的农民，摇身成为身家千万、坐地收租的“有产阶层”，很难想象，这一切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回顾最近40年中国农村的变迁，深圳的农村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所受痛苦最少，花费力气最小，时间最短，取得了最大的收益。

　　但这样成功和赢得彩票头奖一样，危险总是和喜悦相伴。

　　不少人完全不知道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每天没有事干，也不用干，而钱却滚滚来。一些原住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村里为他们安排工作，给比外来人高得多的工资，还是不愿意去。最可怕的是下一代不愿意去读书。为了避免一个富裕但是新的文盲阶层出现，有些村甚至强制把下一代送到学校，拿钱供他们上学。

　　一夜暴富背后，一代人恐怕都要付出代价。

　　今天的城中村改造，人们往往关注原住民拿到多少补偿，很少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生活在深圳，其实仍然很难走出当地的圈子，对城市生活的那套规则不熟悉，不适应。

　　他们和新移民生活在一个城市，却被一座看不见的墙隔开。

　　05

　　不被提及的一页

　　深圳的历史不止40年，深圳历来就是一个迁徙之地，在原住民的血与泪中，藏着深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沉浮。

　　先民们迁入深圳，为了避难和讨生活。

　　建国后，中英交恶封锁边界，由于两地的生活差距，大量人口外逃香港。

　　“很多逃港的人惨死在海滩上，或被枪打死，或淹没在海水中。他们的尸体，他们的血，就是邓小平说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一位深圳学者如此讲述。

　　逃港的人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目的——活下去。

　　1979年春节，安徽大雪，淮河两岸，村庄凋敝。

　　18位农民冒死按下红手印，不久后，包产到户一事震惊海内外，凤阳县小岗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块丰碑。

　　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温饱，虽具历史意义，但仍不是改革，更不是开放。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还要从深圳说起。1979年深圳通过“三来一补”引进外资，村民贡献出自己的土地，让工厂得以落地；在产业化和基地化后，1982年深圳成立股份合作公司，农民也可以成为股东。

　　这些今天看起来无比寻常的政策，在当时每一项都是惊天动地。

　　除了政府和集体改革外，原住民出于生存需要也进行着民间的实践。有村民去香港买泥头车运输建筑材料，有村民用《过境耕作证》在港深倒卖商品。他们冒着蹲大牢的风险，推动着市场化的商品经济。

　　数年前，莲塘村86岁的老书记万仲英，嘶哑着对作家陈宏说：“中国改革开放应该给深圳56万原住民立一块碑啊！当年，哪一条路不是冒着杀头、撤职、蹲大狱的生死危险杀出来的？”

　　万老眼泪吧嗒吧嗒地流：“我都80多了，再拖几年我们这些老人都死光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抢救不回历史！”

　　过去40年，深圳的城市化发展堪称是世界奇迹，城市化的背后是对城中村的不断挤压与改造，也许有一天，这座城市的新移民走在深南大道两侧，不会再见到和高楼相依相偎的城中村。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一张名片，它像电影胶卷一样，一帧一帧的定格了城市的经典，很多人惊讶于它的长度和宽度。但人们不知道是，最早的深南大道只有2公里，宽度仅够两辆卡车对开，那是原住民用铁锹和锄头，一寸一寸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