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诗意与大义

（图片来源：东方 ic）

云也退/文

就像一道光。在小说集《隐》（赵松/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的浓雾中摸索了好几晚后，我终于像抓到一道光似的，找到了一个话头：中国古代的那段时期，何以冠名为“春秋”？我想，自春及秋，就表示从兴到衰，从繁荣到萧瑟。在《隐》之中，衰的表征是乱，政治乱，道德伦理乱，还有战乱。除了题为“乱”的一则故事外，书中的其他故事里，也常能见到人物抬头观看秋的迹象，口称：世道越来越乱了。而在我看来，“春秋”一语的朦胧味道，正是诗性智慧的表征，也证明了“夏”人并非一族，而在其内部就有各种氏族，各种宗族组织，各种认同。

作家赵松，一方面有着“整旧如旧”的情怀，希望他的这些故事能保留《左传》等古籍原典传达的先民气质，另一方面又有心加入现代写作擅长表现的心理视角和感受力。就以先民的仪式来说，他对仪式中人的身体的刻画可谓一场冒险：仪式主要是身体的，身体则关连着感受；但人体动作又是最难形诸文字的。像这一段关于祭河神的，写来属实不易：“两个年轻船夫戴上鸟首面具，赤膊跳起了祭河神舞，他们动作异常缓慢，结束时，两个人相对跪下，默默对视良久，彼此相拥，然后又分开，同时伸出右手，把大拇指摁在对方的胸口，过了一会儿，再向后仰过身去，直到后脑勺贴在甲板上。”（《泛舟》）

这是“出神”，让人想起西方的萨满巫术，但与萨满不同，船夫似乎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狂喜而起舞。东方不欢迎个人的灵魂出窍，脱离肉体框架的束缚，因为它会冲击官方主导的与神灵沟通的礼仪性通道。中原人的“出神”，只能发生在祭自然山川的仪式之中，这种祭祀是为了公益，而非个体。

顺着这个切口，我们又可以注意到，河流在《隐》中出现得太多，它是最常见的先民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为了安抚像河神这种滋润万物而又脾气乖戾的自然神祗，古代世界的先民，普遍形成了牲祭甚至人祭的习俗，向神献上鲜活的血肉。他们的情感，一如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是“未受教育的”。不过，赵松善用第一人称的做法，让我们透过一台仿佛架设在人物内心中的摄影机，看到“未受教育”并不意味着不能体察自身。

另一类崇拜的对象就是鸟了。船夫身戴的鸟首面具可以渊源自殷商时代。鸟雀关连着自然界的山川土地，花卉果实，又像基督徒眼中的天使一样，成为中原人眼里承载自然神祗的信息的神秘生灵。被惨烈的战役吸引来的乌鸦就像是死神的使节，而野雉受了惊吓，在奔跑，在低飞（《新麦》），场景极为动人。鸡飞狗跳者，固然是人类活动介入大自然后引起的激烈反应，但在强国征伐弱小的背景下，雉鸡扮演的角色又似古希腊悲剧里的复仇女神，警告胜者而安慰亡灵。

赵松笔下的各种鸟类细节都大可玩味，而被他用作先民精神世界的“天花板”的鸟类，也是连接全书各篇故事的一条伏线的，就是鹤了，往往是人稍一抬头，就见有鹤不紧不慢地飞去远天。正如“闲云野鹤”一词所显示的，野鹤带走地上那些苦于乱世的人的目光；同时，谁若能懂得鹤的语言，能同它们交流进而饲养它们的人，则会被视为有通神能力的异人。当然饲鹤者都借以避离人世，因此又召唤出用作书名的“隐”。

《泛舟》一篇中，卫宣公的儿子太子寿不愿涉足政治的乱麻，喜欢和养鹤人混在一起，还特别亲近他的异母兄长。寿的弟弟太子朔后来即位，自己的儿子赤也和寿有同样癖好，朔用一种现代人的口吻无奈地表示：“我真不知道这种爱好算是天真还是愚蠢。”这些爱鹤的人物，包括同书名的那篇《隐》中的那位年轻的“精春秋”（精神上的春秋人）——他弃离了自家的产业也拒绝了投怀送抱的女人，埋头设计一只机械大鸟——都在这种鸟类身上寄托了一种超脱于现世的情怀，这种情怀像古籍的文字一样简质至极，几乎是复刻了一种发自天然的、拒复杂而求简单的本能。当然，太子寿的癖爱让他宁愿去主动求死，此中反映的“春秋大义”，比起熟读春秋的关羽的“义”来说，距离我们更为遥远，也更显得乖僻而不正常。

“隐”在字面上就是指《左传》开篇出现的第一个国君——鲁隐公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遐想不已的尊号。《隐》这一小说，用的是古今两个故事并行的写法。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鲁隐公来找一个驯鹤人探问神的消息。驯鹤人送他鹤，说鹤是他驯养的野鹤，隐公问：“它们只是路过，你就引来驯化，变成礼物，有些无情啊”。驯鹤人则说他“只是借用而已。”

这对话同样可以读出多种意涵。一方面，先民对于动物的态度，是可以兼崇拜、饲养和杀戮于一体的，因为崇拜的极致往往在于杀掉并吃掉它，从而让自己和它一体——这和西方酒神一类传说及其繁衍成的崇拜仪式都有着密切的对应。而另一方面，驯鹤人的“借用”一说也表示了一种敬虔自然之心，在他看来，自然永远高于人类，鹤和其他鸟类即便不是皈依自然的必要的交通工具，至少也能用它们来度化他人，让他们早早醒悟到这一点。

除了鹤，书中最常见的另一种动物就是龟了。龟与占卜直接相关。说起来，占卜之术在春秋还很发达，到战国就告衰落，秦汉以后则几乎沦为非法的勾当，个中原因一是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使得中原人民稍许脱离了蒙昧，二是因为，正如书中所表现的，占卜的兴盛中透露出整个时代的衰败气息：夏姬的同母异父哥哥蛮死时，据说从他的床下爬出了许多沉睡多年的乌龟，就跟在那些把蛮的尸体运去焚化的人后边。

虽然是“传说”，但传说却能反映出传说这个传说以及耳闻这个传说的人有着怎样的思想世界。许多乌龟赴死，把自己变成一副副神秘的裂纹，一个个预兆……一个预兆和神秘符码丛生的社会是怎样的一副画风，实在不难想见。

主要是为人君者去寻求占卜，而占卜的结果无论怎样总会让他们犹疑不定，心事重重。类似物理学上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占卜行为是个悖论，因为人不能因为相信占卜准确而设法趋吉避凶，于是，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占卜者就成了判官一类的人物。当君王仍然衷心匍匐在超自然力的脚下的时候，他们尚能像依赖自然神祗，以及像奉祀神话或半神话的王朝建立以前的祖先人物（三皇五帝之类）那样来依赖占卜者的作用，但当文明持续发展，王权也在扩张，君王们就不愿意消极接受，而是想要控制那些过去处在超人力控制范围下的内容了。

在《新麦》一篇中，晋景公做了噩梦，次日就找来了巫师问卜。巫师用蓍草卜卦，得“剥之晋”，巫师惶恐地告之以实话：“请主公恕罪，您恐怕吃不到新麦了。”景公愠怒，让巫师退下。那之后，卜筮开始“生效”：他很快苍老了，“形容枯槁，像个睁着眼睛的死人，眼神茫然，像两个幽暗的空洞”。然而景公却让手下尽快从吴地运进一些新麦，当麦在入冬前运到时，景公召来了巫师，给他看新麦，让他吃下所有用麦做的炒面，最后将他腰斩。这段极精彩的故事，就是世俗君主克服传统的敬畏心，而向超自然力发动的一次征服——以君主的“惨胜”结束。

中原的先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起源”之人，更不知道后人会从怎样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处的时代。事实上，不管是在埃及、在地中海周边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或是印度，哪里的先民都会关切那个与他们的食物供给休戚相关的春夏秋冬，进而像怀特海所说的那样，一步步抽象出季节和日月年的概念，去体会“自然的周期”。他们不太容易去欣赏季节的美学意蕴，像是春日的明媚，秋季的零落之类。诗意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然而，我们这些站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来得太晚的人，在使用“春秋”一词时，还能否接触先民的体验，与那个“诗性智慧”相遇？

中国的神灵和人类之间向来缺少一清二楚的界线，所以，西方那种创造、赋形的隐喻，在我们的先民世界里并不存在。但这本小说却将这个隐喻混了进来，只是把创造行为模糊地解说为是“天地分解”所引起的——这也算是为“诗性智慧”扩了容。四季的轮转，草木的荣枯循环，是农业人民最直接的体验，而在《隐》中还有很多与此不同的景观叙述：“很多的山。它们看上去好像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正在生长中的，每座山都生出了另一座山，它们又是相连的，没有哪座山是孤立的，说到底它们是互相生育的，看上去是那么相似，可仔细观察又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也在相交中生出数不清的树木，而那些树木……形影不断地重叠着交错着……在山脚下不远处，是弯曲的河流，有很多条分叉，时分时合……”（《新麦》）

山在互相繁殖，树木交错，河流“时分时合”，成为网络——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万物都没有唯一的起源。但始终有一种力量却在奔涌，犹如天上划过的彗星，不知道会让哪一块土地遭殃。对于弱国来说，强国就是自然中孕育的那种难以预测的力量：随国人觉得“楚国的大军像徒然改道的大河，浩浩荡荡地涌入了随国”，他们就以当年禹王治水的智慧以“顺势而为”待之，从而总能击败来犯的楚军，让楚人觉得自己是野牛，随国人才是强大的猎手——暗喻着人对自然力，是有办法克制的。

楚国原是蛮人，较晚加入中原争霸；而《兰》中的郑国人，面对的是同属周王朝苗裔的晋人的进攻，则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以严整的撤退来应对来犯晋军的喧嚣。他们反而同情晋人，觉得他们有一种“丢了魂儿的焦虑和浮躁”，“无能狂怒”而已。这当然是一种贵族的态度。可是，正是在这些高贵的氏族之间的打斗中，中原先民的礼仪道德，风俗秩序开始衰败。

而更明显的衰败原因，当然就是书中无处不在的氏族内部和族与族之间的杀戮了。尤其在读到血亲之间的残杀时，我就想到那些互相生育、时刻在生长的山林，它们难道不也隐喻了父子兄弟之间的那种关系？父生子的同时也被子所生，正如父杀子的同时也受到被子杀的危险。《子见南子》一篇中，孔子对子路“卫国有希望吗”的回答是“只要是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就有希望。”

可是当子路问起南子，这位母亲“像个母亲吗”的时候，孔子笑说“她只是个次要问题。”孔子言不由衷，他心里清楚，女人是各种乱象的根由之一，可是他完全对付不了这些。对他来说，他穷其毕生所做的，都架不住《大雅·文王》中的一句“天命靡常”：天的意志不会固着于某一个朝代。天若要亡一国一君，可以假任何一种手段，尤其包括女人。

美好的田园牧歌仅存在于文字和遐想之中。可是在一片“乱了乱了”的哀声中，孔子还一厢情愿地相信着曾经的理想社会的。西周曾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维持了两个世纪的安宁，这可能吗？孔子认为可能。在《子见南子》的末尾，子路和老师坐着马车走在月光下，两个人各自都确立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子路决心“用世”，介入卫国政治，而孔子则决意带着他的相信归隐，他低声吟唱的《采薇》，被子路听见了：“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