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前就已放缓，而疫情在许多方面成为趋势的催化剂。在过去的一年中充斥着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声音，但实践表明，践行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那么，全球化未来的走向如何？如何重塑国际金融框架、完善全球治理体制？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12月3日在博鳌亚欧合作对话特别会议的“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前景”主题研讨环节，分享了他对推进全球化的一些想法。
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为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可以重新考虑设计多边机制，更好地协调央行与财政职能，推动布雷顿森林机构小步向前。
他分享称，近几个月，20国集团（G20）就重债穷国问题发起讨论，并提出了缓债倡议（DSSI），并于上个月发布了关于DSSI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他认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多边举措”。
但周小川同时表示，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DSSI也许还不足以应对高债务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之下。
“G20因此重点研究了使用特别提款权（SDR）的可能性。一种想法是，通过建立特别提款权池子，让一些国家把自己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放入池子中，其他一些国家可以使用。这增加了使用特别提款权的灵活性。尽管就此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我们确实可以重新考虑和重塑支持机制，来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周小川表示。
周小川还就现行全球机构处理全球问题的不足分享了看法。他认为，很多国家通过量化宽松或扩大财政赤字来提振经济。但是，国际上并没有具备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门职能的机制。
“在一些情况下，比如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影响到财政稳定性的事件时，或面临金融机构破产等问题时，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机制和机构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但在过去这么多年间，我们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周小川说。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周小川表示，不管在组织上还是定义上，IMF都尚无相关能力，很多人希望看到SDR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迄今为止，进展十分有限。
“我个人一直建议，可以先把特别提款权当成一个记账单位，用于财务报告和统计体系。如果考虑使用特别提款权，那么应该有特别提款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然而，现今金融市场上并没有挂出这样的汇率。因此，可以考虑在这方面逐步往前推进。”他称。
周小川补充称，当前，全球化的气氛欠佳，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使许多国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进一步加大。“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路来推动一些多边机构小步前进。”
在他看来，全球“确实需要考虑，能否允许布雷顿森林机构具备有限度扩大货币供应的能力”。
周小川还强调，全球可以从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的职能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从全球看，我们没有欧盟那种程度的高度一体化，但全球化也意味着各国相互连通不断加大，亚洲经济体正在积极推进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基于此，周小川建议各国从欧盟一体化中学习如何推进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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