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峣《道教玉法印初探乙编——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

道教玉法印初探乙编

——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

杨峥峣

下面这篇小文，实际是为写《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一文做的附带思考，所以主要以道教玉法印为主，几方佛教玉印只作为参考。资料以杭州宋代玉器艺术馆《宋代玉印，你见过多少？》一文为基础，又添加一部分旧传为明代玉印的资料。我以为器物的断代，是进行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础，然而释道玉印由于常作为镇山之宝代代流传，其来历，即传说的年代往往模糊并普遍存在夸大。本文对一部分玉印进行风格上的归类，从而进行分期。这种方法是直观的，尚缺乏文献上的参照，只能作为一次粗糙的尝试。

本文涉及的释道玉印有：1.贵溪龙虎山六方（其中三方“阳平治都功”印，关系最乱）。（图2-1）2.句容茅山一方（“九老仙都君印”，传为宋徽宗赐）。3.遂宁广德寺二方（“敕赐广利禅寺观音珠宝印”，传为宋真宗赐；四国文玉印（“敕赐广德禅寺”），传为正德八年赐）。4.黄梅五祖寺一方（“敕建天下祖庭五祖大满真身宝印”，传为宋真宗赐）。5.十堰武当山一方（“都天大法主宝”，传为永乐间赐）。6.郧县出土一方（“都天大法主宝”，或以为洪武间物）。7.耀州药王山一方（“敕封妙应真人之印”，传为宋徽宗赐）。8.泰山清顺治十一年出土一方（“天仙照鉴”，或以为宋真宗所瘗）。元明御赐玉印，西藏所存最多（俱属藏传佛教），但相对有条理，这里只涉及内地玉印（本文实以探讨道教玉印为主，这些道教玉印都属于法印），从赐予的传说上看，这些皇帝往往年祚较长，且普遍对佛道二教有好感。明中期诸帝对释道的尊崇可谓极盛，但他们知名度都相对低，除正德外都没有出现在上述传说里（这从侧面反映了正德御赐这一材料的可信度）。选择在民间传说中脍炙人口的帝王作为主人公，于宣传效果最好不过了。

图2-1

把上述十四方印年代打乱重排，可分为四期：

• 宋元印二种（滥觞期）：

龙虎山直钮“阳平治都功”印与茅山直钮印，是真正的早期印。苏迅先生《张天师的玉印》、赵川先生《道教阳平治都功印初探》（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6期）皆以为此印可能就是周密《云烟过眼录》中著录的“祖印”，对此我很赞同。赵文又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九“张继先”条，判断此印作于宋神宗时。通过对比《中国历代篆刻集萃》“保捷第一佰三第六指揮使朱記”（庆历八年）形制，也可信。（图2-2）茅山印印钮较细长，似乎不到宋代。且同为“茅山四宝”的玉圭，造型规整，首部较短，同形制者多出于明墓（梁庄王墓等，大墓常出），而贵溪元代张天师墓的玉圭形制差的就比较多了（应该是明器，制作粗糙，未必足据）。（图2-3）又经对照《新定三礼图》（通志堂本）与《三才图会》的玉圭，可以得出一个感觉：明代玉圭形制更谨严，且首部变尖，正与茅山圭相近。宋代的玉圭更像明代的玉璋，其实就是所谓茅山“玉符”。茅山“玉符”和玉圭的组合，实际是明代璋和圭的组合。如此，可以作证茅山印年代，定在元末明初较适宜（此一佐证成立的前提，是茅山印与“玉符”、玉圭同时赐予）。（图2-4）又有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拍白玉卧龙钮“弘阐佛宗”印，看风格一般归为元代押印。（图2-5）但审此四字印文文辞，在明代御赐印里盛行。参见《弇山堂别集》卷十一“赐印记”条最详。元代赐道教印文辞，见《道家金石略》“金元正一派”“上卿真人张留孙碑”中元仁宗赐张留孙玉印“玄教大宗师印”（转引自《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一章第一节），元代佛教御赐印在西藏有不少实物，也少见类似的文辞。我判断此印应属明初（也存在后刻印文的可能）。龙虎山直钮“阳平治都功”印，很可能是代代相传释道玉印中最早的一方，流传近千年而不失，真无上秘宝！在明代，龙钮印是它的复制品，在道脉传承上远不及直钮印珍贵。但今天很多人只知道评为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龙钮印，反不知其祖印，可谓本末倒置了。

图2-2

图2-3

图2-4

图2-5

• 明中期（成化、弘治为主）（发展期）：

即龙虎山龙钮“阳平治都功”印与虎钮“阳平治都功”印。此二印玉质皆极佳，印台、篆形、尺寸几乎相同，惟钮制有别。据《七修类稿》等明人笔记数种与《汉天师世家》，成化或弘治年间赐给龙虎山一玉“阳平治都功印”（见拙作《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但并未提及钮制。不过，我确信御赐这方印是龙钮的。原因之一，龙钮玉印于礼制关系甚大，非御赐不能用。原因之二，龙钮印在天师府张家一直极受珍视，清光绪《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法印”条，开列四方“嗣爵”外出，需要“携以自随”的四方“阳平治都功”印中，唯独的两方玉印即祖印与龙钮印。所以必是御赐无疑。虎钮玉印是龙钮印的复制品，不在四方最尊贵的印之列，我以为这方印很可能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镇山印”三颗中的“玉大阳平治印”。因为这方印较祖印大了不少，甚至比龙钮印还大了1毫米（可能是复制时的误差）。这方印既然不是御赐，便是私造，私造成这个水平实在难得。至于为何要造成虎钮，非御赐不用龙钮自是原因之一。另外，可能是为了配套龙钮，凑成龙、虎一对，正应龙虎山名字。此印刀工利落，做工精湛（尤其是印面处理），和龙钮印相差无几，与下文将述及的全盛期玉印明显不同，我以为可能和龙钮印年代相当，亦属明中期。此老虎造型又能作诸多圆雕老虎的参照物。拙作《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中介绍的龙钮“佛法僧宝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亦可以补这时期的材料。（图2-6）

图2-6

• 正德、嘉靖间印六种（全盛期）：

先论十四方印中的五种（有释有道），在印面布局、印边图案、印文篆形、钮形等方面，有着微妙的联系，应该归在一组，属同一时期。列叙其关系：广德寺二印，一传为宋真宗时，一传为正德八年。其中四国文玉印属正德年间的御赐颇可信。正德年间，无论铜炉、瓷器都常见阿拉伯文，造四国文玉印也属常理。这方印的是一组五方印中唯一可以确定准确年代的，作为这组断代的标尺。广德寺观音珠宝印是兽钮，其印文一观便知是明清物。此印“敕赐”二字写法、印边图案的布局以及印文行文习惯，都和四国文玉印相似，实际是同时期物。五祖寺印印文开头是“敕建”，和广德寺观音珠宝印一样，都刻在印边上。此印印面布局和文字篆形同于广德寺观音珠宝印，年代相当。郧县与武当是近邻，同出“都天大法主宝”印各一枚，郧县虎钮，武当玄武钮，本以为差距很大。但细观印面，两方印字体构型实在极相似，印边和字体粗度相仿，风格完全一致。但细观又不出于一个母型，因为郧县印“都”字“者”部上方内拐，武当山印则外拐。郧县印印面也比武当山印长2毫米，且前者正方形，后者长方形（长宽只差0.3毫米）。由印面关系，可以判断，这两方印年代相近，其中又有一方对自己的范本做了改动。最后，前述三方佛教印与后面两方道教“都天大法主宝”印关系的纽带，在于五祖寺印和郧县印的印体。这两方印都是侧头的虎钮，身躯较臃肿，头大脖子粗，张嘴露着牙齿，显得肠肥脑满。此外，印台更是直观证据，这种上半部分圆弧向内收的印台可不多见，论及这么多玉印中，仅此二例。不论传说如何天花乱坠，种种微妙联系，还是把这五方印归在了同一时期，可参照的绝对年代，应是广德寺四国文玉印的正德年间。（图2-7）实际上，类似风格的道教玉印中，理应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嘉靖年间（只是目前尚未发现多少）。正德年间在道教史中几乎可以一笔带过（可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大事记”），但嘉靖朝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以往的明代皇帝释道兼重，他则是独尊道教，此处不多论。他的另一大特点是对玉的重视（道教传统本就重视玉），据《涌幢小品》卷三“国宝”、“红黄玉”两条中对玉玺、玉爵的选材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对玉器的热忱和挑剔。嘉靖年祚又远比正德长，嘉靖的释道玉印数量多就很正常了。另外，耀州药王山“敕封妙应真人之印”，印面以铜修补，不足为据，只能根据印体断代。此印的印钮很寻常，故宫和西藏都有出现（“灌顶净慈通慧国师金印”在永乐九年），这种印钮似乎就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中所说的“灵芝如意钮”，这种印钮终明之世皆有，变化不大，难以断代。幸好此印上还带有云鹤纹（希望是原刻），这种纹饰本身就具有浓烈的道教风味（宋徽宗有瑞鹤图），常出现在明嘉靖年间的器物上，这里举出一件珐琅器，一件漆器为证。（图2-8）至此，我们统观全盛期与上一时期即成化、弘治间发展期的不同，很容易发现：1.发展期印台普遍偏扁，且宽大（印钮比例小），延续元代以来押印的风貌；到此期印钮与印台面积差距缩小了，印台也普遍偏高（以广德寺观音珠宝印、武当山印最明显）。2.发展期印钮动物形态庄重威严，像石像生一样对称设计，有庙堂之气；到此期印钮动物不对称了，显得随意（以五祖寺印、郧县印、武当山印最明显）。3.无论发展期还是全盛期，目前发现的玉印都出于御赐，体型都很硕大，不惜工料。应该代表同时代玉印制作的最高水平。不过，全盛期的玉印做工还是粗糙了不少。

图2-7

图2-8

• 明晚期及清代（衰落期）：

龙虎山剩余三枚法印。“五岳真形”印（做工寻常，只5cm见方，必是私造）看印钮可能早到晚明，剩余两方都应是清代物（其中双龙钮者颇精，9.7cm见方，应是清中期官造，可能与下述清代“阳平治都功印”有联系）。此外，北京保利2016年秋拍出现一方白玉双龙钮“阳平治都功”印，印面翻刻明印而略小，应该是清中期御赐，可以补这一时期资料的不足。（图2-9）嘉靖朝是道教在朝廷地位上最后的辉煌，此后一落千丈。这时期的道教玉法印，不但数量少，而且体量小，做工差，明显以私制为主。明晚期商品经济渐兴，玉器总量兴盛，为这种私制创造了条件。但这些道教玉法印的水平还不如文人玉印高。这使我们不禁发问：明晚期的玉法印还是属于大型道观或真人、高士所专有吗？抑或是普通道士也可以拥有。明晚期优质玉器较明中期容易获得的多，玉器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是有钱就可以置办的。大型道观、真人高士完全有能力置办更高级的玉印，但他们为什么停止了对玉印的渴望，使玉法印流传变少？这说明，随着嘉靖以后道教在朝廷的失势，玉法印也走下神坛，失去了标示身份的意义。新制成的玉法印，法力较铜印并无特异之处，而且笨重、易碎，反不如铜印、木印实用。这再一次印证了拙作《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中对玉法印用途的设想。至于形似玉玺的清代“阳平治都功”印，可视为极个别的封赏。

其他：十四方印中十三方或者相互关联，或者有较强断代因素，只剩下泰山“天仙照鉴”印未尝探讨。此印形态晚期仿汉鼻钮印，仿得如此相近，宋代是很罕见的，在明代却常见。晚明顾氏《集古印谱》一出，更使此风大盛。印文中，“天”、“照”二字上下中分，也是明代的风貌。结合上述诸印总结出明嘉靖及以前释道玉印皆出御赐（达到官作水平的虎钮“阳平治都功”印除外），体量硕大的规律。大略地把此印归在明晚期为宜。由于和前面这些印风格关联不大，入附录。（图2-10）

图2-9

图2-10

这四期玉印，基本可以概括宋明间道教玉法印的大貌。嘉靖以前，道教玉法印有极强的地位标识作用，几乎都出自御赐或与御赐有密切关系。凡出现一枚皆体量硕大，制作精致。这些玉印理应集中出现，即对道教格外青睐，甚至于打破礼制的朝代（成化、嘉靖等）出现密集。嘉靖以后道教玉法印规范消失。整个道教玉法印实际上也是一部道教政治地位的沉浮史。不光如此，在整个明中期，玉器稀少，玉押风气渐弇，文人玉印尚未流行。明代宫廷玉玺印又几乎不存，上述几方道教玉法印几乎成了明中期玉印章的孤例，是绝对的标准器。

对内地释道玉印研究的构想：由于身边书少，时间有限（11月初起近二十天），我所利用的材料是很匮乏的，有不少是对人家既成文章的转引（皆标明出处）。还有一些原始材料，由于限于篇幅，没有大段引用，只简要说明并标明卷数，以便查考。未来如果对这一方面进行系统研究，首先要尽量竭泽而渔，对实物资料尽可能搜罗（这些资料大多数存在有名一点的道观和地方博物馆，不容易检索），然后与相应的名山、寺观方志，地方金石志和《道家金石略》等书所收碑刻材料等作比对，如果可以幸运地发现可信来源，那就相当于提供了一把准确的标尺（如龙虎山龙钮“阳平治都功”印、广德寺四国文玉印），标尺多了，对这方面的断代工作就变得越来越精确。不过，要探讨这类印章地位、用途等较深层的因素，就不得不依靠文献资料了。根据这几天形成的一点经验，正史往往失载此类材料。明清人笔记、各种方志及《道藏》里资料反多。当然，这些资料实在浩如烟海，也需要更仔细的鉴别。

附录：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断代，在形态方面尚可以参考明代宫廷玉玺印。我收集了六方的图片做资料，有四方出自故宫，两方出现在拍卖会。搜集应该不全，现在一股脑附在这里做参考。要注意的是，上述印章印文与印章本身往往时代不一。其中，仁孝皇后谥宝和崇祯玉押应该是一致的。“慈圣钦书”应该属于万历生母孝定李太后（《明史》又有孝贞皇后王氏，“正德五年十二月上尊号曰慈圣康寿”，但没有提到单称“慈圣”的，应该不是），此印和“大观宝瑑”都制作于元到明初，被后刻。“隆福徽音”印体年代稍晚，但应该早于成化弘治间的龙钮“阳平治都功”印。交龙钮未刻章对照西藏元代、明初交龙钮印，大概也在明中期之前。（图2-11）

图2-11

2020年11月18日

都门阳阿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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