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敌国的大奸巨蠹——和珅

和珅(1750-1799)，清朝满洲正红旗人。钮枯禄氏，字致斋。生员出身。和珅凭籍世袭职制，于乾隆时由侍卫擢升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二十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被封为一等公。高宗晚年，对他倚任极专。和珅任职期间，植党营私，招权纳贿。仁宗恨其专横，一俟高宗死，即宣布和珅二十款罪状，责令他自杀，抄没他的家产，发现他家产极多。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

01、应对机敏 初蒙圣眷

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钮枯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其父常保本是不知名的副都统，和珅少年时贫穷而无所依恃。至乾隆中叶，还不过是八旗官学生，只中过秀才。以这样的基础，和珅要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却沾上了祖上的光，而开始摆脱困境。由于他的高祖尼雅哈那有军功，故他在父亲死后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之爵。这个世爵给和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人，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银160两，米180石，和珅有了这笔固定的收人，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这一世爵给和珅在政治上带来了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因为他的高祖是开国功臣，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因此和珅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授三等侍卫，旋补粘竿处（其正式名称是上虞备用处，）侍卫，其职责是协助侍卫处扈从皇帝。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是和珅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和珅巧逢机缘，得见天颜，奏对称旨，甚中上意，从此便攀龙附凤，飞黄腾达。这种突然的时来运转，可能和珅自己也未曾料到。

一日，乾隆帝大驾将出，仓猝间求黄龙伞盖不得，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是谁之过欤？”皇帝发怒，非同小可，一时间，各员膛目相向，不知所措，而和珅却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楚，语言干脆。

乾隆皇帝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说话人仪态俊雅，气质非凡，乾隆帝不禁更为惊异，叹道：“若辈中安得此解人！”问其出身，知是官学生，虽然学历不高，但毕竟乃读书人出身，这在侍卫中也就属凤毛麟角了。乾隆皇帝一向重视文化，尤重四书五经，对一些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生员，当然更加另眼相看。所以一路上便向和珅问起四书五经的内容来。这和珅原本不学无术，可对四书五经倒 稍能记忆，居然“奏对颇能称旨”。至此，和珅进一步引起了乾隆帝的好感，遂派其总管仪仗，升为侍卫，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一次偶然的机遇便这样为和珅铺平了升迁之路。

耐人寻味的是，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第一声叫喊，便是整人之语。仓猝间一时未能找到黄龙伞盖，这本为小事，然而和珅却小题大做，以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势指责起“典守者”来。“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一语双关，它不仅是对“典守者”的指控，也有自荐其能的含义。和珅在乾隆面前第一次亮相，便已表现出不善品性，露出踩在他人肩膀往上爬的端倪。可惜，此时的乾隆帝对此已不可惜。 能有所觉察了。过了几十年天皇老子生活的乾隆帝，此时更是充满虚骄之气，对一些生活琐事变得更加挑剔了。可能和珅对此已鲜有所闻，因而才敢于放胆而言。结果倒真地获得了皇帝的眷顾，并取代了原来的仪仗“典守者”。

陈婥之《归云室见闻杂记》中也载称：“和珅起自寒微……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替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戏旋时，迁其官，未几蹑居卿贰，派以军机，凡 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熟谙四书五经的乾隆皇帝当不会不知孔夫子的这些教训，按照传统的看法，和珅的“矫捷异常”本非什么好兆头，可乾隆帝恰恰欣赏这一类人。这也正是和珅后来专宠擅权的客观条件。

02、青云直上 权倾朝野

和珅自从随驾蒙皇帝赏识，便很快青云直上，连连升迁。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的正月，和珅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授内务府管部大臣，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四十二年六月，转左侍郎，兼署史部右侍郎，十月兼步军统领。四十三年，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四十四年，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四十五年，更是和珅的春风得意之年，这一年，和珅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

这一年5月20日，乾隆帝又特下御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 臣，举行指婚礼。”这十公主即和孝公主，为乾降帝最为钟爱之幼女。乾隆帝因其貌酷似自己，故尝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为储。”和孝公主性刚毅，能弯十石弓，少尝男装，随父皇较猎射鹿，故更令乾隆喜爱。乾隆肯把这样一位心爱的宝贝女儿下嫁给和珅之子，井钦赐其名，足见和珅得宠之深。四十六年，和珅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四十七年，和珅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赏戴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和文渊阁提举阁事。四十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十一年，晋文化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五十三年，封三等忠襄伯，赏紫缰，此后不断增兼新职。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于乾隆五十四年娶十公主后，封固伦额驸，授御前大臣。不久，擢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和珅之弟和琳原系一小小笔帖式，仗兄之势，也不断升迁，任至尚书、总督、都统，督办贵州征苗军务，卒千军，晋赚一等公，以其子丰绅伊锦袭爵。

阅读上述五花八门的职、爵，是令人厌倦的，这里不过意在说明和珅升迁之快，恩遇之隆。他差不多无年不升，其升迁周期几乎是以月计算的。堪称创历史纪录。

和珅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宠信而位极人臣，成为主持朝政的名公巨卿，并非因其有什么文韬武略，立过什么丰功伟业。论才学，他仅是一个名落孙山的文生员；言治政，他屡屡出现问题，曾不止一次因“抚同瞻徇”、“拟罪轻纵”、“回护”劣员而遭帝训诫；至于武略，其水平更为低下。乾隆四十六年夏，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帝命和珅、阿桂统军征剿。和珅先往，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以邀功，结果遭到失败，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匿败不报，又归下。

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无论资历、人品和才干，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可是后来在受帝宠幸方面，其他人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珅。和珅究竟凭什么博得那位并非昏君的著名的乾隆皇帝的专宠呢？

其实，和珅蒙帝特宠，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并非不可思议。和珅虽然既无资望，又无治国之干，但他却有一套远非他人可比的特殊本事，即长于揣摩窥测，谄媚逢迎，玩弄权术。此等人虽不堪治国，但却善为身谋。

乾隆皇帝虽称“英明老练”，但在其统治后期，随着年事已高，骄心暮气日渐滋长。他曾自诩建立了“十全武功”，认为历代帝王都不能与自己相比。前期的一些成就，后来几乎都成了乾隆皇帝自我陶醉的资本。这样，乾隆帝早年本来就有的骄傲和挥霍倾向，后期则更趋严重。如果说早期的乾隆帝是“英明干练”的话，晚年的乾隆帝则是昏愤怠倦的。他好大喜功，喜谀恶谏，贪财好货，爱摆阔气。 而和珅正是在准确地揣摩把握乾隆帝心理意向的基础上，投其所好，曲意迎合， 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所以才取得乾隆帝的欢心和宠任，并将其一直保持到乾隆帝升天之日。

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意欲增兵，曾征询阿桂意见。阿桂认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甚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于万两”，请求不再增兵。这意见本来是很有道理的。而和珅因深知帝必欲增兵，故与阿桂相反，而极力赞成之，因而使乾隆帝大为欢心。

乾隆帝喜欢游山玩水，和珅便极力迎合和诱导之。他为皇帝监造龙舟，穷极华丽；巡游江南，铺张备至，挥霍银钱无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乾隆皇帝玩，得很高兴。和珅亲自主持备办乾隆皇帝七旬、八旬两次万寿庆典和千叟宴，规模盛大。

为了备办贡品，“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给全国人民带来很大的骚扰和痛苦，但却使得乾隆皇帝大为开心。

和珅利用手中掌握的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权力剥削商民，将勒索所得解送内库以供乾隆帝任情糜费。皇帝恣意挥霍，不乏财源，对和珅所出之力，深为感念。

至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和珅是不会考虑的。只要使皇帝欢心，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什么事都肯干，什么手段都肯使。和珅已经做了军机大臣，但却仍象当年担任皇帝的近身侍从那样，对乾隆的生活起居照样关心亲予其事，无微不至，备极殷勤“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和珅本来相貌俊雅，口齿伶俐，其谄笑奉迎之态，定可甜怅可人，这对于已具老年心境的乾隆皇帝来说，其感化力量可想而知。和珅的悦耳之言、悦目之态，给这位耄耋老人带来了莫大的抚慰，他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也越来越离不开和珅了。

和珅本来机灵乖巧，再加上对乾隆帝长期的细心观察研究，因而他对皇帝心理的揣测，几乎达到了细致入微、出神入化的程度。野史中有一条颇为有趣的记载：“古时顺天乡试《四书》题，皆由帝钦命内阁先期呈进《四书》一部，命题毕仍发下。乾隆乙酉科乡试，内监捧《四书》发还到阁时，珅探问帝命题时情状，内监言，上手披《论语》第一本将尽矣，始欣然微笑振笔直书云。珅沉思良久，遂知为或《乞酪焉》一章。盖｀乞酪＇二字中嵌｀忆酉＇字在内也。乃密通信于其门生倩人预构，获褐者甚众。”如此事属实，和珅之善测帝意，真可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以这样的功夫，再加上一副不顾廉耻的厚脸皮，和珅焉能不备受皇帝宠信？

得宠便能升官，升官即意味着掌权，更何况和珅所任之官多而且大，基本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而和珅又善于弄权，因而自然成为一名权倾朝野的人物。

大凡奸恶之臣，不仅懂得如何去攫取权力，又懂得去如何扩大权力。同样的职位，一到他们手里，便格外生色增辉，他们可以把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奸恶，令人生畏。无耻小人因畏而趋炎附势；守正君子虽不去趋附，但往往因畏而避而远之；而敢于无畏地去反对他们的人则难得出现，又往往势孤力单，难以与奸恶较量。这也正是古来人小得势、君子受气的原因所在。对于和珅的品性及其影响，连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都看得很清楚，称其“宠幸无比，为人狡 酷，善于逢迎”。“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故使国家政事“间多苛严”、“人怀不安”，朝廷上下一片紧张的气氛。和珅“机械百出，无形无声，非可意料”。对于不附于己者，他伺机激皇上之怒以陷害之；对于纳贿者，则巧为周旋，或故意拖延其事，待皇帝怒气平息后再去上奏或为之说情。

和珅妒贤嫉能，排除异己，挟私报复，屡兴大狱。如李侍尧曾以担任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颇得乾隆信任。在其担任军机大臣期间，说“儿畜和珅”故和珅对他恨之入骨。于是便上疏弹劾李侍尧，说他贪私索贿。乾隆帝派他去云南查办。他经过详细盘查，并未查出什么私弊，便把李侍尧的仆人抓来，严刑拷打，终于从仆人那里逼出口供。和珅遂以“贪浊无厌”、收受属员贿赂为借口，将李革职下狱，并力请乾隆帝将其处死。后来，因李系功臣之后，才幸免一死，但家产全被籍没。

后来，随着和珅权势的不断增长，凡在军机处、内阁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如阿桂、福康安、王杰、董诰、刘塘等，儿乎都成了和珅攻击的对象。为免遭陷害，阿桂虽然德高望重，对和珅也是“刻刻防之”，其他官员更是“循循如属吏”。

乾隆五十一年Cl 786年），倒真出现了一个不畏和珅权势的人。此人乃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他上疏弹劾和珅家人刘全（绰号“刘秃子”）衣服、车马、居室逾制，而实际矛头则指向和珅。曹御史冒死上疏，深知此举的利害，故曾和同乡好友侍郎吴省钦密商。不料吴飞速驰告随帝巡幸热河的和珅。吴卖友求荣，由此也可见和珅权势之大。上奏之后乾隆帝百般袒护和珅，无理训斥曹锡宝。刘全“交接士大夫，纳贿巨万，造屋便逾制，僭如王侯气度”，但和珅早已密令 “刘全折毁如制”，衣服、车马有逾制之处，“皆匿无迹”。至此，曹锡宝只好“自认冒昧”。

乾隆帝下谕斥责他“以虚奏词人”，将其加恩改为革职留任。结果，曹锡宝“黄皮子没抓住，倒惹了自己一身骚”。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尚且如此，此后更没人敢说和珅一个不字了。

03、弄权纳贿 蠹国病民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珅便肆无忌惮的招权纳贿，结党营私，聚敛财富其贪欲之强，胃口之大，古往今来．几乎无人可比。

和珅收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向官员索贿。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珅纳银献贿。不是和珅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可能久留，甚至被和珅阴使诡计而遭革职遣戍，直至处死。

兵部侍郎玉保，系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颇有才干，为乾隆帝所帝识，欲用为山西巡抚，但和珅因已受另一人之贿，故荐“其资格较玉某为深，上从和言”，玉保因此气愤成病，四十岁即去世。

“江苏吴县有石远梅者，业贩珠。恒怀一小笸，锦囊珅裹，赤金为丸，破之则大珠藏焉。重者一粒值二万金，次者值万金、最轻者犹值八千金。士大夫争购之唯恐不得。问所用，则曰将以献和中堂也。”这则史料，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士大夫争相向和珅行贿的情景。

和珅受贿，额额巨大，“如以数万金进，不值一盼也”。宁羌人张某以守备罢归，陕西巡抚某让他以二十万金馈和珅。投书后，日侦探不得消息。费银五于余始见一服华丽的少年奴仆从和珅府第出来，问所献之金是白是黄，某以银对，此奴不屑一顾，命人收在外库。他们视白银为粗货，视二十万金为小数。行贿者以为这少年奴仆非司阉即和珅心腹，有人笑着告诉他说，此重靖（被其他奴婢所驱使的奴婢）耳，其心腹司阉，岂数千金能见颜色？”此人奉上二十万金，又付出五于余金的“关节费”，连和珅的真正奴婢都没得见上一面。

就连宫中的贵要、龙子龙孙都不得不向和珅行贿送礼。皇子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被迫把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了和珅。从乾隆四十年代以后，和珅之府几乎成了一个卖官鬻爵的交易所。身着仆服前来拜谒送礼的官员络绎不绝。当时曾有诗叹曰：绣衣成巷接公衙，弯弯曲曲路不差。莫道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由于“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货进”，于是便形成了政以贿成、吏治败坏、贪风日炽的恶浊的政治局面。当时，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如昏庸无能的苏凌阿，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从吏部员外郎擢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再迁户部尚书，后晋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他贪庸异常，当其出任两江总督时，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也，人皆笑之。户部银库郎中一职，本系肥缺，欲谋此职者，必向和珅献重金，凡到任者，皆“任意贪纵，侵盗官权，又勒索运饷，外吏经年累月不时兑纳”。

江西巡抚陈淮，“性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争怨之。” 其民谣曰：“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在查抄大贪污犯王寅望家财后，有关官员将抄家物品进呈乾隆皇帝，乾隆帝将此与抄家底簿相核对，不符之处甚多。底簿所开物件未至内务府者一百宗，至内务府者“大率不堪入目”，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即以黄金而言，抄家底簿上登记有金叶、金条、金锭共四于七百四十八两，而实到内府者，却仅有金叶九两三钱。

于是乾隆帝又专派大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原来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从中捣鬼，将王查望家财截留，只因利令智昏，他未曾将抄家底簿先行修改，以致露出马脚，陈辉祖连皇帝亲自过问的大案也敢从中舞弊，大捞一把，可见当时官员的贪污，已近于疯狂的程度。当时上上下下，几乎无官不贪。营私舞弊，捞取钱财，行贿受贿，逐渐形成风气，而且愈演愈烈。后来，自身贪财好货的乾隆帝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加以缓解。但曾欲以增加养廉银、提高官吏薪水待遇的“软”办法来减少贪污，但贪风愈炽；他又曾以“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的“硬”的一手来抑制贪污，但是贪官污吏遍地皆是，惩不胜惩。最后，乾隆帝也束手无策，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和珅财货索之于官吏，官吏取之于百姓，人民的血汗不断流入和珅的府库。

和家的仓库盖了一个又一个，金银财物还是多得盛不下。

索贿受贿，已是财源滚滚，可和珅仍不厌足。与此同时，他又把贪婪之手伸向国库，甚至伸向皇帝大内。他手中握有经济大权，侵吞国家资财，并非难事。

清代向有贡献的俗例，乾隆帝即位之初，有鉴于贡献无益于国计民生，一度下令禁止。在其统治地位巩固之后，禁令虽有所放松，但对于进贡人员和进贡物品，仍有一些限制。进贡人员，仅限外地督抚以上的高级官员，所进物品，也不过是地方土产之类。其目的只是“藉联上下之情”。但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乾隆帝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逐渐把原来的各种规定一概取消。进贡人员范围扩 大，进贡时节增多一进贡物品也由原来的地方土产变为古玩字画和金银珠宝。

外国及各省对清廷的进贡物品，都必须经过和珅之手。和珅常常把他最喜爱的珍品留下，然后再把其余送交皇库。这样，很多皇库里没有的东西，他家却有。

一次，七阿哥不慎打破了乾隆最喜爱的碧玉盘，怕皇父降罪，请和珅帮忙。

和珅便把家藏的一个碧玉盘拿来让七阿哥换上。这个碧玉盘比起七阿哥打破的那一个来，要好上许多。

上行下效，各省侵亏库帤严重，贪污国家资财案件层出不穷。如甘肃的捐监冒赈集体贪污案和山东的侵亏库帤案就是突出的例子。

和珅利用职权，通过招权纳贿、欺蒙皇帝等手段，结党营私，结成一个庞大的贪官污吏关系网。他们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损公肥私，害民利己。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严重动摇了清帝国的根基，加剧了清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大学士王杰在惩治和珅后曾上疏总论各省亏空的严重及其原因。他指出，地方官员的馈送和贿赂，已造成各省的严重亏空，而且“天下皆然”。他们“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他们的“需索”、力役使“小民舍其衣务”，“苦不堪言”。乾隆后期，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接连发生农民起义。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和珅大有关系。贪风所以煞而不止，并且愈演愈烈，就是因为贪官们在朝中有和珅这样的大靠山，可以有恃无恐，而且，和珅正张着饕餮大口在等着他们送上猎物。

实际证明，和珅这个最大的贪官，对其他贪官污吏也确实尽了纵容包庇之能事。就是已作处理的那几起贪污案，也是在冲破和珅各种阻挠之后才得以解决。如对上文所提到的山东侵亏国努、勒索属员的贪污索贿案，乾隆皇帝曾派和珅和钱洋一起前往山东办理。和珅为了保护案犯过关，行事秘密遣使通知国泰等预借商民银两弥补亏空，后来又处处作梗，极力阻挠清查工作的进展。而钱洋、刘塘不顾威胁利诱，坚持清查，终于掌握了国、于等人的大量罪证和全 省亏空二百万两的事实。因铁证如山，和珅再也无法包庇，两人才被绳之以法。但是此类贪污案件实在太多了，处理了这少数几桩案件，仍是无济于事。 此时，和珅及其下面大大小小的蠹虫，已经把国库民囊挖食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