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那位美国“兄弟”格兰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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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首访中国，李鸿章在天津按最高规格接见。（当然肯定低于慈禧）

格兰特算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

李鸿章与格兰特相识，是在1879年5月24日。

刚刚卸任的格兰特，开始了全球旅行，来到了大清国。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

根据格兰特本人及随从们的出访日记，李鸿章在主持欢迎宴会时，高度赞赏格兰特是华盛顿那样的伟大人物：“战阵中的第一人，缔造和平的第一人，赢得民心的第一人”。

李鸿章与格兰特之间，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格兰特比李鸿章年长一岁，两人都是由军功起家，进入政界，成为国家领导人。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指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还笑谓美国人：“我姓李，格兰特将军的对手也姓李（指Robert Lee，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将领）。”

格兰特能够跻身美国“君主”（清代对“总统”的称谓，与“君主”对应），的确与他卓越的军功密不可分。

南北战争爆发时（1861年），格兰特在伊利诺伊州乔戴维斯县加利纳协助招募并训练北方军队。这与李鸿章8年前（1853年）在家乡协助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筹备团练，极为相似。不同的是，格兰特是一位职业军人，不仅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而且参加过美墨战争。在退役之后的几年中，不善经营亦不善钻营的格兰特，生活相当艰难，南北战争其实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内战中，格兰特率军征战于西部战场，军功卓著，从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最终彻底击败南军。北方能够在内战中节节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坚定地推行废奴的过程中，大胆地动员黑人武装力量，这令他们在占据“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的时候，获得了庞大的有生力量。这一点，与清帝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大胆而坚定地依靠汉族精英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格兰特与李鸿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内战中的李鸿章只是执行者，而内战中的格兰特则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决策者之一。

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依然难以摆脱“杀降”的“不义”形象。

在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的仪式上，格兰特给予了对手相当的尊重和优待。甚至，在投降协议中，格兰特也特别准许所有南军军官可以保留自己的手枪和佩剑，士兵们则可以保留自己的战马。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生前所签发的大赦令的基础上，再度强调了对所有南军参战者的赦免。

一场阵亡人数超过50万的血腥内战之后，胜利的一方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除了虐杀俘虏和平民的人受到法律追究外，没有任何一人基于政治的理由被当做战犯，所有的战俘都被无条件释放。在格兰特等人的说服下，美国国会也接受南方那些敌对的议员们重回议席，昔日的敌人共聚一堂参政议政。

这个只要观看过“总统日”的阅兵典礼就能发现，一些名为“邦联老兵之子”的组织，穿戴着南军的制服，扛着邦联国旗和南军军旗，也会参与了游行，并同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呼。包括很多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认为战后的大赦和胜利者的宽容精神，令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民族和解，迅速开始战后重建。

可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依然难以摆脱“杀降”的“不义”形象——他在接受苏州太平军投降之后，设计将8名降将在宴席中一举擒杀，令作为中间人担保降将生命安全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极为愤怒，持枪追杀李鸿章，要为降将们报仇。此事也成为李鸿章被西方媒体记载的首个负面形象。

其实，在太平天国及随后的捻军被剿灭了之后，作为清帝国国家层面的政策，也是慈悲为怀、既往不咎，但与美国相比，虽然大致能做到“胁从不问”，却绝对无法做到不“首恶必办”。

这种区别，与其说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个性不同，不如说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美国人的妥协相比，中国人似乎更在意胜者通吃。

与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富豪不同，格兰特一直相当清贫。

卓越的军功，为格兰特和李鸿章铺平了从政的大道。

李鸿章继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后，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此前一年，曾经担任陆军部长的格兰特，已经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在1873年连任。

其实，李鸿章在欢迎宴会上对格兰特的高度评价，的确是有点过誉的。在美国国内，作为“总统”的格兰特，并不像作为“将军”的格兰特那样，享有崇高的声望，而是被一连串的腐败丑闻、糟糕的经济建设所深深困扰。

如今，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很多地方，都有格兰特的纪念碑或纪念馆，其数量可能仅次于华盛顿、林肯两位前任。但是，与华盛顿和林肯相比，格兰特被后人纪念，几乎都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而是以“将军”和战争英雄的身份。历史更多地记住了他的战功，而不是他的政绩。这与李鸿章的政治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格兰特在总统任内的最大政绩，就是大力推进民权，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赋予所有肤色的人以选举权（但不包括妇女），这令黑人、印第安人受益匪浅。

但他任内的一大败笔，就是发生在1873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受国际因素影响，但格兰特政府应对失措的金融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破坏作用。这场危机，或许可算得上是“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古老格言，在美国的一次验证。与格兰特相比，本身就是文官出身的李鸿章，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则要卓越许多，成为大清国改革开放的舵手之一。

格兰特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两任任期内，高官腐败丑闻十分频繁，据统计，至少有11起证据确凿并被广泛报道的腐败丑闻，直接牵涉到格兰特政府的上层，这在美国历届总统任期内高居榜首。

不少美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格兰特即便自己是清白的，也至少要对此承担领导责任。他的副总统、他的私人秘书、驻英大使及一些内阁成员，都被牵涉到不同的腐败案中，而格兰特却为他们多方开脱。格兰特的政敌们，发明了“格兰特主义”这个词，来形容格兰特政府的腐败横行。频繁的丑闻，终于令美国的选民们厌倦了这位伟大的将军，令格兰特试图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梦想，成为泡影。

与格兰特相似的是，李鸿章的周围总是伴随着腐败的疑云，而李鸿章本人也同样未受到任何官方指控，也没有任何过硬的史料证明其自身的贪腐。但是，一个事实是，与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富豪不同，格兰特一直相当清贫，以至于他的朋友马克·吐温为他的回忆录开出了高达75%的版税，远远高出别的出版社最初开出的10%，算是一种变相的“扶贫”。

在纽约的格兰特陵园，据说有一棵李鸿章手植的树，以及大清国驻美公使杨儒写的铭文。

格兰特陵园地势很高，能够清晰地俯瞰纽约的哈德逊河。虽然它不如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有名，但坐落在河边公园内，郁郁葱葱的，另有一番情怀。

与林肯纪念堂相仿，格兰特陵园也是希腊神庙风格，庄严而神圣，丝毫不亚于临近的一座更为巍峨雄伟的教堂。

这座陵园，其主人出葬时居然有6万多人扶灵送别，队伍绵延7英里，围观人群更是超过百万。这其中，就有来自大清国的公使杨儒。

格兰特出葬后，一直被安置在这里的一座临时墓地内。因为，对于浩大的陵园工程，政府没有拨款，只能依靠民间捐助。足足等了12年后（1897年），这位总统的灵柩才入“院”为安。

当年（1896年8月30日），李鸿章前来凭吊时，这座陵园还没完工。而李鸿章的到来，成为这里自格兰特葬礼后最为隆重热闹的一天，围观者超过8万人。

在美国陆军第十三师仪仗队的护卫下，李鸿章向格兰特灵柩献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说道：“别了，我的兄弟！”

《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李鸿章的这句特殊悼词，“非常令人感动”。“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沈 sir最后的结语：

从美方的记载中，可以肯定的是，格兰特对李鸿章也十分欣赏，认为李是他所见过的最为坚定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将李与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及法国总理甘必大并称当世四大伟人。

在受恭亲王、李鸿章的委托，调解中日之间因琉球产生的纷争失败后，格兰特给李鸿章写过两封信，主题就是：“我甚盼中国自强。”

或许，正因为此点，令这两位同龄人，能够跨越大洋、语言和种族的障碍，而成为惺惺相惜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