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博物馆中寻“二安”

中华“二安”诗词大会圆满落幕，由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起的中华“二安”·文化济南“五个一”推广行动正在继续。其中之“一”是设立第一批中华“二安”·文化济南网红打卡地。而在趵突泉公园漱玉泉、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堂、百脉泉公园李清照纪念馆、四风闸辛弃疾故居等十个网红打卡地之外，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还可以到济南市博物馆寻找“二安”，那里有关“二安”的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也颇有意趣。

辛弃疾雕塑，作者谢朝林。

济南市博物馆展厅中，和李清照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重要的一件文物，乃是在二楼展厅展出的“李格非廉先生序碑”。说是一件文物，却是分为两块——同一块碑的两件残碑。展厅文物说明牌显示，该“李格非廉先生序碑”之年代为“宋代”，“章丘绣惠镇廉颇村出土”。

李清照雕塑，作者曾竹韶。

说“李格非廉先生序碑”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李清照的里籍问题。李格非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的里籍自然也就是李清照的里籍。《宋史》之“李格非列传”记李格非为“济南人”，但究竟是历城还是章丘，长时间为学术界所争论。而让学术界基本认定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之里籍为章丘的，就是因为这块“李格非廉先生序碑”。《廉先生序》是李格非为其好友、章丘廉家坡的隐士廉复撰写的一篇碑文，这篇文章写于元丰八年(1085年)，也就是李清照出生后的第二年。李格非在文章最后写明“唯吾为同里人”，且署名“绣江李格非文叔序”，“绣江”乃章丘之别称。距李格非写此文38年，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李清照的堂兄李迥又写了一篇《跋》，其中有言：“迥忆昔童时，从先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水净，得先生之居，谒拜先生……先生既殁，先考评其为人，先叔作序，以纪名实……”此处“先叔作序”说的就是李格非写《廉先生序》一事。也是在1123年这一年，廉先生之孙将李格非《廉先生序》和李迥《跋》刻于石上，立于廉复墓前。到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由于宋代刻石“坼裂不可植”，廉氏后人又重立一石，石上所刻，除原有内容之外，又增加了刘敏中撰写的《廉先生石阴记》和廉遵谅的跋语。碑文重刻之后，仍立于明水镇西三里廉家坡村后廉复墓前。到明代嘉靖年间，石碑被移至村中关帝庙旁。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1980年当地文物部门经多次调查，采集残石四块。济南市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李格非廉先生序碑”正是其中的两块。

李格非廉先生序碑(局部)

抛开该石碑是否为李清照里籍为章丘之铁证不说，以文物本身而言，博物馆中的说明牌恐怕并不正确：一者说明牌上标明该石碑年代为“宋代”，但“宋代”只是李格非和李迥写《廉先生序》及《跋》的时代，却并非石碑这一“文物”的年代，两块残碑虽然字迹模糊，但依然清晰可辨“李格非文叔序”“迥忆昔童时”等字样，同时也可以清晰看到石上还刻有刘敏中所撰之《廉先生石阴记》，可见此当为元代至正六年所立之碑，其文物年代自然应当标为“元代”。此外，说明牌上标明该文物乃“章丘绣惠镇廉颇村出土”，其中“廉颇村”亦似不确。据《李清照志》一书，廉复所在之村，古为“廉家坡村”，今为“廉坡村”，似乎从未名曰“廉颇村”。残碑中可以辨认的文字并不多，但参考史籍，则李格非、李迥、刘敏中3篇文章均可见全貌，李格非文尤可一读，也正是因为如此，刘敏中才会在《廉先生石阴记》中如此写道：“故阅李之文则见先生之高，观先生则见李文之高，诵其文企乎其人则见湖山之风神益峻，而绣江之波澜益远也。”

辛弃疾《去国帖》(复制品)

“李格非廉先生序碑”之外，市博展厅还有关于济南一系列名人的介绍，其中自然包括“二安”。展厅中两尊雕塑一左一右，李清照是由曾竹韶创作的一尊全身像，辛弃疾是由谢朝林创作的一尊半身像。两尊雕像中间是一个展柜，展柜中陈列着《漱玉词》《漱玉集注》《稼轩词选注》各一册，均未标明出版年代。展柜中另有一件辛弃疾手迹之复制品，说明牌上写的是“辛弃疾《论盗贼剳子》(复制品)”，但仔细一看，这件复制品却是辛弃疾著名的《去国帖》。查傅红展先生所撰有关《去国帖》之介绍，该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为纸本，册页，纵33.5厘米，横21.5厘米，行楷书，10行，110字。鉴藏印钤“杨氏家藏”“原素斋”“松雪斋”“琳印”“海印居士”“黄琳美之”“休伯”“项元汴”诸印，以及“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南韵斋印”“莲樵成勋鉴赏书画印”“莲樵曾观”等印。此帖是《宋人手简册》中一页，内容为酬应类。文中“秋初去国……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是指在江西提刑任平“茶寇”赖文政事。据《孝宗本纪》：“淳熙二年六月，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另据《宋会要》记：“淳熙二年润九月二十四日，上谓辅臣曰：江西茶寇已剿除尽……辛弃疾已有成功，当议优与职名，以示激劝。”辛弃疾平茶寇后，诏江西提刑除秘阁修撰，故此帖当书于淳熙二年十月间，时年36岁。该帖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文物出版社《宋人书翰》册影印，刻入《海山仙馆藏真帖》。傅红展先生认为，此帖书法中锋用笔，点画尽合法度，书写流畅自如，浑厚沉婉，笔意略显苏黄遗规。虽无豪纵恣肆之态，亦不失方正挺拔之气，为辛弃疾仅见之墨迹珍品。

而说明牌上所谓的辛弃疾《论盗贼剳子》，更为通行的说法是《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淳熙己亥”就是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上此奏折，是想通过汇报当时盗贼猖獗的情状，让朝廷重视百姓疾苦。辛弃疾写自己看到“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所以不得不去当盗贼，导致盗贼“诛之则不可胜诛”。辛弃疾随之尖锐地指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又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辛弃疾因此希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

如此以“暴征苛敛”之语愤而直言，加上此前又不断上奏朝廷为抗金献计献策，完全不顾“陛下”和朝中权贵到底是否想收复中原，如此“做派”，辛弃疾自然只能被官场边缘化了。壮志难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终成梦境。（济南时报 记者：钱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