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繁荣、农村衰亡——中华民国的冰火两重天

　　华夏大地上为何会燃起星星之火？

　　谈起我国近代史，无论号称“血脉正统”的北洋集团还是和“国民”没多大关系的国民政府，总能让人争论不已。有人说北洋政府“硬气开明、尊师重教”，也有人称国民政府思想上兼容并包，经济上黄金十年劳苦功高。那么，那个迷幻的时代，大约究竟是什么模样？

　　当我们回顾之时，不能不说，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切切实实是一个撕裂的世界。

　　你既能轻易举目望见一张张带着浓重欧美味的大城市面皮，脂浓粉重、光鲜亮丽；也会轻易感受到周围整个两千年封建统治下固化的乡野村落，荒凉衰败，但那是国家的四肢血肉。这样的中国仿佛看似身躯伟岸却手脚萎缩的巨人，每迈出一步，腿脚骨头嘎吱作响，那干巴巴起皱龟裂的皮肤下就会渗出大片殷红，又是谁的精血？

　　大都市之梦：

　　大上海，可算是民国几十年间所有都市的代表。

　　（上海1929年的首次时装秀，右侧温施惠珍正用全英文介绍服装，她是宋氏三姐妹的表弟之妻（1906~2004）。AI修复照片，来自南卡罗莱纳大学胶片库。）

　　高高耸立的华懋饭店和花园饭店（Park Hotel）昂扬气派，后者更自傲的宣称“远东第一楼”。这里有豪华套房、楼顶花园、地下金库。带电影荧幕的餐厅提供正宗英式西餐或者精制粤沪菜品。

　　（民国早期的上海国际饭店/花园饭店，现代价格平均87美元一晚）

　　西区著名的大华饭店业已被拆，人们无法一窥蒋主席宋女士喜结连理之地的豪华，可新建的百乐门大舞厅（The Paramount）灯光灿烂，大洋彼岸传来的最新爵士乐和踢踏舞牢牢吸引了无数红男绿女，时人称之为“东方第一乐府”。体面阔气的名头自然对应着高昂价格，非周末一夜舞会或表演需要挥洒如今大约7000多元人民币（时值6、7美元）。

　　喜欢刺激的人在哪里？宽阔的跑马场里比赛激烈，紧攥着香槟票、独赢票的赌客们人头攒动、大呼小叫，随时准备着一举暴富。明园、申园、逸园三家赛狗场也人声鼎沸，精明老板还想出一招拉客妙计，让打扮好的猴子骑在猎狗背上，美其名曰“猴骑士”。

　　那些爱好寻花问柳的人也去处颇多，若追不上大明星和交际花不用担心，各类中式西式的妓院早已大门敞开。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统计上海公娼和城市总人口比例为1：137，位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又创下了东方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奇观。也就是说，旧上海大约20个女子中便有一个娼妓。可官方调查很快打破了甘博估计的2万保守数据，到20年代初，全城大大小小妓院里卖身女已过6万。时至40年代，连市政府都称“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最火热的陶陶妓院可同时接待多达100多人，顾客若不预约便根本无法及时行乐。

　　（1920年代，上海网球俱乐部网球比赛间隙，李家三姐妹正享用点心）

　　明星、名角一个个接踵而至，校花、交际花一朵朵娇艳绽放。闪耀灯光下，时装秀、选美会、嘉年华、舞会酒局一场场毫不间断，剧院影院一座座红红火火，赌场妓院一间间顾客盈门，上海滩的喧闹似乎永远不会落幕，这就是民国的一瞥。上海、南京、广州、北平、汉口......不同的风格，相同的繁华，相同的灯红酒绿。

　　（恍如欧美城市的上海南京路街景，1930年，出自格雷戈里中国摄影集）

　　（舍伍德.艾迪和陈维平（音），摄于天津，约1917-1919年，出自甘博摄影集）

　　所有乡村的现实：

　　
那么，当时全民国93%的人所居住的农村又如何呢？

　　挥舞的锄头、拖动的犁，阳光下田埂间三三两两的身影。暮霭中响起的牧笛，茅屋间升起的炊烟。抬头远望，仿佛置人于唐诗宋词中无限田园风情。2000年前“开阡陌”时如此，2000年后蒸汽喷涌轮机轰响时依然如此。那是否千千万万农民能够鸡犬相闻，归隐如桃源？

　　无论北洋还是民国，对农村那是多加重视从不遗忘。毕竟各省各地的军爷们没法凭空用戏法变出炮弹子弹，那得从洋大人处真金白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攻城略地的炮灰们也总得有人去干，要不怎么成就张大帅蒋司令以及湘军桂军的赫赫威名？

　　民国伊始，规定田赋每亩地收1元5角。到了20年代30年代，农民每亩粮食净收入大约5至10多元，田赋依旧只收1元5角，看似好生贴心。可这不过只是正税，譬如富裕的江苏省，1921年每亩地需给民国政府缴纳附加税9毛1，1929年附加税陡增至7元之多，到了30年代初，每亩附加税需要7元8毛。别忘了，先前每亩1元5毛的正税还得继续交，其他所谓田亩特捐、漕折特征、滞纳金之类更是多如牛毛。

　　（田里的妇女，约1920年）

　　据民国时期江苏南部资料，1929年苛捐杂税项目有23项，1936年又增至25项，远远超过正税数倍之多。

　　钱塘附近的杭县“清季定例，每两以一元五角计算......民国以来，变本加厉，任意加征。而杭县今竟已加之九元六角矣。”江山县的税费也“非十元不可”。江西省“已超过正税十倍以上，故江西农民负担极重。”广东省稍稍落后，茂名田赋“三年间多了三倍”，番禺同样“五年间税率涨高了三倍”。广西省则高低不齐，有的“其数已达赋额二倍又百分之一十”，有的“因新政繁兴，田赋加至四五倍之多”。军阀地盘争夺最激烈的四川省，除了正税，还有军费、附加税、临时派款、烟亩捐、团费等等，农民至少需要缴纳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过关。最有名的，当属灌县和新繁县的税收已经提前五十七年征收，民国农民得把1991年的税都缴了。其余各地无不大同小异。

　　鉴于国民政府自废基层，全国农村基本全由当地大户、宗族控制，豪绅们尚且可以将不少税费转嫁给租种的佃户，那些贫农除了硬着头皮凑钱凑粮，便毫无任何回旋周转的余地了。

　　（小男孩、锄头和篮子，四川遂州，约1917-1919年）

　　号称客观的天津《大公报》在1933年1月27日农村通讯中提到，江苏省灌云县田地农户每亩收入5.2元，田赋以及苛捐杂税每亩需缴纳4.936元。也就是说，农民在地里辛辛苦苦披星戴月一整年，拿到手里一亩还剩两毛六分四厘钱。这能够做啥？要知道当时一斤猪肉价格都迈过了三毛大关。古人所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大约便是此种情形。

　　（抱孩子的妇女，热河省，约1924-1927年）

　　（沦为乞丐者，三图均为北京）

　　灾荒与发财：

　　大帅将军们当然不会为这些小事劳神，他们正忙着称雄争霸。当时号称“三月一小打，五月一大打”。根据统计，1912年民国草创到1933年“黄金十年”之中，每年卷入战争的省份多达14个。要知道民国北洋时期一共22个省，国民政府时28个省，也就是全国一大半地方随时都处于战火之中。“派粮、派款、征兵”，各路军队熟练无比，拉夫逼死人命官府毫不过问，因为接下来谁上台还根本说不清楚。

　　（吃饭的士兵，四川金堂县赵镇，约1917-1919年）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民国几十年可谓灾荒不断。1912至1937年之间共遭遇重大灾害达77次之多。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冰雹4次、雪灾2次、瘟疫6次、大饥荒两次。完全称得上无年不灾，平均每年全国会遭受3次各类重大灾害。

　　（洪灾区人力排涝，天津，约1917-1919年）

　　如此恶劣环境之下，掌权的蒋主席在1931年公然宣布：“天然灾浸，非人力所能抵御。”后又称：“水旱并至，灾区甚广”，但因“军需浩繁，支绌万端，难以为继”。至于如何救灾防灾，如何对待受难百姓，蒋主席表示只能指望“来日方长”。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惊诧道：“中国恐怕有1500万人死于饥荒！”

　　（被收入美国寄宿学前班衣衫褴褛的男孩们，约1917-1919年，后期上色。外国慈善机构吸纳了很少数流民或灾民）

　　大小河流无人疏通，堤坝围堰无人修复，个体小农经济下的平民们无法应付这些大型防灾工程，村镇的族长乡绅们也不愿承担浩大费用，上头的民国官吏们好似泥人土偶，只有在防灾救灾款子好不容易拨下来时才会显露热情。

　　30年代时淮河泛滥严重，民国政府为此正式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老百姓听到消息一时翘首以盼。结果任命下来的河官除了到处征工拉夫，就是以各种名义摊牌收钱。1934年，委员会发行2000万银元水利公债，搞得人们不堪重负。若是花钱治好了河道还好，可淮河两岸的百姓最清楚个中猫腻，他们叹道：

　　“区长盖楼房，乡长盖瓦房，甲长起砖墙......只有民工挖河泪汪汪”。

　　如此这般，自然水灾年年治，乡下年年淹。

　　又比如1931年湖北淹了大水，可人们记得先前国民政府是拨了好些钱修坝的。因为那时，湖北省每家每户都被加收了附加税作为“堤防积存金”，每年达1000万元之多。结果这笔款子积存在库里，只有1928年修筑孙家拐堤坝时用去一些，还剩下2000多万元巨款。这笔钱好似一坨肥肉，嘤嘤嗡嗡的诸君很快接踵而至。最先，蒋主席以军饷为名拿去了50万。稍后，宋子文以军费挪用1000余万。再来，湖北省主席方本仁、委员肖萱、水利局局长等一众官员私吞350万。剩下的钱已经不多，有人遂将其投入川江龙公司做鸦片生意，哪晓得被拐骗一空，分文不剩。等到31年大水之时丑闻曝光，那又能如何？不过还是不了了之。

　　水利不修，贮粮不备，各地偶有救灾款都被截留。这便是当时国民政府毫不遮掩的露骨态度。

　　既然国民政府除了收税抽丁形同虚设，各村各户只能自谋生路。手握大部分田地的本地大户宗族势力可以和官府讨价还价，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困农户只能沦为佃农终身打长工，或者乞讨流落外乡。仅仅活命便竭尽全力，大批农民不能不借债度日。看到这种现象，国民政府突然灵光闪现，搞起了先进的“农业合作社”。当然，自上而下的颐指气使雷声大雨点小，本地乡绅很容易便让命令形同废纸。根据《四川省农业调查》记载，此类合作社很快变成了“收债会”，本质上不过是用“集体的高利贷代替了个人的高利贷”。

　　在1927年，我国农业投资回报率平均仅有9.4%，而各类借贷的平均年利率高达36%。即便天公作美，一家人完美避开水旱黄汤，那也不过只是到头来为债主流汗罢了。

　　（女乞丐和她的婴儿，杭州，约1919年）

　　全国各省的声音：

　　至于全国各处乡村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当年官方和媒体的话语中窥探一二，朋友你的家乡当时如何？

　　大省河南的农村“收成少，地价跌落惊人。在十年前每亩值30元的地，现在四五元还无人过问”。

　　河北农业发达，可连实验县定县都“借贷的家庭是一年比一年多。不免卷入一般的农村破产的漩涡里”。

　　山东省农民“其生活乃至于水平线以下，其困苦情形，有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者”。

　　山西“闹荒以来，百物为之腾贵，市面大形困难......供给驻军之费，按村催缴，按户起派......贪官污吏，劣绅村长，借此侵渔，民不聊生”。

　　陕西省，“中产之家，都沦为贫民”，“现金已快被刮尽”。

　　甘肃财政厅长直言不讳：“今日全国农村，整个破产，经济基础，全部崩溃。”

　　塞北的绥远称：“农村已呈破产现象”，“农民之穷困，农村经济之死滞，已达极点”。

　　察哈尔省表示“完全与绥远一样”。

　　青海乡村“终年所得，不足纳供”。

　　宁夏农村“日渐凋敝”。

　　那时模范省山西的阎锡山也承认：“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

　　曾经富裕的浙江“农民只有在远低于水平线下的生活度日”，“农家贫困，农村破产”。

　　江苏鱼米之乡，“即使幸而为富庶县分的农民，其所负赋税之重，也足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拮据异常”。

　　安徽省“中小农户，常苦入不敷出”，宁国县“全县盈余农户仅占5%，亏空农户占80%”。

　　江西有《申报》刊登：“原为产米之区，不谓今年米谷之荒，为向来所未有......流离饿殍，触目皆是”。“最为富庶之赣东......农民多放下禾镰，无米为炊......榆树叶、观音土、苦菜根、野生毛菜、野草根之类，为贫民和糠之唯一食料，惨不堪言”。

　　湖南省“至少有80%以上的人口，完全生活在饥饿线以下”，“绝粮、自杀、饿毙，以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贩卖人口、抢米，吃大户，铤而走险等等，是普遍的在湖南各县发生了。”

　　天府之国四川，“农村经济，已至穷途，自中产以下，已多无法生活，除死亡流离外，其现存者，亦不过勉励挣扎”。

　　广东顺德，“马路上行乞之儿童、老弱妇女，为数不少”。澄海县“按丁派款，农民骤然增加负担，加以前年晚造遭受蝗灾，去年早造又遭旱灾，真是有苦无处诉！”

　　另一个模范省广西境况同样。“许多小地主都沦落为贫农，雇农成分一天一天增加”。

　　福建农民们在“高利贷，重租，重赋以及苛捐什税交相榨取之下”，“农村中的失业游民，因此不断地大量的增加”。

　　云南本就境况不佳，现在“贫民负债，地主亦有负债者，可见农村经济枯竭之一般”。

　　贵州更是如此，“当局的军阀政客们，不特视若无睹，且反而加紧的剥削，拼命的搜刮”。

　　海南虽远，亦无法置身事外，“荒凉凄惨的农村，鸠形鹄面的农民，令人心肠欲裂”。

　　这些20、30年代各地的《县志》、《农村调查》、《经济现状》活生生记录下了全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土豪劣绅交相侵袭，也就是每个中国农民面临的绝望情景。为何他们没有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是不努力、不聪明、不勤劳吗？和大城市最底层的新兴工人阶层一样，他们何曾有过选择。

　　（犁地，河北保定清西陵，约1924-1927年）

　　作为国民仰望的国民政府做了什么呢？不过是急着精心照顾那不到百分之一的“自己人”罢了。

　　上海滩高楼大厦上绚烂的灯光照不亮四面八方大小乡村黑沉沉的天，六朝古都天地孕育的王霸之气也喂不了亿万张嗷嗷待哺行将饿毙的嘴。

　　结尾也是引子：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每逢乱世，中华民族总会涌现出为民请命之人。那些身影已经浮现，他们没有再衣冠楚楚拿着高薪在国民议会里坐而论道，而挽起裤腿下到田里和农民兄弟一起，提起袖子敞开胸膛和工友们一起。

　　后面，便是笔者接着要讲述的下个话题——工农红军早期征战史。

　　参考文献：

　　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

　　民国时期农业税辨析

　　略论民国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

　　国家权力、银行资本与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异化

　　试论民国时期的战争与灾荒

　　民国时期灾荒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