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实行工资制度后，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拿的是国家一级工资：579.50元。从当时物价来看，这个工资是不低的。但从宋庆龄的实际生活开销来看，她的钱袋又常常很紧，有时还会出现赤字，需要预支工资来填补。偶尔周转不过来时，她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过钱。
宋庆龄的秘书张钰说：记得有一次，我的工资从上海汇到北京后，还替夫人垫付过她的家用。
当然，那只是暂时的。宋庆龄长年负担着上海和北京两个保姆的工资和生活，她的警卫员由于中风瘫痪，生活困难，两个女儿也长期放在她身边抚养。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更是经常给予生活上的资助。无论是婚嫁、生子、生病住院、老家盖房、打井等等，宋庆龄总要送些钱和礼物给他们。
管理员张有还记得，1959年他结婚时，宋庆龄就请他们夫妇吃过饭，还赠送了一条印有鸳鸯图案的床单。他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她又送小孩的衣物给他。他父亲病故时，宋庆龄特意让秘书带着司机赶去慰问，还送去了30元钱。而当张有在四川上大学的儿子回京度寒假并带一些四川红橘请妈妈太太”品尝时，宋庆龄收下橘子，却一定要给孩子10元钱。
1973年，听说工作人员小杨的家里遭了洪灾，房屋倒塌，宋庆龄立即拿出150元支援小杨家修补房屋。
就在她去世前一年，工作人员刘玉宝的爱人生了个女孩，秘书给她写条说：“报首长知道一下即行。”可宋庆龄看了条子后，在边上批道：“请代我祝贺他，并代送他这条小毯。”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宋庆龄来说不胜枚举，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位都能列举出几件来。
宋庆龄结交的中外友人非常多，经常的应酬活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次有客人来访，她总是热情款待，亲自订菜单。更多的时候，她会订一些经济实惠的菜肴，既让客人满意，也能节约花销。这些吃饭应酬，她从来都是自掏腰包。
宋庆龄还一直珍视和保持着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谊。有时候，当她从上海买来一些很贵重的螃蟹带到北京时，就分送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处。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此事印象很深。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子女多，孩子的伙食并不太好。每次吃到她带来的大螃蟹，大家都很开心。
除此外，宋庆龄还经常赠送外国来访宾客一些礼品，这也是从她自己工资里开支的。对这项开支，她一直很认真地对待，容不得半点虚假。
1963年1月，宋庆龄要在上海寓所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事前，她请上海的管理员为她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些绸缎料子，一是为赠送班达拉奈克夫人，余下还可作今后的赠送礼品。事后，宋庆龄查看自己的收支账目时，发现没有这笔开销，就追问管理员周和康。周和康告诉她，有关部门说这是公务活动，将费用报销了。宋庆龄听后严肃地说：礼品是我私人送的，费用应由我开支。一个人做事，要论理，论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这样公私不分，不是贪污行为吗了”后来，她请工作人员将余下的绸缎全部退还给了上海友谊商店。
据宋庆龄的摄影师周幼马回忆，每次拍摄的照片，宋庆龄总要先洗小样，然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拿着放大镜一张张仔细挑选，选定后才按要求尺寸放大。洗好后的照片连同底片一并交她保存。尽管周幼马每次都告诉她，这是用公家的相机和胶卷拍摄的，宋庆龄仍坚持自己付费。
1966年以前，国家考虑到宋庆龄的实际情况，在工资外还给她增发了一些活动费用。后来她将活动费退还了国家，所有的开支就仅仅依靠工资了。
1975年，党中央出于对宋庆龄生活的关心，批准给她3万元的生活补贴。秘书写信向她报告了此事。她立即给秘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谢绝这笔补助。信是这样写的：
杜同志：你的信收到了，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我决不接受的。我的工资579元整，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几年前我就有些感觉，因此退还一些钱了。这次有几个人需要帮助、付医院账等，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谢谢。
至于说私人的财产，宋庆龄可谓是两袖清风。她生前依靠工资生活，唯一额外的收入是稿费，可她大都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了。她没有什么个人财富，以致20世纪50年代时，为了营救外国朋友有吉幸治，她不得不翻找出珍藏多年的、自认为还有些价值的母亲的结婚礼服，送给友人家属，让他们拿去变卖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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