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想回到哪个时代？是盛世开放的大唐？还是满满江南情调的大宋？亦或者你想再看看当年康乾盛世？可你……真的不打算回民国一睹上海风情吗？虽没有江南的柔情，也没有盛世的安稳，但那片灯红酒绿之下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只是听说当年爱情十有九悲，乍见之初心生欢喜，最后却又只剩一句“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又闻当年英雄一心救国哪懂儿女情长，枪林弹雨，只管抛头颅洒热血。
从战场到文坛，当年知识分子无一例外投身救国。除去大格局，不可忽略的还有当时市场经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经济基本呈现两极分化。自南京条约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当时社会经济也在随着大格局不断改变着。对于“经济学”三个字，对于初次接触社会的国人而言是陌生的，但没有一套适合我国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又该何去何从？
民国时期大上海
一、不知其人
对于民国的研究，所要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所了解的许多时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若问中国市场指数引入者，当指著名经济学家何廉。不了解经济学的人也许并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
1895年，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阳，他的父亲是当地乡绅家境尚算殷实。因此，何廉从小有机会接触较好的教育。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封建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教育不断推行，何廉有幸得到机会接触。也正是那个时候，新式教育下民主共和的思想也正深深影响着何廉。
何廉
1913年，正值18岁的何廉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雅礼大学堂，这所学校是当时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所创办。在读期间的他亦是十分刻苦，除了专心学习英语、自然等新式教育课程，他还向王耕稼先生学习国学“二十四史”等。长期的努力刻苦学习，何廉的进步极大，他不仅以优秀的成绩从长沙雅礼大学堂毕业，更在教授们的赞赏中获得了前往耶鲁大学留学深造的机会。这次留学也为他真正接触到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机会，在耶鲁大学的那几年，何廉不仅系统学习了英国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还有其他的经济学方法以及高级理论等。后来他又攻读了三年的研究生，在那期间不短的时间让他学会了经济调查研究方面的本事并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1926年6月，何廉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受南开大学邀请，担任南开大学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随着回国进入南开大学，新的所见所闻也让他的心中开始萌生出一个让他毕生追求的想法。
长沙雅礼大学堂
二、把经济学“中国化”
在何廉进入南开大学任教之初，最开始给学生授课所使用的多数是从美国引进的经济学教材，内容皆是学习美国经济学。而当时的中国经济教育，可以说是极为落后，因此，何廉便开始思考，要如何将中国经济实际与经济学联系再一次，从而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
尽管在1926-1927学年中，何廉担任着《经济学原理》等四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一周三十节课以上的教学任务，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实现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目标。利用课余，何廉对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了走访，他还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浡芩先生。没想到他的这一想法，竟然得到了张浡芩的大力支持。
民国纸币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进行讲义的编写工作，并开始搜集大量经济资料，甚至拿着南开大学的“介绍信”前往国民政府财政部多次恳求当时财政部长古应芬，让其可以进入财政部的档案室搜集更多中央政府不同时期的支出详细报表资料。
经过他的不断努力，何廉终于编写出了《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等教材，它们都一一对应着中国国情，讲解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带有“中国化”的中国经济学从此诞生。
三、斑驳的一叶，深远持久
何廉的贡献又怎会仅仅只有编写“中国化”教材这么简单，在他的倡导努力下，192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同时也代表了南开大学经济委员会的建立。它开创了中国研究机构的先河。他先后开展了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的指数和天津生活费用的指数的研究工作以及报告编写工作，而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也让何廉对批发市场商品行情有了深入了解。
另一方面，何廉亦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与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下所注重的“三农”问题极为相似。当年的何廉在研究农村经济时就总结道，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复兴问题，首先还是要把目光先放在农业上，加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
早在数十年前，何廉便看通了中国的经济市场，这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前瞻性。当然这也与他的一份爱国情，一份对经济学的热情，一份专注于研究市场的心是分不开的。
近代中国经济变动结构图
结语
悠悠水长，淘尽儿女情长，却淘不尽英雄过往。我们的生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样都离不开经济学的引导，而今日发展亦离不开历代经济学人的不断探索发掘。所有的第一次在认知中都该是伟大的，没有前路借鉴，凭借着的都是大胆的尝试与小心的求证。民国时期“海归”经济学家的积极探索，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提供历史借鉴。何廉的“中国化”救国梦，从当时影响至今，其分析与前瞻性可谓深远。
前有鲁迅弃医从文，后有何廉经济救国，从文坛到经济，虽与枪林弹雨差别甚远，但他们却是重要的后方支援。若无何廉的改革，将中国经济“中国化”，也许今日的我们依旧端着西方引入的经济理论，发展着与国情截然不同的经济。
自古乱世出英雄，尽管生逢动荡，但对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却是根植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的脑海中。历史见证了夜上海的繁华，租界的黑暗，底层人民挣扎，同时也在见证着一个国家的成长。前人不辞辛苦栽下的树，今日的我们又怎能仅仅只用作乘凉，再好的大树亦须细心呵护，今日中国繁荣延续，还须吾辈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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