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文学家曹学佺曾写过一首名为《至屠夫徐五家见悬此联》的诗作，原文为：“蝇营狗苟贪妄欲，人猿如何再作揖，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这首诗作的前两句大家听的次数可能不是很多，但后两句相信大家必然是都听过的。那么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南明政坛上的干臣），曹学佺又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首与自己身份不太符合的诗作呢，难道说他的文学家身份是假冒伪劣的？
其实并不然，曹学佺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出身，也是史料上所承认的闽剧始祖之一。更是被清政府追谥为“忠节”的南明臣子，如果说他不是读书人，那起码当时是没有几个人敢被称为读书人了。而曹学佺之所以写下这两句注定要流芳百世的诗句，在笔者看来应该还是因为这些原因。
明朝万历末年有一位担任浙江学道的老官员名为李乐，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浙江当地的读书人（年轻学子）都没有半点读书人的样子，人人都是浓妆艳抹毫无羞耻之心，而且有的还当街与风尘女子调笑打闹，甚至将亵衣（古代女子的内衣，如肚兜等）拿在手上摇来摇去。因而这位李乐还曾写过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诗作原文为：“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根据笔者考证，这种用我们现代话来说的“伪娘风”其实不止在浙江才有，而是当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如此。此外，明朝末年的读书人还非常喜爱追求时尚，比如他们都以穿的“妖艳珍贵”为荣，而当时最符合他们追求的莫过于产自江南等地的“湖罗衫”，而这种材料因为产地特殊且产量稀少，所以在当时甚至可以被炒到十几两银子一件。但是尽管如此，却依然还是供不应求，而且当时那个读书人要是没有这种材料做成的衣服，恐怕走在街上还会被同行所耻笑。
明朝崇祯年间，北方战乱连绵厮杀不断，而南方却还是一股醉生梦死的样子。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读书人除了追求那种“伪娘风”之外，甚至还迷上特殊的娱乐方式，即赌博。按理说当时的赌博业已经是夕阳产业了，因为战乱的原因敢于赌博的都是有钱人，而有钱人自然也没几个是读书人。
但事无绝对，这些读书人眼看富商大贾们不肯带着他们一起玩，便自行聚集在一起，以秀才进士等身份为划分，自顾自的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当时的南方官场，几乎每个高官家里都会有赌坊，而且还有专门给读书人开设的文雅赌坊。另外根据笔者查证，这种读书人之间的赌博其实早在更早以前的嘉靖末年便已出现，但真正兴起的还是崇祯年间。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将来站在庙堂之上的高官掌权者们，人人都是“不以赌博为耻”的赌徒赌棍，那这样的朝廷这样的王朝，真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明朝中后期，已经享受了几百年优待的读书人们（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不纳税不服劳役），其价值观终于有了更深层次的改变，那就是争名夺利的深层化。史料《万历野获编》记载，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高中，那第一件事绝对不会是回家告谢父母长辈或老师同学，而是立刻给自己取一个符合当时环境的名号。
原因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官场上，“号”的寓意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号”甚至可以决定你可以拜在谁的门下或靠在谁的名下。取完了“号”以后，读书人的第二件事依然不是告谢父母和老师，而是立刻寻找符合自己身份的田亩和小妾。原因是当时你名下的田产和小妾数量，几乎可以决定你未来的走向。毕竟没有那个读书人的群体愿意接受一个穷光蛋学弟，哪怕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东林党或者浙党也是如此。
笔者记得《明史》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万历四十四年，山东的一位举人陈其猷在进京的过程中曾意外发现部分农村竟然有“易子而食”的恐怖现象，因而他一度在心胸中积攒了很多想要报效祖国的念头。但进京之后再与几位同乡生活了两三天后，心胸中的报效祖国念头便再也寻找不到，而且之前脑海中的农民“易子而食”也变成了青楼歌姬的“笙歌诱耳，繁华夺目”等。
最后，从上文的种种情况来看，如果单纯的是指明朝中后期的读书人，那么“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应该是真的。因为从史料的种种记载来看，明朝末年的读书人实在是令人可悲可恨亦可叹。
参考资料：《明史》 《万历野获编》 《楹联丛话全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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