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罗杰疑案》：阿加莎笔下的凶手，是受害者？

作者：Ansel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01/ 疏漏式的谎言

许多文艺作品中都会出现测谎仪或者拥有检测谎言能力的人，而面对这样的人或者机器，我们的主人公通常都会想到一招来瞒天过海，那就是「疏漏式谎言」：描绘为真，但是遗漏了可供确认真相的事实关键。

在描绘疏漏式谎言之前，首先我们要讨论侦探小说这种文学类型，本身它可以是一种类型文学，比如特别有一部分小说家就是专职创作探案故事的，但是同样它同样也可以是一种颇受文化人士喜爱的文学游戏。宛若一场猎捕游戏，作家设置文字机关和语言陷阱，而读者则在这一场或长或短的游戏中发掘一切文字设置的意义。

在皮埃尔的论述中，侦探推理小说都需要遵循隐瞒原则，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规则：

一、真相在整本小说中必须隐藏得滴水不漏，真相必须等到小说最后几页才能揭晓。

二、真相被隐藏的同时，应能为读者所察觉，甚至是摆在显而易见的位置上。如果真相是与一些读者无法认识的因素相关联，如未知人物、隐藏迹象等，就不符合侦探小说的规范。这一点将此类小说与其他侦探小说区别开来。

美国作家威拉德·赖特（笔名为范·达因）作为推理小说创作者，同样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了推理小说的二十条基本守则。其一是每部推理小说都有必要出现一具尸体，因为「缺乏凶案的犯罪太单薄，分量不足」；而其中第十五条便是指向真相隐瞒的方式问题：

「谜题真相在整部小说中必须清晰可见，可让有锐利洞察之眼的读者看穿。我的意思是，在案件大白之后，读者若重读一遍小说，会清晰地发现，破案的关键始终摆在他眼前，所有线索也无一不指向同一名凶手。如果他跟侦探一样聪明的话，不必等到最后一张就可以自己破案。」

正如魔术师一般，用障眼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迅速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不过，侦探小说的创作者可能更为「诡诈」一些，他们会用文字构建画面和场景，尽可能地给你过多信息，让你在信息流中迷乱，抓住不真正的线索，又或者会给你相对少的信息，让你只能去猜测一些内容。

而这里面涉及的技巧和文学手法就成了展现小说家功力的地方。当然这些所谓的技巧也特别容易成为大众口中的俗套陈式。

就比方说契诃夫在谈论自己小说创作时，提到了一个准则，如果作品第一幕描绘了壁炉上挂着一把枪，那么第二或者第三幕，枪就一定要响，不然它就不应该挂在那里。这个准则被后来者概括为「契诃夫之枪」，但是很多时候这条准则被滥用，比如好莱坞大剧永远都有个准则，那就是一旦出现直升机，那么它就一定会在某个剧集的某个时间点坠毁。

当然作家也常常遭遇这样的难题，倘若作为障眼法存在的文字多了，作品就会变得平淡而累赘，而倘若里面的技巧转折太过密集，反而又会让人觉得过于刻意。由此现代作家常常会选择创作社会推理，从而避开这一技巧难题。

而阿加莎的《罗杰疑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的叙述者就是大众最后确认的凶手。所以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凶手的自白书，所有的犯案过程都在主人公的叙事中呈现，只是疏漏了最关键的具体行为，从而使得罪犯得以在读者眼皮底下犯案，而不知道剧情的读者读到最后常会有一种被作者「骗」到的感觉。但是皮埃尔·巴雅在自己的书评中却像读者提出了那么一个问题：叙述者的坦白真的可信吗？

02 不可信的叙述者

历史上有一个关于说谎者的悖论产生在公元前6世纪，当时克利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说了一句令人十分纠结的话，他说：我此话为假。然后如果他此话为真，那么若需要符合话语本身的逻辑性，它必然与「埃庇米尼得斯所说的论述为真」这一假设前提违背。

然而假设埃庇米尼得斯所说为假，那么埃庇米尼得斯的话就需要被判定为真，那么就此与它本身陈述的内容又相违背。

这种自反性最终造就了一个类似乌比斯环的闭环悖论，结果因此变得不可知。而真相也就隐藏在了文本叙事之中，埃庇米尼得斯的论述成为了一种结构的文本原型，而它本身的事实反而不再具有任何具体意义。

这成了阅读皮埃尔·巴雅《谁杀死了罗杰·艾克罗伊德》这本书评的前提。《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是阿加莎的成名作。

小说以一位名为谢泼德的乡村医生为叙事者，讲述了一个「躲在叙述者身后」的罪犯的故事。而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者，皮埃尔·巴雅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揭开了小说背后的另一种可能。

在评论中，皮埃尔·巴雅给了读者的一个深水炸弹：如果谢泼德医生作为叙事者擅长编织「疏漏式谎言」，那么为什么他的认罪是可信的呢？

对叙述者保持怀疑可以说是解构主义者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甚至常常被归类为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者，20世纪下半叶的先锋福柯就首当其冲。他对于监狱制度、现代医学以及文本叙事的质疑甚至一度让自己成为了「恐怖主义知识分子」，而确实他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大众对于一些根本性观念和常识的怀疑，甚至引发了一些地方性骚乱，宛若《盗梦空间》里柯布偷换了妻子的参照物。

回过来说，如果把阿加莎的《罗杰疑案》当作一本简单由平面人物构成的侦探推理小说来看，或许我们会更单纯地看到事物的表面。阿加莎让人们自以为叙述者不会是杀人犯，从而将杀人犯隐藏在了叙述者背后，以一种新颖的技巧抽离这种「理所当然的信任感」，使得读完小说后的读者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但是怀疑主义者常常会有一种类似「杠精」的姿态，对原有的常识性认知进行批判，谁说侦探小说一定要在小说最后揭露真相，又有谁说叙事者只会欺骗读者一次。

在这样的前提下，巴雅提出了评论的核心问题：小说的凶手真的是谢泼德医生吗？

03 真相只有一个？

倘若整本书是谢泼德医生的自白书，那么是否有可能这本书只是一番为了掩盖真相的谎言。

巴雅将《罗杰疑案》与她同时期创作却密而不发的《帷幕》相提并论，质疑了波洛作为小说侦探的权威性，从而引申出《罗杰疑案》的另一种可能。

但其实把《东方快车谋杀案》与《罗杰疑案》做比较，反而会让更有意思。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一群人动用私刑杀害了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罪犯，而波洛虽然发现了真相，但是却在主观上协助隐瞒了事实。

如此，那么在《罗杰疑案》中是否有这样的可能：真正杀害罗杰的并非是谢泼德医生，而是他的姐姐卡洛琳，但是为了隐瞒真相，他在自白书以同样的说谎方式构建了自己凶手的身份？

在巴雅的分析中，谢泼德医生似乎是一个性格上相对懦弱的人，而用匕首当面杀害罗杰似乎是需要一个冷血的人才能做到，比起谢泼德医生来说，果敢的卡洛琳似乎更符合凶手的人选。

而且谢泼德医生谋杀罗杰的动机只可能是弗拉尔斯夫人在死前揭露了自己被敲诈一事，而敲诈者正是了解弗拉尔斯先生死因（被夫人毒死）的谢泼德医生。

弗拉尔斯夫人因为过多的压力而自杀，并在留下了一封信给自己的情人罗杰，从而透露了这个敲诈者，并决意鱼死网破。由此谢泼德医生成为了拥有充足动机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小说却从来没有排除过另一人的犯罪嫌疑，那就是对村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的卡洛琳。

弗拉尔斯夫人死前将信交给了送牛奶的人，而这一信息其实谢泼德医生并不能掌握，反而是消息灵通的卡洛琳才能够知晓。

此外，对于罗杰死前所描绘的争吵声，很难说不是卡洛琳潜入罗杰房间与其谈判（因为她弟弟的敲诈事实被发现）的声音，至于谢泼德医生最后一章描绘自己行凶的计划：

「一开始我没打算用那柄短剑，当时我已携带了一把非常轻便的凶器。但一看到银桌里躺着的那柄短剑时，我立即想到，如果使用无法追查我头上的凶器，自然是上上之策。」「我早已计划除掉艾克罗伊德。一听到弗拉尔斯夫人的死讯，我便相信她死前肯定已经将一切告诉了艾克罗伊德。」

但是小说阐述了所有的预谋，却并没有呈现真正杀人的过程，正如巴雅推断的那样，就算谢泼德真有可能有杀人的预谋，也会因为谢泼德医生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谋杀行为的怀疑而抉择不定，而卡洛琳很有可能发现了弟弟的行径而决定代为行凶，最终杀害了罗杰。

小说中的诸多描述如果按照波洛的解释或许行得通，但是如果把卡洛琳放进去，其实可能性也同样存在。

而且巴雅在论证过程中同样对波洛的推断提出了两个疑点：第一，其实谢泼德医生自始自终都没有亲口承认自己犯案，而是用同样「疏漏式的语言」在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想象；第二，对于案件中关键的罗杰死亡事件和自动录音机的设置，不一定符合波洛的想象，也有可能是谢泼德为了保护姐姐迎合侦探的妄想从而将自己构建成罪犯。

作为精神分析学者的巴雅又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阿加莎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可以说卡洛琳这个似乎消息通天下的人物自始自终都没有被怀疑过，这个「疏漏」或许正暗示了小说真凶的指向。

而且，在巴雅看来，正如《帷幕》中波洛同样利用谋杀案来「指责」自己的好友黑斯廷斯，并讽刺性地强迫对方承担道德羞辱，强迫他人自杀。在《罗杰疑案》中，波洛也正是那么对待谢泼德医生的。

在巴雅看来，侦探本来就是凭借「理性推断」构建犯罪事实，可以说是在话语（discourse）中将人置于死地，而谢泼德医生可以说正是波洛所施展的这种语言暴力的受害者。

所以正如他所说，如果谢泼德医生并非是凶手，而是波洛语言暴力编织下的受害者，那么整个侦探小说的文本就会呈现另一番的模样。整篇小说就成了另一桩犯罪叙事，作为受害者的谢泼德医生反过来陈述「自己成为波洛的杀害性妄想的牺牲品」。

如此，《罗杰疑案》也不再会是大多数人所读到的那本侦探小说，反而成了一部描绘精神杀人案的黑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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