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用到展示：家居用品如何成为阶层与品位的象征？

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美国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中的这段话，为我们完美诠释了“家”之于现代个体的特殊意义——家是让我们能够安然做自己的舒适区，也是区隔于公共生活的绝对隐私地带。

然而，上述这种“家”的含义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相对晚近的文化产物。在17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家”既与血缘完全无关，家庭生活也全不如文艺作品描画得那般舒适、美好。

在近期出版的《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一书中，作者朱迪丝·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追溯了近五百年来，西方人关于“家”的观念变迁。

弗兰德斯指出，现代意义的家庭概念与家庭生活，既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也是消费革命与技术创新的变革产物。在古罗马时期，“familia”（家庭）跟血缘完全无关，而是表示所有权。在中世纪的欧洲北部，一个“家庭”指的是共同生活在一座房子里的成员，包括拥有的奴隶，却不包括户主自己。直到工业革命与核心家庭概念的出现，现代意义的家庭模式与家庭生活安排方式才逐渐确立。

以下内容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摘编自《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一书第四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由编者所取。

《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英]朱迪丝·弗兰德斯著，珍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

原作者 | [英]朱迪丝·弗兰德斯

摘编｜王青

家居用品的演变逻辑：

从“实用品”，到“展耀物”

1785年， 威廉·考伯（William Cowper） 写了一首诗来赞颂家庭生活，第一章的标题是“沙发”。第二章的标题是“冬天的夜晚”，开头描写一位邮递员在街上递送信件，接着迅速地将视线从黑暗的户外转移到室内，眼前出现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

时辰到了。 拢好壁炉火，关紧百叶窗。让窗帘落下， 安歇在移动沙发中。水壶响亮地嘶叫， 热气升腾。 杯盏交错， 但并不狂饮。 大家轮流干杯， 迎来宁静夜晚的降临。

在18世纪末，即使是一个如此平常的场景也被认为是值得用诗来赞美的。它的象征性中心是壁炉，通常还会展现一些新的奢侈品：窗帘、沙发和瓷器（隐含“茶”的意思）。

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上层宅邸里的装饰性家具是主人及其家庭地位的一种展示，目的在于显耀而非实用。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建筑师们将家具作为其整体设计的一部分，每一件家具摆放的位置都要精心选择，以同某个建筑要素相对应。设计动力的源泉是室内美学，而不是房间里人的行为或需求。空间同其中的陈设融为一体。因而，通常的布局是将桌子放在两扇窗户之间，小柜子摆在门厅，椅子靠墙，等等。所有的物件都起到突出和衬托建筑结构比例的作用。

当然，在历史上，除了顶层阶级之外，其他人的家具都不是为着陈列而是实用的，它们几乎一直被搬来移去。即使是最富有的家庭，宅邸里也需要有很多实用的家具，以满足房间的多种需求。英语中的“家具”一词通过法语从古高地语（Old High German）派生出来，源于动词“供应”或“提供”；但是，在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家具”一词明确地含有“移动的”意思。例如，法语 “meubles”，意大利语“mobili”，葡萄牙语“mobiliário”，西班牙语 “meubles”，德语“mbel”，荷兰语“meubilair”，挪威和丹麦语 “mbler”，瑞典语“mbler”，波兰语“meble”，俄语“meбeab”，全都跟英语的“mobile”（移动）来源一致。这个词源反映了“家具”的真实内涵。

许多家居用品的演变都遵循了类似的轨迹：最初是一件实用品，然后变成一件昂贵的展耀物。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于16世纪90年代）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晚餐后，卡普莱（Capulets）家的仆人要“腾出房间”，换言之是布置出一个跳舞场地。他们“把凳子搬走，拆掉（陈放餐具的）活动板”，并且“翻起桌子”，即把桌面抬起，脱离支架腿，然后放在一边。直到17世纪末，一些豪宅中设立了单独的餐厅，才开始使用不经常挪动的厚重桌子。有些家庭的收入虽高，但不一定有足够大的房间，故不能很快地接受独立餐厅的观念；较低的社会阶层则对这类时尚闻所未闻。单居室甚至两、三居室的房子均不宜采用单一用途的沉重家具。相反，人们继续使用轻便的桌子，根据不同的需要而随时挪动：全家人围坐在壁炉旁的桌子旁用餐，饭后把桌子移到墙角去，便可以在壁炉前取暖或睡觉。

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或缺的家具，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是一种奢侈。直到17世纪末，很少家庭有足够的椅子。在扬· 斯汀（Jan Steen）的《农家就餐》（A Peasant Family at Meal-time，1665）中，只有男主人坐着，其他人都站着吃饭。

当然，若是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可挪动就无从谈起了。在中世纪，除了宫廷或宏伟宅邸，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椅子。椅子是用来体现地位和权力的，坐在唯有的一两把椅子上的人无疑是特权者。椅座的类型是等级的标志：在路易十四时期，宫廷中级别最高的人坐的是扶手椅，低一级的座椅没有扶手，然后是靠背凳、板凳和折叠凳，逐次降格。然而，能坐凳子的人尚不算是宫廷社会的最底层， 凡尔赛宫里的很多人在主子面前完全没有坐的资格。

直到17世纪中晚期，箱子和柜子是主要的多功能家具。它们的首要用途当然是储存，也可当座椅或吃饭的桌面，后来又作为床铺的底板。箱子的用途最多，但同其他多功能物品一样，每种用途都不尽理想，即使是基本的存储功能也有缺陷。在箱子的单一空间里，东西可以仔细置放、分层保存。但要想拿到下层的东西，必须先把上层的东西挪开，而且也无法把东西分类存放。事实上，取用方便和分类存放显然不在制箱工匠的考虑范围之内。1630年在博洛尼亚（Bologna），一名盗贼从同一只箱子里偷走了亚麻布和奶酪，他并不感到惊讶。

虽然百年传统继续延循，大多数箱子兼具储存和座椅两种用途，但一场储存革命正在悄然到来，低地国家再次领先。箱子的设计开始逐步改进，每一种变化似乎都微不足道，其意义或可忽略不计，但是，累积的进步最终彻底改变了人们储藏物品的方式。

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深箱的底部加上了短腿，用户不再需要把箱子搬倒才能够到底部。不过，由于高度的增加，箱子也就不适宜坐人了。起初只有富裕家庭才购买这种带腿的箱子，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凳子和长椅，不需要利用箱盖当座椅。

箱子专用于储存似乎是一个缺点，却提供了进一步革新的可能。为了尽可能多地储存东西，箱子可以做得又高又大，但由于是从上面开盖，它的高度便受到限制，否则人们便无法取放物件。16世纪出现了一个改进，将合页从箱子的顶部移到了侧面。这样，箱子的高度就可以大大增加，只要不高于人的视线即可。侧开还有个优点，即箱内的东西一目了然，不必翻开上层来揭示下层了。另一项重要的革新是，仿造墙上的多层物架，在侧开箱里装上几层木板，既可营造出明确的隔层，又能支撑储存的物品。改进到这一步，箱子就不再是原先的一种大盒子，而可以说演变成橱柜了。

如同床和桌椅，橱柜最初也是富人的奢侈品。做一只箱子要付给一名工匠约两个星期的工钱。加雕饰的橱柜价格是箱子的两倍， 用珍贵木料做的橱柜的价格可达六倍之多。到了17世纪后期，价格下降，橱柜才普及开来。荷兰几乎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至少拥有两个橱柜。通常一个用来存放餐具，另一个用来存放床上用品和衣物，如衬衫、衣领、帽子和大衣，还有金银物品及《圣经》和祈祷书等。橱柜的顶层陈列瓷器、锡器、代夫特陶器和银器。橱柜及其储藏品是所有者的身份象征，尤其是带装饰性金属合页或镶嵌艺术的橱柜更能体现富贵之气。因此，橱柜总是被放置在前面的主室里。

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的《衣柜旁》（At the Linen Closet，1663）。

曾有一首诗如此提醒荷兰的一位新娘：“世上所有的精美物品……都藏在橱柜里”，但它们不是供她单独享有的，而是“令所有宾客钦羡的珍宝”。这种展耀的时尚没有在英国流行开来。玛丽女王出生于英国，但自15岁起住在荷兰，直到27岁时才回到英国登基。18世纪20年代，丹尼尔·笛福对已故玛丽女王在荷兰沾染上的习尚表示不敢苟同，认为“在橱柜里堆砌瓷器”将导致“十分恶劣的奢靡风气”。

另一种新型家具——带抽屉的橱柜，在同一世纪里出现了。教会用抽屉来储存文档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不过，家用的抽屉很少见，桌面下偶尔会附一只抽屉，德国的带腿橱柜里有时也安装一两只抽屉，但仅此而已。1692年，五斗柜在凡尔赛宫首次亮相，它是世间第一件以抽屉为主体的家具。法语“commode”（五斗柜）意为“方便”。这种新式家具非常实用，迅速地流行开来，并投入大规模生产。18世纪30年代在布伦斯威克（Brunswick），朝臣的宅邸里时兴一种核桃木五斗柜，顶层抽屉的正面镶着玻璃，用于陈列珍贵物品。到了该世纪末，巴黎一半以上的劳动阶级家庭至少拥有一只简单实用的五斗柜。至此，储存革命成功地告一段落，正如荷兰的一首诗教诲人们的：“凡物皆有其用，凡物皆归其所。”

另一项创新——软垫家具， 也是法国人的创意，它给家具设计带来了更深刻的变化。这项技术出现于17世纪，风靡法国顶层社会，并迅速传播到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知道，伦敦白厅宫（Whitehall Palace）在17世纪下半叶至少拥有两把软靠背椅子。到该世纪末，椅座也加上了软垫，椅背填充了马毛，椅子变得越来越舒适。早期填充法是将填充物直接钉在木椅上，后来采用一种较复杂的工艺：先将填充物固定在一个撑架上，然后再将撑架悬挂在椅子的框架中。这样一来，通过绗缝垫套的整个表面，就能够很好地将填料固定，从而能够填充更大的面积。有了撑架，还可以随意更换织物垫套。椅子由此变成了时髦的家具。

亚瑟·戴维斯（Arthur Devis）的《阿瑟顿先生和夫人》（Mr.and Mrs. Atherton，1743）。繁荣家庭的人物肖像悄无声息地更改了生活真相，描绘的是一种理想愿景而不是存在的事实；突出昂贵的消费品，略去了不吸引人的物件。

2

家具摆放的革命：

从“墙边”到“房间中央”

在数百年中，每个房间的中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空着的，人们习惯于将桌、椅、长凳等家具排成一行、靠墙置放，需要使用时，将它们搬到特定的地方，用过之后再放回墙边。

进入18世纪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家具作为装饰部件的作用不亚于它们的实用性，因而传统的摆放方式便显得过时了。不拘礼仪的路易十五是这一新时尚的推动者。在他的宫廷里，家具布局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令人敬畏和惊叹，而是方便社交。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房间里摆放几组桌椅，每组形成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交区域。即使在无人使用时，这种陈设也保持不变，乃至于看上去家具们仿佛在“同自己交际”。随着这一布局侧重点的改变，椅子设计的思路扩展了，它不仅是为了在小房屋里实用，或在大宅第里展耀，而且要便于社交。既然是社交，就要令人感觉舒适：它们变得更宽大，座位的高度更贴近地面，并且很柔软——这是所有要素中最要紧的。安逸开始变得令人向往。这个时期的绘画逼真地反映了这一变化，画中的很多人物慵懒地坐在扶手椅中，或悠闲地卧在躺椅里。软垫家具导致人们使用方式的改变，使用方式的改变进一步推动了设计创新，设计创新反过来又影响了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社交的家具变得跟用于展耀的家具同样重要了。

沙发——第一个彻头彻尾为社交和舒适而设计的坐具，推动了这一演变。沙发的本质是柔软，而且可以同时坐进两三个人，其作用不再是显耀某个人的至高权威。1743年，时尚大师霍勒斯·沃波尔在一封信中漫不经心地提到：“我并不感觉轻松，就像坐在沙发里那样。”对此，收信人不得不诙谐地说：“霍勒斯不知沙发为何物，不过他很快就会明白了。”18世纪下半叶，装饰技术和软垫家具广泛流行；同时，家庭拥有座椅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不是巧合。

令人吃惊的是，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缺少椅子的状况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房子里放满了椅子。很难想象那时它们都放在哪里，或是派什么用场。在17世纪时，巴特西（Battersea）的一名外科医生拥有一对漂亮的绿色嵌金窗帘、一面镜子、几张桌子、一块棉织地毯和两块皮革地毯，还有一只“沙发椅”和一把“大椅子”；不过，在这座时髦的住宅里，他的大部分时间仍是坐在凳子上。到了1774年，汉堡（Hamburg）的一位商人家里拥有18只榉木椅子，全是软垫的，按装饰特点每六把为一套，共三套。1877年，漫画家林利·桑伯恩（Linley Sambourne）在伦敦的住宅里共有66把椅子，主卧室里有10把。富裕人家不仅有大量多余的椅子，而且经常“成套”购买，为着时尚而不是实用。成套购买家具曾经是宫廷和最显赫阶层才能做到的事，现已日益成为中产阶级的习惯。

漫画家林利·桑伯恩（Linley Sambourne）在伦敦的住宅。

尽管传统的靠墙摆放方式显得过时了，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或更晚一些，除了国王之外，绝大多数法国人仍沿用此法，无论他们多么追求时髦。非正式的家具布置风格是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从英国传播开来的。浪漫主义推崇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青睐非对称之美胜于古典的秩序。

最初，在英国富足中产家庭的起居室里出现了一种倾向，将家具固定地摆放在舒适的或实用的位置——壁炉边、窗户下、通道门旁，或是房间中央的交谈区。但是，要想让更多的人彻底改变百年旧习尚需更长的时间。一位外国游客讥讽道：“这种安排使房间看起来像个家具店。”

今天，无声的组合家具象征着房间里充满社交和谈话，但当时欧洲大陆的一些人认为，英国人将家具不正规地组合摆放，或许是由于他们在社交生活中感到拘谨的缘故。法国和德国人戏称“沉默”为“英国式交谈”。有一篇日记这样诠释，“按照英国的品位，外国的社交场合看上去往往显得很正式，因为人们不是分散地坐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可是，外国人并不感到特别拘束……若想跟房间另一边的任何人交谈，他们就毫无顾忌地穿过中央的空荡地带”；英国人则相反，他们“天生缺乏社交能力，因而需要（用家具组合来）弥补”。

这种新的、较随便的家具摆放方式逐渐为各个社会阶层所接受。几十年后，过去的方式成为古板守旧的标志。1861年，一个女人抱怨她丈夫家里的摆设“太死板，太正规……你时时感觉到（严格的秩序），假如有谁挪动了一把椅子，过后它肯定会阔步自行走回原处——墙角”。

3

家居商品的购买狂潮：

房子的漂亮和整洁关乎屋主的社会声望

当家具从墙边移到了房间的中央，小而轻巧的家具便开始受到欢迎，它们不仅可划分房间里各个部分的用途，而且有助于营造一种新的、轻松随意的氛围。比方说，在椅子或沙发旁摆一只小几， 用于放书或茶杯；或是将一张小桌子靠在堂屋门口，上面置放蜡烛台，晚上去卧室时可随手取用；缝纫桌总是根据需要而移动，选择放在光线最好的位置；卧室里配上梳妆台和女人用的小写字台，也都很实用。（大写字台一直是男人专有的。）在英国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床头柜直到19世纪才出现，之前一般是在床头放把椅子， 用于置放时常需要的小物件。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不同阶级拥有的家具数量均差别不大，主要的区别在于质量。这里有13世纪一位英国绅士住宅中的财产明细表：“一张漂亮的桌子、洁净的桌布、镶边毛巾、高三脚架（用于炉灶）、粗支架、点火把、木柴、酒吧、长椅、凳子、扶手椅、木制相框、折叠椅、棉被、长枕垫、椅垫。”农民和贵族之间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差距很大，但殷实的农家也拥有类似的物品：一张桌子、至少一个凳子、一两只箱子、锅碗瓢盆、调羹、酒器、炊具、毛巾和床上用品。上层阶级的家具多用珍稀昂贵的材料制成。17世纪一位贵族女子给丈夫写信，商量购置一些日用品， 她将“土制”（陶器）或“木制”的东西按照材质归类，但是提到瓷器时，她特别标明了每件物品的功用：“茶具和餐碟”，一个“糖罐”和一只“咖啡壶”。

约瑟夫·范·艾肯（Joseph van Aken）的《祷告》(Saying Grace，1720）。一个世纪后，在我们看来很简朴的画面，实际上是个很富裕的家庭，它展示了纺织品、陶器、锡镴器皿和椅子。

这位女子应当能领会1772年一张连环漫画的寓意。漫画的作者是法国哲学家德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题目为《我后悔扔掉了旧睡衣》（Regrets for My Old Dressing-Gown）。它通过一个悲喜小品讽刺人们追求新奇时尚的恶习：故事的主人公扔掉了自己的旧睡衣后买了一件迷人的红色睡衣；但刚一穿上新睡衣，他便感到旧桌子相形之下过于寒酸，于是换了一张新桌子；结果，挂在桌子上方的绘画又显得陈旧过时了……如此连锁效应，他接二连三地更新家具，直到藤椅被摩洛哥皮椅取代，松木书架换成了精致镶嵌的书橱，朴素的布条毯换成了法国名牌“萨伏纳里”羊毛地毯。最后他终于如梦初醒，对“贪恋高档时尚……把父辈的积蓄挥霍殆尽”感到悔恨，开始极力抵拒“追求奢华的致命诱惑”。因为，每获得一件新东西，就引发出占有另一件新东西的欲望，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人们的购买狂热达到顶点，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统治地位进行了一轮战争。然而，这个时代揭示的重大发现是，贸易的扩张是无限的，因为欲望的扩张是无限的。尚未满足的欲望不断地寻求被满足，已被满足的欲望又创造了新的需求，必须再得到满足。由于贸易的扩张，过去的奢侈品变得越来越廉价易得，曾经是仅供富人和贵族享有的东西敞开供应，迅速进入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大众的消费又进一步导致价格下降。很多商品并不是日常生活必需的，而是可以让生活过得更舒适、更愉快的享乐性物品。

随着新商品大量涌现，有购买能力的人数不断增加。最重要的是，新商品可用来显示身价，这就意味着仅凭出身不再足以确保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约瑟夫·卡贝尔（Joseph Cabell）的出身和联姻皆是名门，他跟弗吉尼亚州的许多大家族有人脉关系。但在18世纪80年代，一位朋友向他建议，为了维系通过出身而获得的社会地位，“你应该有个家……否则你在社会上便没有真正的分量和影响”。当然，“家”里必须摆设家具，否则只是一座房子而已。而且，不仅是购置家具，还须将漂亮的家具及整个室内装潢展示给特定圈子的人们看，卡贝尔才能保全必要的社会声望。

玛丽·艾伦·贝斯待（Mary Ellen Best）的《约克郡达芬夫人的餐厅》（Mrs. Duffin’s Dinning-room at York ）。在这个房间里，隐私保护是通过两道卷帘和一幅绿色呢帘来实现的，而两侧的繁复窗帘仅用于装饰。

到了19世纪初，一位游客在英国观察到，类似的变化不仅反映在社会上层：“社会风气怂恿人们追求奢靡……小店主的房子同公爵的宅邸一样虚华。一座装潢漂亮的房子、精美的家具、盘子……数不清的餐具……这几乎不能称作真正的好客，而是显摆自己的耀眼财富。”“向公众展示”已经成为房子的基本属性了。私人领域的公开展示被视为关乎人的道德层次，房子的漂亮和整洁体现了主人的美好品格。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是不会装修或打扫房子的，甚至都不会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做这些事……只有在向陌生人展现自己的优势时才会这样做。”维护私人住宅的动机实质上是维护主人的公众形象。

4

愉悦的艺术：

品味和舒适成为购买家具的核心驱动力

爱国主义、工业发展、人们追求社会地位及时尚的欲望，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商品的传播，但是，另一个不易测量的因素——舒适，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奢侈或昂贵的物品为富裕阶层所看重；在新的商品市场里，品位和舒适——两者均可无限复制，拔得头筹。“舒适”是一个有弹性的词语，获取它的方式各有千秋。有些舒适是可直接购买的，如新房子或室内装饰；有些舒适也可通过新技术来实现，如在房间里安装更先进的取暖和照明设备。在19世纪，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同欧洲相比仍然很高），发明了大量节省劳力的设备，特别是用于厨房的：土豆削皮器和制土豆泥机、葡萄去籽器、咖啡研磨机、樱桃去核器、苹果去核器、绞肉机、鸡蛋搅拌器，不胜枚举。这些技术使烹饪劳动变得越来越轻松，甚至成为一种愉悦的艺术。

格奥尔·弗里德里希·克斯汀（Georg Friedrich Kersting）的《优雅的阅读者》（The Elegant Reader ，1812）。带独特灯座的新式阿根灯显示了进步的照明技术，也营造出宁静的家居氛围。

然而，尽管标准住房和室内装潢变得十分普及，新技术可带来舒适和轻松，但是仍受到某些社会阶层的排斥，原因是他们试图保持显示地位的传统方式。譬如在19世纪的英国，新的取暖技术很易采用，改进的新型拉姆福德炉灶的燃烧效能高，用较低的成本即可生产出更多的热量。

可是，上层阶级继续使用老式的较低效的明火灶，因为他们的宅邸里有很多壁炉，并有仆人负责清扫和照管， 便不觉得有必要更新换代。中产阶级中的有些人为了效仿上层品位，争相附庸风雅，也拒绝接受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舒适，宁肯坐在冰冷的客厅里。在采用照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由于有仆人照管蜡烛和油灯，有钱人家便可选择不安装又臭又脏的煤气灯。出于这个原因，不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反被视为地位较高了。

1857年， 安东尼·特洛勒普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俗角色，万恶之源就是他在家里安装了煤气。摆设客厅是另一个追求虚浮的例子。大宅第里的富人自然有条件将一个或多个房间闲置起来，而中产阶级有样学样，也常将客厅当作门面摆设，非逢贵客和节日不用，哪怕牺牲日常生活中的方便舒适。同样，客厅的家具设计也不是出于舒适的考量，而是为供人观赏，故往往模仿法国宫廷建筑里的家具样式，只是规格小些而已。

至少从理论上说，一方面，私人住宅里的展耀式客厅源于法国宫廷，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商业空间尤其是酒店的装饰设计。在19世纪下半叶世界博览会盛行之时，各种样板房屋纷纷亮相，让那些囊中羞涩的人“窥见了开创新时尚阶层的家居环境”。最初推广新式家居是通过雕刻模型，当可以廉价印刷照片之后，杂志便成为家庭理念和理想家居的主要传播工具。

《理想家居》（Ideal Home）杂志于190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1919年在英国发行。1876年，英国的《世界》（The World）杂志刊登了“名人居家”系列， 连同著名人物的传记，诸如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因发起邮政改革而闻名的罗兰·希尔（Rowland Hill）爵士、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离奇侦探小说家威尔基·科林斯（Wilkie Collins），以及桂冠诗人丁尼生（Tennyson），等等。发表人物传记本身并不是杂志的新手法，但现在增加了展示名人家庭生活环境的照片，相当于20世纪流行的“高雅家居”图片。因此，上个时代的夸示风格被重新诠释了，通过融合商业场所和名流住宅的要素，形成一种理想的上流客厅设计。对于名人家居，平民大众只能钦羡向往，但无人怀疑它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华贵的帷幔、钢琴、摆满装饰品的壁炉台、锦缎、丝绸、天鹅绒或刺绣织物，以及精心搭配的“成套”家具。

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建筑师强调让人联想起昔日理想家园的元素。1908年查尔斯·沃伊齐（Charles Voysey）为特纳先生设计的房子即是代表之一。

客厅布置的一个信条是每种家具要有多件，成偶数，因而可以对称地摆放，这比摆放每种一件的同样数量家具要高明：六把椅子是最常见的，尽管一打是首选，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再配上两只扶手椅。桌子、沙发和镜子的设计都是为了展示而非实用。所谓的“餐台”（buffet）上陈列着精美易碎的瓷器。这些客厅家具的价格不等，有极其昂贵的供富人挑选，也有价格适中的供其他人选购。

1897年在美国花18.5美元即可从西尔斯（Sears）买到三件套的家具。但无论是昂贵的还是经济实惠的，这些家具的设计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实用。椅座通常很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坐上去都不太舒服；织物装饰无法清洗；桌子形状是细窄的，靠墙而放。这些家具的象征价值已变得至关重要，实用性则几乎忽略不计了。

本文内容经授权摘编自《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一书。原作者：[英]朱迪丝·弗兰德斯；摘编：王青；导语部分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