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人奠基，盛唐诗人开拓：边塞诗壮大于唐朝绝非偶然

唐朝边塞诗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对于后人而言，后一个误解，那就是总以为边塞诗起源、发展、壮大于盛唐，但其实不然，在初唐时期，初唐四杰就已经开始写边塞诗了。

“初唐四杰”的边塞诗创作“从古老的诗歌之流中汲取营养，又从当代社会生活之源中撷取诗情，终于使诗歌创作迎来了众星争辉的全盛时代。这个时代精神，也就是作为后代景仰而载入文化史奇迹的盛唐气象”。初唐四杰边塞诗与功名欲望“四杰”的边塞诗表现了强烈的功名欲望，盛唐在此基础上，更加深了对远大的社会理想的理解与描写。“四杰”是高宗、武则天时期崛起的一代新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胡汉一家，文化交融的时代气氛的熏陶下，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积极追求人生理想，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科举考试的改革为庶姓文人进入仕途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即使科考失意，他们仍可慷慨从军，千里游边，荣获军功，达到“画图凌烟阁”的理想境界。

因此他们凭借着青春年华，狂放不羁、目空一切，大胆地向门阀世胄要功名。他们的边塞诗中，充满了这种渴望得到君王一顾、以布衣直取卿相的功名欲望。在盛唐边塞诗中，表现功名欲望也是十分普遍的。但是，盛唐诗人在表现功名欲望的同时，往往能够写出一种更远大、更明确的社会理想，表现出对社会的更强烈的责任感。

如高适的《燕歌行》中“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在高适看来，战争既能发挥个人的潜能，又能使个人生命中断，但这一切都是基于对国家的忠诚守护，他描绘出了带有战争阴影的悲壮美。李白的诗中“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他为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美好，让人憧憬的太平景象，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之情，希望和平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

与李白边塞诗侧重点相似的杜甫有关控诉开边罪恶的诗，其中的代表作当属《兵车行》。有人考证这是进攻南诏或用兵吐蕃历史背景下的作品，反对开边，与诗人同情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致的。

盛唐边塞诗中的这种社会理想，反映出诗人对人民痛苦和国家命运的更强烈的关注，也反映了在个人功名之外的更博大、更宽广的胸怀。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更直接地反映了天下苍生的呼声，因而与“四杰”的边塞诗相比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初唐四杰的边塞诗着重于描写恶劣的战场环境初唐四杰的边塞诗更着重于表现追求功业、壮志难酬的慷慨壮烈的情怀。盛唐边塞诗人在此基础上，在诗歌的创作中增添了许多乐观精神和浪漫情绪。

“四杰”的边塞诗中大多萦绕着一种悲壮的气氛，如骆宾王“溅石回湍咽，萦丛曲涧幽”，“风尘吹白首，岁月损红颜”等都抒写情怀的悲壮，表现出一种捐躯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读之令人感动。在盛唐边塞诗中并不乏对战争残酷、生活艰苦的描写，但诗人们却能以极大的热情，去描写将士的昂扬斗志，歌颂大唐的赫赫军威，表现战斗胜利的喜悦和信心。盛唐边塞诗人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十分积极而无丝毫颓废。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边塞诗人的个性精神，既是那个时代进取精神的产物，又是和进取精神相统一的。无论现实中的英雄还是历史上的英雄，都给了岑参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推动着他笑傲沙场，建功立业，如李白诗中的“晓战随军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诗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盛唐边塞诗虽不回避对战争残酷、生活艰苦的描写，但诗人们在描写战争残酷的时候，却能够表现出信心和勇气，心中充满胜利的希望。

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两个时代的诗人肩负着不同的文学使命，因而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四杰”的边塞诗，感受到的更多是喷涌的气势和酣畅的抒情，他们为唐诗的发展开拓出了广阔的道路。而盛唐边塞诗人的使命，是要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