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五大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

来源：浙大社会学

2020年7月14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首席指导专家、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讲席教授赵鼎新参加浙大社会学系举办的夏令营开幕式时发表演讲，主题为《什么是社会学？你到浙大能学到什么？》。

在这篇演讲中主要讨论了什么是社会学、如何进行社会学式的发问两个问题，并在演讲中提到要想成为一名熟练运用结构/机制叙事的好的社会学家，需要掌握五大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以下全文转载于“浙大社会学”公众号，由于长洪、张思莹记录整理。

什么是社会学？

大多数社会学入门教材中，都将社会学定义为近代西方科学和公民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并通过介绍一系列欧美学者的理论成果，串联起一个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谱系。赵老师认为，这样的介绍虽然没有错误，但是不甚准确——社会学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其基于结构/机制的叙事形式。

以考上名校的学生为例，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父母借助经济资源，家庭地位等资源将其送入好的学校，或可以请到更好的家教等结构性原因，那么他们就是在采用结构/机制的方式进行叙事；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产生了一个具有转折点性质的时间（比如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老师），从而转变了他的学习态度，最终考上了名校，那么他们就是在采用事件/时间序列的方式进行叙事。

上述两种基本叙事形式分别对应着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学科——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思路。赵老师认为社会学就是一门建立在结构/机制分析基础上的学科，并且根据所涉及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发展出了许多子学科，比如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国家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传播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人口学，等等。

结构/机制叙事看似简单，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复杂的语法和语法结构需要厘清，比如什么是结构、什么是机制、叙事的手法、针对的学科与问题意识等等；还比如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博弈论／理性选择分析、网络分析、统计分析、计算机模拟等等分析手法。浙大社会学将会教学生在实践中学到多种分析的多种手法，这是学生在浙大将会学到的第一点。

要想成为一名熟练运用结构/机制叙事的好的社会学家，需要掌握以下五大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这也是未来你们能在浙大学到的。

首先是广泛的知识面。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需要在生物学、心理学、微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数学等多个学科具有良好的训练，有把握好手上“七张牌”（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环境、人口、技术）的能力和智慧，并且对研究对象的情景和材料有高度的熟悉。

其次，由于社会学中几乎无法进行很好的控制实验，所以研究的质量以及论点和经验事实的贴切程度与研究者的判断力有很大关系，如果缺乏常识和判断力，即使知识面十分广博，也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第三，研究者还需要在认识论层面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即不断地追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讲的都是对的”，赵老师称之为“反思力”。这种反思力可以帮助研究者解构已有的研究，并建立起更有解释力的理论，而反思力的核心在于获得自由的想象、怀疑一切的态度和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

第四，好的研究者还需要有过人的“笔力”，以避免“眼高手低”的陷阱，即虽然想法很丰富，但是无法很好地将问题抽象，并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种笔力既包括逻辑能力，概括和概念化能力，表达和达意能力，以及谋篇能力，有包括行文中对于层次感，秩序感、读者对象的把握）。

最后一点基本功——也是赵老师格外强调的一点——是研究的切入点，或称为问题意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通常有两种类型的问题意识，一是偏人文的研究，指的是从政治出发，通过新视角切入，获得新的理解；二是偏社科的研究，指的是从政治出发，通过差异性发问切入，获得价值中立的回答。

在这两种类型的研究中，赵老师都强调应该从政治出发，但是同时强调以政治为出发点并不等于搞政治，也不等于依附权势。赵老师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讲政治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是获得诚实，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兴趣与视角之中，无不蕴含着研究者的政治倾向，承认这种政治上的出发点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到自己产生研究兴趣、采取某个视角的原因，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第二点，明确自己的政治出发点意味着明确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使研究者不会被“主流”的思想或者政治正确的思想所裹挟，这一点在研究者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在当时不吃香时表现地尤为明显。

第三，自身的政治背景是问题意识的源泉，也是研究者的激情所在，而激情则是一个学者成功的最大源泉。第四，明确了政治的出发点可以让研究者对各种性质各异的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的重要性敏感起来，以现实主义同时也是更具洞察力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第五，讲政治即是讲认识论。一旦理解了自己学问背后的政治，一个学者才能够更好的审视自己的政治背景，更清楚的看到其他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提出的理论背后的政治源泉。特别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讲政治可以更清楚地让我们认识到西方学者所采取的视角或概念背后的“小政治”和“大政治”，以及主流理论和概念兴盛的政治背景，进而更好的反思理论或者概念的弱点，之后再决定是否应该跟从。最后，讲政治也是为了能更明确自身思维、逻辑和证据背后的前置（presupposition）以及局限，也即在本体论层面对自身和研究进行更深的反思。

如何进行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发问

除了对于政治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强调，赵老师又进一步讨论了社科研究思路下的问题意识中，差异性发问的重要性。现有的绝大多数的开题报告和文章中的发问都往往是以顺时时间逻辑为基础的过程性发问，如“我想知道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是怎么形成，以及宗教在这一过程中起有什么的作用”，“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小学教育是如何建构童年的”等等。这种过程性发问的最大弱点在于叙事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研究者永远无法穷尽一个案例中的所有细节和视角。

这就会导致如下两种结果：一是当研究者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感不强时，收集材料就缺乏方向感，无论前期花了多大功夫，一旦落实到具体议题当中，相关的经验材料总是不足。这其实是许多青年教师研究工作进行的缓慢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当研究者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倾向很强时，这种意识形态对于材料收集的导向性也就会很强，到了一定程度，收集到的经验材料往往只能印证既有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与过程性发问相对的差异性发问指的是基于差异性现象，而非某个过程提出研究问题，如“为什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英国、法国和美国走向了议会民主，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走向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这种发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程性发问的问题。

首先，基于差异性现象的发问可以帮助研究者观察到事物内部的复杂性，促使研究者进行比较，从而能使一个学者在从政治出发的前提下获得价值中性的结论。第二，差异性发问可以帮助研究者提升对于经验材料的敏感度，使研究者可以更快地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材料区分开来。基于差异性的发问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问题中所包含的信息量。一般来说，问题的信息量越大，就说明你对研究对象越了解，对研究对象材料的把握就越好。同时，问题的信息量越大，所建构理论的解释力和可靠性也就越高。更大信息量的问题一方面意味着更加熟悉经验材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基于特殊案例提出的解释经常会被被否定。赵老师强调方法论基本功是浙大老师的一个特色，是学生在浙大将会学到的另外一个东西。

浙大社会学系的师资优势和新文化

赵老师前文的讨论主要围绕结构/机制解释、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社会学研究中的政治和差异性发问四个主题展开，对于这几个主题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能力的培养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社会学家的关键。

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因其颇具特色的教师队伍和培养体系，为学生们提供了积累经验，培养这些能力的绝佳环境。具体来说，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具有新时期的全方位问题意识，不局限于地理空间，对于汉人/非汉人、国内/国外、当代／古代、定量／定性的问题均有涉猎；二十来位毕业于欧美名校的华人全职教授也带来了多样的课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分层、转型、社区、群体性事件等领域），以及新的研究高度；四位来自欧美的外籍教授为浙大社会学系带来了他们的不同视角；亦有国内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马戎老师、沈原老师和刘世定老师）加盟助阵，促进了新老问题意识之间的冲击和交流。

除此之外，浙大社会学系还有一套全新的博士生训练体系，其中的导师组制度、综合考试等培养方式保证学生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建立独立的人格，并且受到全方位的训练。

最重要的是，浙大社会学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在这里权力分散，教授参与管理系内事务；形成了强调独立人格、专业精神的学术风气，以及向下服务的管理方式——经验丰富的教授服务青年教授，教授服务学生。这些综合在一起，体现了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从管理到治学的独特风貌。这种精神会是学生迈向社会之后的一个重要财富。

问答环节

在讲座最后的问答环节，参与讲座的师生与赵老师探讨了以下问题：

1）清华教研院的张浩：在求学期间如何读经典以及用何种方法读经典

赵老师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结合自身读早年读马克思和步入社会学后读韦伯的例子，认为读书应与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问题意识结合，缺乏人生经历和问题意识是无法深刻理解书中内容的。但赵老师同时强调早期似懂非懂的读书并非无用，一旦有了阅历和自己的问题意识后，读书积累的知识一般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你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读过和没读过就完全不一样了。赵老师认为，要获得这一转折，最关键的是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对某个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写出一本好书。整个过程会使得一个学者在精算和表达能力、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的理解力等多方面都会有一个升华式的提高。这时候，你就会从一个膜拜文献和经典的学生转化为能正视文献和经典的成熟学者，一个大而化之的文人转化为具有经世致用能力的社会学家。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发觉，经典中的大量观点其实只是给定时空中的各种误区，而其中隽永的一面其实和你对社会的理解是“相互预期” （mutually anticipated）的。总之，读经典的时候需要自己手上有东西。

2）集美大学的林悦盈：如何看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关系？

赵老师认为，这个问题与社会学与法学、公共管理的关系一样，我们社会学提供分析问题的框架和语法，社会学是基础学科而社会工作是应用学科。另外，赵老师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社会工作学科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所提供的是各种国家难以有效提供的小型公共物品，承担了传统的宗族、宗教力量衰退之后的社会功能；另外，人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人类社会中原来许多潜在的问题就显得突出，如青春期问题、忧郁症和其它各种心理问题、高离婚率问题等等，而这些也都是社工所需要面对的对象。赵老师认为，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不了解是很难做好社工的。社工所面对的是人，因此不会交流，不能将心比心，没有一个为他人着想，同时又知道保持分寸和尺度的心态也是做不好社工的。社工的最终则是一个实践，它需要大量社会学知识来支持，但是更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社会因此是一个很难的学问和艺术。

3）浙江大学的于长洪与陶力行：怎么带着意识形态进去，产出价值中立的学术成果？有哪些操作的技术手段保持价值中立

赵老师提出了两种核心方法：比较和理想型方法

4）西安交大滕玉洁：请问一下质性研究的研究目的是建构新理论或者新概念吗？在本科期间的质性研究中我发现构建新概念非常难，如果只是对现象的归纳性分析还有研究意义吗？

赵：这一问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人类社会中机制更加复杂，社会学的分析虽然不能帮我们对历史发展做出精确对预测，但能够给我们带来大量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以及大量的常识和智慧，帮助我们不犯常识性错误。

5）中山大学中文系邱玉红：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或者有什么方式去丰富“发问”的信息量。我们如何学习解决问题意识中的“信息量”呢？

赵：平时其实我们都会用差异性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比如这样东西质量好便宜，这个人性格比那个人好，等等，但一旦到了学术我们往往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原因无非有三：是做学术缺乏意识形态和激情的支持而变的无聊；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使得我们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视而不见；缺乏方法论训练和社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