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大同，北京危急。
此时的崇祯帝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选择南迁。李自成义军虽然气势如虹，但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南方广大地区未受战火波及，崇祯完全可以迁往南方，以图东山再起。
其二是下诏勤王。明朝的大部分地盘，仍在朝廷掌握之中，朝廷仍有数量可观的将领和军队，可以将他们调往京城，与李自成大军死磕。
崇祯的首选其实是南迁。不过，他脸皮薄，担心天下人说他是逃跑天子，不敢坚持己见，而朝堂上键盘侠又极多，他们歇斯底里地抨击南迁之议，最后，崇祯只好放弃南迁的念头。
那便只有下诏勤王了。三月初四，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入卫京师。大约同时，崇祯又给左良玉、黄得功、王永吉、刘泽清等将领下诏，要求他们率军勤王。
可如你所知，崇祯的勤王诏书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并没有任何一支勤王军队挺身救驾，最后，绝望之下的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杀殉国。
那么，崇祯帝明明给诸将下了诏书，要求他们入京勤王，为何崇祯殉国前，没有一支军队入京？
事实上，还是有一支军队入京的。这支军队就是唐通所部。不过，唐通虽然入京，但并没有勤王。
那么，唐通为何入京？
李自成攻破大同后，崇祯封唐通为定西伯，唐通忙率军奔赴京城。崇祯喜出望外，对唐通慰问再三，赏四千两白银犒军。
不得不说，唐通入京的初衷，确实是为了勤王，崇祯没有赏错人。但在赏赐唐通的同时，崇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促使唐通投敌叛变。
这个错误决定便是让他与监军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李自成攻关时，唐通率军出关迎战，万万没想到，被监军杜之秩抄了后路（杜之秩打开居庸关投降李自成），导致腹背受敌，只好向李自成投降。
就这样，唯一一支入京勤王的军队，反而做了李自成的帮凶。
那么，其他四支军队吴三桂所部、黄得功所部、王永吉所部、刘泽清所部，为何没有入京？各有各的问题。
吴三桂：接到勤王诏书后，吴三桂立刻从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出发，率军勤王。三月十九日，吴三桂所部到达山海关；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所部兵至玉田（河北唐山），这时，崇祯帝已经殉国。
乍一看，吴三桂是有心勤王，但无奈路途遥远，来晚了。其实，从宁远到玉田，不超过四百公里，吴三桂却走了十多天，平均每天行军约30公里，这种速度，难道是率兵勤王的速度？
左良玉：崇祯下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伯，提拔其子左梦庚为平贼将军，并许诺大功告成以后，就让他们父子世代把守武昌。左良玉于是拟定了一份出兵计划上报朝廷，然而，奏疏还没有得到朝廷答复，就听说北京被李自成攻下。
京城危如累卵，皇帝紧急下诏勤王，左良玉接到诏书后，居然不是立刻出兵，而是先上一道奏疏，等朝廷回复后再出兵，他真有勤王的诚意吗？
再说黄得功：崇祯下诏勤王时，黄得功正在庐州府（今安徽合肥）征讨农民军，史料上并未记载他接诏后有何行动。
但我个人猜测，黄得功可能是在崇祯殉国后才接到诏书。庐州距北京大约两千里，以当时的邮递速度，加之北京至庐州府一线不太平，三月上旬发的勤王诏书，三月下旬才送到黄得功手中，这种可能性很大。
王永吉：接到崇祯的勤王诏书后，王永吉立刻出兵，但他和吴三桂一样，还没有抵达北京，崇祯帝便已自杀殉国。
王永吉的驻地在遵化，比吴三桂离北京更近，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可这两百公里的路程，他居然走了半个月左右，乍一看，他似乎和吴三桂一样，也没有举兵勤王的诚意。
不过，直线距离与实际路程是两回事，王永吉不可能一直走直线，关键是，《明季北略》记载了这样一条信息：
王永吉与吴三桂徙宁远五十万军民入山海关，日行不过数十里（及三月初旬，始出关，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
这难道就是王永吉延误勤王时机的真正原因？
吴三桂延误勤王时机，是否也是因为如此呢？
刘泽清：刘泽清压根没有任何勤王的诚意，而且表现得十分明显，据《崇祯实录》记载，“因纵掠临清，南奔。监军御史霍达奉命调勤王兵追泽清兵，不及”，一口气逃到南方去了。
总结：崇祯下诏勤王后，只有唐通一人赶到京城，但他旋即投降李自成。其他将领，或没收到诏书，或没有及时赶到京城 ，或拒绝出兵，导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无一支军队救驾，崇祯绝望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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