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魏晋南北朝士人社会意识为何弱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自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把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学派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统治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其他学派思想不同，儒家学派有积极的入世观念，儒生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拥有强烈的责任感。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哲学观念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儒生的价值追求，同时在面临个人和集体的选择时，集体利益总是优先于个人利益。这些都决定了儒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在国家危亡之际，往往他们会挺身而出，杀身成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级身上为国为民的社会担当意识明显减弱，这虽然是个人意识崛起的信号，但同时也是社会风气沦陷的警钟。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酷爱“清谈”，引发全社会性质的空泛讨论。东汉末年伴随社会环境的转变，“清谈”功能下降，士人社会担当意识开始弱化

虽然儒生一直都是忧国忧民的形象，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这种形象则会更加突出。一来是因为在国家危难之际，为国为民的行为也显得更为高尚，二来是因为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儒生的社会责任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因为按照儒家的传统，在社会大动乱的时候，士大夫更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身先士卒。

但是很明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已经脱离了这种沉重的责任感，转而投向更为轻松的生活，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士大夫们热衷的清谈活动。

清谈，又名“玄谈”，即是以老庄等道家思想来空谈名理，这是一种士大夫们的社会交际活动，在当时盛行一时。清谈脱胎于汉朝时期的清议，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舆论手段，是当时乡里和学校为了抨击地方官员的不当言行而进行的社会议论活动，主要是为了评论事件主人公的得失。

这种行为可以对被评判人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有助于肃清社会不良风气，匡扶不正政治行为。也正是因为清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可以集结巨大的舆论力量，因而在东汉末年遭到众多佞臣的攻击，这些奸臣对敢于直言的士大夫们进行了惨绝人道的迫害。

但是由于东汉末年残酷政治环境对于士大夫阶级的迫害以及西晋时期政治环境的复杂，清谈逐渐失去了清议的所有政治功能，它的内容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主。

只涉及一些如有无、本末等玄之又玄的问题，丝毫没有社会功用，也不能评判人物得失。哪怕有时内容涉及到了人自身的品德，也仅仅是评价人性情、气度等方面的好坏，丝毫不涉及政治内容。

当然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清谈也有进步的内容，因为它展现了人们世界观的扩大，士大夫们注意力从观察人这一个体和琢磨具体社会功能上，转移到研究宇宙本体问题，在哲学上来看是思想的进步。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是一种全社会性质的空泛讨论，它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主流，是整个士大夫阶级逃避社会责任、逃避现实的一种体现，因此不免得对于社会风气产生消极作用。

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最为狷狂的名士，少年时期的他在游览楚汉相争的地界时曾感慨，刘邦和项羽之所以能成就霸业，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英才。从中可以让看出他的眼界之高，为人之高傲。但就是这样一位眼高于顶的名士，在成年之后变得极其谨小慎微，从不曾论及他人过失。

在《世说新语· 德行》中曾经记载他的这一特性：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 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当然从中可以看出西晋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但是侧面也反映出哪怕是阮籍这种轻狂的名士，也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沉沦于自我意识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大多纵酒，以此独善其身，借助醉酒保护自我以及避世

魏晋南北朝的名士大多爱酒，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因为主要信奉儒家学派的士大夫阶级一直讲究克己复礼，讲究中庸，是反对极度放纵的。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级一般都纵酒，其中竹林七贤更是代表人物。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快马饮酒，在《晋书·刘伶传》中曾记载着他的豪言壮举：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 便埋我。”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着刘伶的一件轶事，他因过度饮酒而生了病，他的妻子便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不要再饮酒。他答应了妻子，让妻子准备酒肉来祭祀鬼神，以表示他戒酒的决心，但是当他跪在鬼神面前时，却又反悔：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能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不仅仅是刘伶，竹林七贤中的阮咸也是饮酒爱好者。曾经他在饮酒时，旁边跑来一群野猪也来饮酒，但是阮咸不但没有驱赶，反而和野猪一起饮起酒来。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的不拘小节，也可以看出他们热爱饮酒的习性。

虽然名士爱酒不是什么稀奇事情，但是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样大面积爱酒人士的出现还是十分罕见的。这是由于虽然纵酒是因为名士们热爱饮酒，其实纵酒也是名士用来保护自己和避世的一种手段。

在豪饮之中，他们就能够忘却黑暗的政治环境，以及自我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中的难以抉择。同时豪饮也是名士们用来避祸的方式之一，用烂醉如泥来远离波涛汹涌的政治斗争

阮籍就是利用饮酒来避祸的一个典型例子，司马昭的亲信曾经多次想要和阮籍一起讨论政事，来抓住他话语中的漏洞，以此来迫害阮籍。

但是每次阮籍都是酩酊大醉，无法和人交谈的状态，就算是不得不回答的情况下，因为阮籍一直处于醉酒的情况下，因此他也可以拿醉酒当借口来搪塞自己不当的言论。因此直到最后，皇帝的亲信也不曾抓住他的话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担当意识究竟为何会逐渐减弱呢？受到了社会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

上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级的两大社会活动都体现了他们对于政治活动的漠视，呈现出不问政事的状态，这就是他们社会担当意识减弱的显著代表，那么为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担当意识会逐渐减弱呢？

这其中有三点原因，第一点就是政治环境的恶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局面并不稳定。就拿竹林七贤生存的西晋来做例子，本身西晋朝内政治争斗就从未停歇过，朝廷的统治极为黑暗。

再者后来西晋经历了八王之乱，政局一度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中，战争频发。处于这种环境的士大夫们，出于人性的弱点，都会对前路感到害怕，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明哲保身。

第二点就是东汉末年士大夫们的惨烈下场给之后的读书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东汉末年，因为宦官当道，国事日非，士大夫阶级的忧患意识空前强烈，因此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想要维护汉朝统治，维护自己的国家。

但是皇帝却昏庸无道，并没有听取士大夫们的建议，相反他们听信宦官的谗言，将手中的屠刀转向士大夫们。如果东汉末年的士大夫们是能够杀身成仁的，能够用自己的血泪换来好结果的，那么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们应该也不会是那样不问政事的状态。

他们正是看到了那些勇敢牺牲的先辈并没有改变什么，才会产生消极的印象，觉得他们自己也是无法改变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因此只能保持消极的状态。

再者因为儒家的价值取向中有一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的“达”即为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等社会状态，而“穷”就是魏晋南北朝那种政治环境。

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们在对改善政治环境灰心的情况下，只好独善其身，首先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再者是保证自己志向的高洁，不与当时的黑暗政治同流合污，这些就演变成士大夫们不问政事的形象。

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伦理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命题，而儒家学派一直是把集体放在个人之前，先公后私。因此儒家学子就是一直拥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社会道德和国家统治。

但是因为东汉时期士大夫阶级的凄凉下场，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阶级丧失了匡扶社稷的信心，再加上当时猛烈的政治迫害和争斗，士大夫阶级逐渐不问政事，沉湎于清谈和饮酒之中，弱化了自身的社会担当意识。

参考历史文献：

《世说新语》

《晋书》

《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