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清朝遗迹调查的新成果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距今最近，遗迹留存最多。中外学者有关清朝遗迹的调查内容丰富，成绩斐然。我从2001年起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重点是满族史迹，迄今已整整20年。20年时间不算短，因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文献研究上，田野调查只是时断时续。但集腋成裘，积累的报告也有数十篇之多。收入本书的15篇，只是初步成果，更多报告仍有待来日。

一、田野调查的缘起

对治史者而言，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从来是相得益彰之举。中国史学自司马迁愤而著 《史记》，左丘明盲而作 《左传》，即形成记传与编年两大修史系列。司马迁20岁壮游江淮，为了解韩信事迹，不仅实地考察楚汉古战场，还亲自踏访韩信故乡淮阴，因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的记载。他记录荆轲刺秦王悲壮场景，进而否定 “荆轲伤秦王” 传闻，并说 “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俱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是秦王御医，当事者之一。这说明，史家著述，从来离不开实地考察和采访。降及明清，徐霞客、顾祖禹均以注重田野调查称名。

清朝入关，开始注重本朝史迹调查。满洲皇帝敕修 《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初集》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诸书，均采撷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康熙帝为绘制 《皇舆全览图》，派遣耶稣会传教士杜美德、雷孝思等，与满洲官员深入长白山和松花江流域进行大范围地理测绘。又派遣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内大臣吴默纳前往长白山进行实地踏勘。

在清代入华各国使臣中，朝鲜使臣留下的旅行记多达百余种，泛称 “燕行录”，其中收录大量实地调查与采访资料。1808年，日人间宫林藏奉幕府之命潜入清朝属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探查。返国后撰写 “踏察报告”，记录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理、民族、风俗和沿途见闻，以及清政府对该地区管辖情况。

晚清曹廷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对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社会经济作全面调查的学者。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他受命考察东北边防，由三姓起程，经松花江徐尔固入俄国境，沿黑龙江抵东北出海口，考察黑龙江下游地区。对永宁寺碑和奴儿干都司衙署遗址的考察，为论证明代东北疆域提供了有力实证。然后溯江而上至海兰泡，又沿江而下至伯力，溯乌苏里江至兴凯湖，经红土岩，复由旱道至海参崴，再乘海船到岩杵河口。前后考察129天，往返路程16万余里。十一月回到吉林营中。随即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绘图8幅。又撰《东三省舆地图说》，诸如“国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吉江二省旧地现属俄国东海滨省各处屯站数目”“赏乌绫说”“使犬部说”“赫哲喀喇说”“额登喀喇说”“贡貂诸部说”“特林碑说”等篇，多与清朝遗迹相关。

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调查，是伴随近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兴起而为史学研究者所借鉴。就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而言，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在中国开展调查，已属史学范畴。服部宇之吉主编《北京志》，包括大量关于清末北京旗人（主体为满族）的调查内容。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侵略中国为背景，对中国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展开大范围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等书，搜集大量有关东北地区民族与社会资料。东北地区主要有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回族等民族，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或彼此杂居两种形态。伪满时期，编纂《满洲家族制度惯习调查》第1、2卷，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家族制度的内容、特点、习俗异同、民族关系，以及满汉杂居资料。

俄罗斯学者C.M.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以20世纪初在黑龙江等地通古斯语诸族（主体为满族）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文献史料，撰为此书。И.А.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是有关奥罗奇（鄂伦春）人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氏族组织、管理机制、萨满教信仰的资料，对追溯满族早期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民国年间关注满族问题的学者堪称凤毛麟角。30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披露了北京西郊贫困满人潦倒的生活。民族学家凌纯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于1931年，对赫哲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语言作了全面调查，对研究满族早期社会亦有参考价值。

自80年代起，在中国学者的参与下，日本学者对东北三省清朝遗迹开展新一轮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活动成果，收入细谷良夫教授主编 《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作为日本满族史研究会专刊的《满族史研究》（早期称《满族史研究通讯》），迄2019年已出版18号。其中除刊载专论、书评、讯息，还收有中日学者关于满族及今俄罗斯境内与清史相关遗迹的调查。日本学者还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对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明清史迹，进行大范围调查。

2003年起，法国学者利用乾隆《京城全图》从事寺庙历史调查。该图是在耶稣会士参予下绘制的北京城图，运用了当时最先进测绘手段。法国学者根据《全图》，对照内城1000余处寺庙逐一进行考察，包括每座寺庙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并搜集相关碑刻、地方志、档案、契书及口述资料，重点探讨城市中寺庙与居民关系。已出版4册，还有11册将陆续出版。这种长时段田野调查与研究，继承了欧洲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始于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60年代。《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之一。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始于1958年，1963年将各地调查报告加工整理付印，1985年正式出版，包括北京市、陕西省西安市、内蒙古、甘肃省、宁夏银川市、新疆、四川成都市、广东省广州市、山东省益都县以及河北省、东北三省等地满族聚居区调查报告。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研究日趋繁兴。80年代起，清史、满族史研究者开展东北史迹调查，重点是满族肇兴史。史学研究的繁荣与田野调查的开展交相辉映。在满族人口最多的辽宁省，有傅波主编 《抚顺地区清前期遗迹考察纪实》、抚顺市社会科学院主编 《抚顺清前期史遗迹与人物考察》、孙诚等主编《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 的出版。这些调查，均由当地文史工作者完成。他们对本地社会历史以及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丰富了学界关于

满族入关前史的认识，并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由中美学者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作完成。其特点，一是将田野调查与人口统计、历史文献相结合；一是将移民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熔为一炉。北京地方史工作者冯其利自80年代起，四处寻访线索、查阅资料、实地踏勘。十几年间走访京郊80余处王爷坟、访问数以百计村民、看坟户，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1996年，出版《清代王爷坟》，记录诸多王位世系、园寝规模、损毁经过、墓主史事。杨海山《京郊清代墓碑》一书，系作者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抄录整理清代墓碑碑文的结集。是书收录碑文183篇，多为以往文献所缺载。

围绕满族某一家族、专题或特定区域展开的调研成果较多。金启肒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系作者1961年到黑龙江富裕县达斡尔柯尔克孜友谊乡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成果，包括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生活、家族组织、宗教信仰、满语满文等内容。杨发清《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报告》，何晓芳、张晓琼 《新宾上夹河镇腰站村清皇室后裔调查纪实》，李天锡、粘国民《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粘氏满族情况调查》，韩旭等 《五常营城子村京旗满族文化调查》，苏淮等《吉林省乌拉街镇满族文化现状调查》，隽成军《清代柳条边吉林边墙的调查与再认识》，黄兆桐《关于纳兰性德在上庄地区史迹的调查报告》，北京市民委等单位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定宜庄、胡鸿保 《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关于各地满族历史与现状的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是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习俗、主要是信仰习俗的调查报告。此外有关萨满文化、祭祀民俗、濒危语言满语的调查很多，不再缕述。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足以反映清朝遗迹尤其是满族历史现状调查的成就，并彰显今后发展的起点。

目前，海内外学界开展的田野调查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这些成果，均值得学习、借鉴。

二、田野调查的概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向是史家倡导开阔眼界、丰富见识的好办法。2001年起，我与细谷良夫教授合作，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20年（2001-2020）间，与细谷教授共同调查50余次。前期调查，有王禹浪教授、绵贯哲郎等参加；后期调查，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等中外学者参与。另外，自2013年兼任吉林师范大学教授以来，与硕博士研究生合作或自己独立调查约30次，总计80余次。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以外大部分边疆民族地

区，收获丰硕。调查重点：

1、八旗驻防遗址与满族聚居地。对全国范围内清代大、中型驻防城遗址，作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调查。主要四条线：

长城、河西走廊、新疆线：右卫 （山西右玉）、绥远 （内蒙古呼和浩特）、银川 （宁夏）、永登 （甘肃庄浪）、凉州 （武威）、哈密 （新疆）、巴里坤、奇台、乌鲁木齐、伊犁三大营 （温泉察哈尔、察布查尔锡伯、昭苏厄鲁特、另有索伦营）；喀什，莎车、塔城。包括长城内侧的太原 （山西）、西安 （陕西）。

长江线：成都、荆州、南京、镇江。

运河线：杭州、乍浦、南京、青州、德州。

东南沿海线：福州、琴江、广州、泉州。

清代山海关外东北地区亦设八旗驻防，但情况比较特殊。2013年以来，利用在吉林师范大学任教机会，对明代女真遗迹，以及清代东北地区满、蒙、锡伯等族史迹，进行了广泛调查。重点调查地有：辽宁沈阳、抚顺、本溪、大连、金州、海城、广鹿岛、丹东；吉林四平、吉林市、前郭、珲春、延边、集安；黑龙江哈尔滨、黑河、舒兰、阿城、肇源、兴凯湖、虎林等。

迄至今日，昔日八旗驻防地多数已演变为满族聚居地。开展对八旗驻防遗址调查，不仅有助于清代八旗史研究，对研究满族史、满汉关系史亦有特殊价值。

2、“三藩”与南明史迹：细谷良夫教授长期从事“三藩”史事首先是尚可喜一族研究。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紧密结合，是细谷教授的重要特点。为此，对辽宁、北京、河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 “三藩”与南明史迹，进行了系统考察。

3、关隘与古战场：长城关隘：河北紫荆关、独石口、张家口、喜峰口、铁门关、潘家口、古北口、居庸关、山海关；山西杀虎口；贵州娄山关；四川康定 （打箭炉）、雅安。古战场：后金时期萨尔浒古战场、辽宁桓仁清河城、康熙乌兰布通古战场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乾隆大小金川古战场 （四川小金县、金川县、丹巴县），与之相关的遗迹有北京香山健锐营、红旗村番子营。

4、边疆民族历史文化：清代满族史与边疆各民族史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在对八旗遗迹与满族聚居地进行重点考察同时，兼及北方、西北、西南、东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历史与文化，包括寺庙、茶马古道、古镇、古村落、土司衙门（诸如贵州遵义杨氏海龙囤“播州土司”古城遗址、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甘肃永登鲁土司署、云南梁河南甸土司署、湖北恩施唐崖土司遗址等）。

5、中原地区历史文化：清朝定鼎北京后，以此为中心，与各地构建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商贸等方面的庞大网络。

大运河是连接南北要道，清廷与京师中央各衙署、八旗禁旅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我们重点考察北京通州、浙江杭州运河两终端，兼及山东德州南运河、聊城等地运河遗迹。

陆路通道：河北鸡鸣驿、宣化、张家口、张北、承德；内蒙古呼和浩特、正蓝旗、赤峰、多伦、锡林浩特、东乌旗、西乌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陕西西安周边及西南地区；河南南阳、内乡、社旗；山西太原、大同、右玉；四川成都、重庆、都江堰、卧龙以及川西藏区；广西西江流域诸多城镇；贵州遵义、贵阳等地；浙江福建交界处仙霞岭、廿八都等地。沿途古镇、山陕会馆、寺庙。

衙署：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南阳府署、内乡县衙；内蒙古呼和浩特将军衙门、恪靖公主府；新疆伊犁将军衙门；辽宁金州副都统衙门、凤城城守尉衙门；张家口察哈尔八旗衙门，吉林乌拉总管衙门。

6、江浙地区辛亥革命史迹：杭州、镇江、南京、绍兴、宁波、湖州、金华、衢州等地博物馆、会馆、古镇、学堂、衙署；广西金田太平天国遗址；广东、江浙等地革命党人纪念地、孙中山等人故居。

7、域外史迹：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广袤疆域是满族先世生息繁衍之地。明末清初，满洲人崛起建国，进而统治中国，乾隆年间形成庞大疆域，汇聚众多民族。与此同时，与周邻诸国和民族的关系也在发展。近代以来，清朝积弱积贫，沙俄伺机鲸吞东北大片领土。凡此种种，就造成一部分满族故地和清朝史迹、文物沦为他国之手的状况。故而，对域外清朝遗迹和文物进行调查，也就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有：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 （符拉迪沃斯克）、海兰泡 （布拉格维申斯克）；朝鲜会宁；韩国首尔，日本北海道、九州等处博物馆、地方民俗馆所藏明清文物、文献（如九州爱新觉罗神社、平户郑成功家族遗迹与遗物、明清中日海洋贸易相关史迹，北海道“虾夷锦”、虾夷族文化等）。

调查过程中，拜访故老，踏勘史迹，搜集文献与口碑资料，并拍摄大量照片。通过调查，加深了对清朝历史首先是满族聚居地历史与现状的认知，有助于把握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满汉关系变化与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进行初步研究。迄今，发表调查报告10篇（3篇与细谷良夫教授合作）。更多报告，有待充实整理后陆续发表。

三、田野调查的感受

1.在长期调查中，与细谷先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形成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中国话：“忘年交”）。无论治学还是待人处事，深受先生熏陶。

细谷先生一次在吉林师范大学的报告中，曾总结自己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特点：即使有大量实地照片，仍坚持每天写考察日记；不仅对有遗迹的地方进行考察，即使对那些据说遗迹无存的地方也要亲眼看一看，并从中有所发现。先生一向喜欢爬山运动，攀登过许多名山，如勘察加半岛、喜马拉雅山，“最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田野调查中几十年如一日，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不管身体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困难，不改初衷。富于探险精神，保持坚忍毅力。

实地考察，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环境一般比较艰苦，有时还遇到人为障碍。先生无论遇到何种窘境，从来坦然面对，不愠不躁。对随行晚辈如我等则态度温和，毫无迁怒之色。对大自然的一切，无论是魁伟的雪山，汹涌的江河，深邃的蓝天，变幻的白云，还是烂漫山花，均怀抱一颗挚爱之心。最难忘先生斜卧在草地上，手握相机，焦距于星星点点几朵小花的情景。美丽不以平凡而逊色，生命不以纤细而卑微。借助考察，不仅加深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还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

细谷教授曾谈到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心得：对历史资料始终持怀疑态度，经常提出质疑，史书为什么要这样写（人或事），而不那样写；如果换个角度考察，或者发出质疑，会有哪些新发现。这使我想起先生一再征引的名句：“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先生研究“三藩”、研究杨起隆之变、研究三藩之一的尚氏家族，均重在揭示官修正史背后的真相。如对尚之信以“反叛”罪被杀，乾隆年间又被平反问题的考证，认为冤案背后掩藏了清廷阴谋。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可以校正史书记载。如明人记载赫图阿拉城内外居数万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城内面积有限，根本容纳不了大量人口。先生说，不但对文字史料要持怀疑精神，对历史 遗迹同样应抱审慎态度。并举1905年（内藤湖南）、80年代（神田信夫等）、21世纪初（细谷良夫等）前后3次对赫图阿拉城的考察图片为例，说明当事者基于无知或实际功利的需要，往往会对历史遗迹加以“改造”。在长期田野调查中，造伪例子屡见不鲜。总之，无论治学、做人，还是生活态度，先生之于我都堪称楷模。

2、田野调查，要密切结合自己的研究。田野调查，具有多重价值。首先，补充已知文献的不足，搜集民间收藏（家谱、文书、绘图）、口碑资料、图片。其次，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 （如通过对各地驻防遗址的考察，提升对八旗驻防制度的整体认识）。再次，发现新问题，开展相关专题研究（我对俄罗斯旗人、满洲皇帝奶妈、朝鲜旗人安氏、八旗会馆等问题的研究，皆缘于田野调查的启发）。田野调查还具有补史 （如关于海西女真辉发、叶赫等部考古新发现）、证史（如澄清学界关于叶赫东西城城主之争问题）、疑史、明史的作用。

田野调查，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2019年11月，我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举办的学术对话：“明清体制与田野研究范式。”对话中谈到南北方学者田野调查方法的异同，以及调查“范式”的有无问题。我认为，南北方学者，除了要遵循史学研究基本规范，在调查宗旨、调查重点、调查方法等方面，各具特色，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范式”。

长期以来，我研究清史的侧重点始终是满族史与满汉关系。我在《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绪论中明言：“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高踞社会顶端的极少数满洲皇室和贵族，而是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这是本书定位，而把握这一定位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民间文本。所撰论文，重点利用民间契书与碑文。碑文除取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不少是在京郊踏访寺庙时亲手抄录。《拓本汇编》清代部分共计30册，内容基本限于北方，尤以北京城内外居多，其中有关旗人（主体为满族人）史事者，约占一半。至于北京契书，仅近代史所就藏有4000多件。国图、科图、首图、首博、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房契、地契为数更多。可知，不仅北京一地收藏的档案、文献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即使就民间文本收藏来说，也绝不逊色于南方。

南方学者从事区域史研究，或把田野调查做为重点，不断把研究推向深入。而北方学者研究清史，如果忽视不断刊布的档案文献，尤其是以往被束之高阁的满文档案，研究难免滞后。所以我想，在各自研究中，无论就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对民间文本的重视程度，还是研究专题的选择，关注的角度，南北之间存在差异也顺理成章。

南方学者的田野调查作得深入细致，成果丰硕。研究生在老师组织下参与田野调查，逐渐培养学术梯队，形成学术传统。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北方学者学习。

我现在经常带师生到基层走走，但田野调查在研究中只是一项辅助性工作。20年间，出版的清代文献汗牛充栋，包括满文、汉文、蒙古文档案的大量影印出版，可是只有很少一些人在潜心研究。我指导的博士生，不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田野调查上。他们利用清代中央和地方档案，研究清史与满族史、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等专题，可以取得出色成绩。一位博士生，利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研究清代东北“南海”问题。东北“南海”地理概念，指今俄罗斯海参崴一带。因乌苏里江一带广大疆域在咸丰年间被沙俄割占，国人现在只知道海南岛以南的南海，却不清楚元明清时期，北方还有一个南海。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一定要让国人知道，要用满文档案作研究。所以我和几个师生专门去了一趟海参崴，乘游船在周边海域转了一遭。清代从珲春到海参崴沿海分布着14个岛，称“南海十四岛”。是八旗官兵每年巡边的固定路线。早在《清太宗实录》里，就记载其中一个岛叫熊岛，满语称勒夫（lefu）岛，位于海参崴东南。关于这段历史，现在俄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抹杀，国人几乎懵然不知。我们有责任去实地考察，写成调查报告，披露历史真相。

我在调查报告中，还记录从吉林珲春到朝鲜会宁的考察。会宁位于朝鲜东北境，与珲春隔图们江相望。元末明初，曾是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儿（孟特木）长期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个多年的夙愿，就是到会宁去实地看一看。2018年终于如愿以偿，组织了一次往会宁的自费旅游实际是去调查。到实地一看，会宁只有北朝鲜第一代革命领袖金日成夫人纪念馆，一幢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宏大建筑。与猛哥帖木儿相关的信息当然踪迹全无。但此行还是收获颇丰，实地观察了会宁地理环境，群山环峙的一个小河谷。一个长期萦绕心头的疑问得以澄清：为什么满族先世在当地时农业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迁到中国辽东以后农业才获得长足发展？关键就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所以我想说，田野调查的关注点、调查方式，乃至学术氛围、学术传统，南北学者各有特点，因地制宜就好，谈不上什么范式。

南方学者的区域史研究深入，田野调查的成就也大。相比起来，我们的调查则比较随意。调查时间短，长则半月，少则一周；多数属于“走马观花”式考察，只有少数带有明确目的性。即便如此，仍多有收获。2019年十一长假，和几位朋友前往内蒙古东部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清代该地属科尔沁蒙古，与满洲皇室关系密切。清初有四位格格（老百姓尊称公主）嫁到阿旗，随同公主去的还有陪嫁人。关键一点是：几百年后的今天，尽管陪嫁人后裔世代与蒙古人通婚，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上已彻底 “蒙古化”，但他们还说自身是满族。这就涉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民族认同问题。都同化那么多代了，又没有满族文化遗存，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带着这个疑问，在昆都镇阿日宝力格嘎查作了调查。近些年，陪嫁人后代把毁坏的祭祀场所全都修复。每年举行四次祭祀，方圆百里的人们都聚集到公主祠。什么人呢？一看祭祀活动录像，外表看全是蒙古人，住蒙古包，说蒙古话，带蒙古媳妇，喝奶茶，吃手抓肉，唯一区别是他们都认同满族。接待我们的满族同胞说：人一辈子有两点不能改，一是父母，一是民族。现在年轻学者多喜欢谈认同。因为美国 “新清史”谈满族认同，于是不少人就跟着讲认同。一旦作田野调查，你就发现，认同角度、认同对象、认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远非某些学者表述的那么单一甚至片面。我问陪嫁人后代：你们为什么认同满族不认同蒙古族？回答说我们干吗认同蒙族？我们的先人是随公主来的，当时给的最好草场。随即又补充说，我们现在也比一般人活得好。说明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后来拜谒公主祠，顿时明白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是男性社会。但公主祠中，公主居主位，她嫁的蒙古贵族（额驸）在侧位。在他们眼里，公主地位高于额驸。一句话，公主陪嫁人后代认同满族有其复杂背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再举个例子，我们在辽宁海城采访三藩尚氏后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其中的尚可喜余部，一部分编入广州驻防汉军，大部分北迁，安插在京城内务府或东北官庄、驿站等处。一部分族人，被迁回老家海城，编为佐领。他们世代都是旗人，后裔照理应申报满族，实际上绝大多数却报的汉族。如今，尚氏族人在辽东一带至少有1万多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报满族？”回答很干脆：“我们是姜尚后代，姜尚就是姜太公。姜太公距今多少年？干吗报满族？”理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截了当。回到前面的话题，田野调查价值之一，就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视野，校正我们的观点。具体说到民族认同，也并非只有一个狭隘、单一、固定的答案。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认识，因人因地因时而有异。这些认识，也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