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直击晚清悲剧：盲目用“精神胜利法”，导致打败仗、糟蹋自己

　　愚昧，这个词我们经常用来形容晚清，到底怎么理解？愚昧语出晋·郭璞《蚍蜉赋》，指缺乏知识，愚蠢不明白事理。“愚蠢+不明白事理”，如此解释是比较恰当的。

　　晚清的人一直沉浸于自大的熏陶中，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四周的民族和部落则都是蛮夷。这种思想来源于儒家“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滕文公上》)，默认中华民族在民族和文化上，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文化。

　　鸦片战争虽给了清政府很大的打击，但大多数国人未曾清醒，沉浸在“天朝”的思想当中不能清醒，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这是十足的“精神胜利法”。想必有人默念，“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精神胜利法”致命弱点，导致重视伦理道德，轻视军工武器。

　　在守旧者看来，维护王朝统治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能震慑外人的，保证中国不受外人的欺负。

　　“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盘剥，搜山竭泽，事事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笑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可见，在守旧者看来，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没有必要学，你学就是违背了儒家伦理的。包括英语那时候被称为“鸟语”，光绪帝学习“夷”的鸟语时，让慈禧总觉得有失尊严。

　　《论语》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中也有“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晚清保守者反对学习西方的重要理论依据，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成为精神胜利法的核心支撑。

　　反洋务论者刘锡鸿认为:“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意思是咱们中国崇尚礼义，不追逐利益。他认为“金、银、煤、铁等矿，利在焉，害亦存焉，非圣天子所贪求也”。就是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守旧者反对修铁路、开煤铁矿的重要理论根据。

　　晚清多数官员以僵化的义利观作为原则，既拒斥世界变化，又不舍得对洋务改革进行投入，荒废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利益。看不清楚后面的发展道路，可谓是“自寻短见”。

　　这种“重义轻利”的“精神胜利法”，居然还大应用在打仗方面，糟践自己生命。

　　举个人物例子——叶名琛，这哥们是一名奇人，身高一米八，被英法联军俘后，被送往加尔各答。吃完自带粮食之后，叶名琛效仿古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绝食而死……大义凛然令后人感叹。

　　但是比这更难以让人理解的是，在被俘之前，外面英军的炮火连天当中，在屋里岿然不动，部下多次跑来告急，他手里拿着本书“笑而遣之”。本来临战镇定本是好事，但没有准备好应战部署，守军以“渊默镇静，毫无布置”对待，“请调兵设防，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十五天时城破，叶总督和全城官员尽为阶下囚，江湖人称“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无情枪炮面前，民族大义纵然壮怀，但是起不了半点作用。

　　“义”成为那个时代人人独有的“骨气”，甚至成为一种生理反应，一触即发，把糟蹋自己称为“重义”。

　　《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这本书里，就记载了晚清人与人之间为“义”而产生的自虐举动。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冯夫人的母猪碰巧将王夫人家的前门撞倒了，这扇门受到了轻微的破坏，王夫人马上要求冯夫人赔偿，冯夫人拒绝了。随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直至王夫人以自杀相威胁。冯夫人在听到王夫人这样威胁之后，抓住时机，比王夫人先行结果了自己的性命。这样一来，王夫人反而处于被动地位，王夫人随后也投河自尽。”

　　听起来很有骨气，以刚强精神战胜对方，但是吧，这种做法真的是不知所谓。

　　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除了历代积累的因素以外，也是由于清代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传统有关。中国古代并都是实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但由于满清统治者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凭借军事力量征服，从而统治整个中国的，因此，他们在官制等级方面不得不更加森严，实行比以往更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以高压手段钳制各种反清思想，大兴文字狱，预防和绞杀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的言论。

　　即便是没有外力打破晚清的统治，最终也会在内力的扭曲下，产生巨变。历史看起来是偶然的，但进化阶段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