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锁链的奴隶深深地吸引了林肯,而且他仔细地观察了他们被囚禁的方法及他们的行为。在林肯一生中的任何时候,这都是极其少有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林肯仔细思考了奴隶们受到的残酷惩罚以及他们与家庭的彻底断裂和分离——这正是黑人男女和儿童所遭受的具体现实。读这封信的人不可能不对奴隶的遭遇抱有强烈厌恶的感觉。然而,林肯的描述出奇地平心静气,这是否是因为他不愿意冒犯奴隶主,或者是他当时的忧郁心情影响了他的思考,抑或是他自己对奴隶制的看法还尚未成熟。他不像在1855年时将要做的那样,将他看到的景象描述为一种对权利的侵犯和一种阐述政治观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情感的侮辱,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甚至在最糟糕的环境下如何有能力仍然保持快乐的有趣例证。
罗伯特·托德的第一任妻子在1825年去世。他很快便再婚,部分地由于很难与继母相处,他的4个女儿,包括玛丽,最终都还是年轻女子的时候就搬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玛丽的叔父约翰·托德医生也居住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在1830年时拥有5名奴隶。玛丽的大姐伊丽莎白嫁给了尼尼安·爱德华兹,他和林肯都供职于州议会,他还是在伊利诺伊领地时期买卖奴隶的同名总督的儿子。除了黑人契约奴之外,爱德华兹家的6名奴隶中,1840年仍有1名生活在斯普林菲尔德。然而,罗伯特·托德是克莱的追随者,也是肯塔基州讨厌奴隶制的奴隶主之一,他希望看到该州逐步废除奴隶制。他的女儿玛丽,对政治极有兴趣,似乎接受了他的观点。1849年,罗伯特·托德再次竞选州参议员时去世。他的反对者谴责他是“支持解放奴隶的候选人”。
林肯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气质。他在喧闹和有时暴力的边疆文化中长大,但他在许多方面都与这种文化格格不入。他不喝酒、不打猎,也不嚼烟叶,力图避免肢体冲突,从不加入教堂,并且早年就制定了自我完善的计划,决意摆脱他年轻时的不利环境。29然而,尽管他有独立思考的倾向,但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林肯都带有许多深深地根植于他所成长的边界地区的那种种族偏见。然而,如果林肯愿意的话,他本来可以像他的朋友乔舒亚·斯皮德一样轻易地搬回肯塔基州,并在他著名的岳父的帮助下,使自己成为列克星敦蓄奴的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并未选择这样做。“每一个美国人,”托克维尔观察到,“都沉迷于升迁的渴望。”30林肯甚至比他的多数同时代人更加雄心勃勃。但对他而言,成功意味着是在一个以自由劳动、而不是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进步。
除了少数例外,奴隶制的废除是伴随着某种程度上承认奴隶主对奴隶财产的法律权利而渐进解放奴隶的。在美国,1780年代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法院判决宣称,奴隶制与承认人类有权享有自由的自然权利的新州宪法是不相容的。但是,其他北部州的废奴法律没有解放任何在世的奴隶。而是在规定的日期之后出生的奴隶的孩子,要作为契约奴为其母亲的主人工作到成年为止(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是28岁,比通常的白人契约奴时间要长得多),只有到那时才能获得自由。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也允许奴隶主对在世奴隶及其子女的劳动保留一定年限的所有权。事实上,这些法律要求奴隶用多年无报酬的劳动,来补偿他们的主人给予他们的自由。正如一位官员所写的,他们“尊重过去,只纠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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