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学问有多大？知情人回忆：连博学的陈独秀瞿秋白也都不如他

1975年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康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在其追悼会上，叶剑英元帅宣读了悼词。

延安时期，叶剑英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一副部长、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这两个部的第二副部长都是李克农。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及中央情报部的部长，正是康生。

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康生犯下的严重罪行——曾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此，曾在我党长期位居高职的风云人物康生被脸谱化了，几乎成了阴谋家乃至魔鬼的同义词，一直被人们唾骂至今。

康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康生长期主管情报特工组织，工作的特殊性，使康生成为大多数人惧怕与厌恶的人。

情报特工部门的工作容不得有任何失误，漏掉一个隐藏的特务，就很可能引发“千里堤防，毁于蚁穴”之后怕后果。

所以很多人说康生很左。

很左，可能给很多革命者造成了不该有的伤害，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使敌人的潜伏者无处藏身。

国共两党的较量中，我们不难发现，我方渗透到对方的潜伏者有很多人，以至于使国民党体系中的漏洞几乎成筛子了。而国民党特工也曾多次打入我方，但很快就束手就擒了。在这方面，康生无疑是有功的。

当然，康生在工作中冤枉与迫害过我党的不少好人，这一点是该批判的。

康生是山东诸城县大台庄人（1946年后划归了胶南县），生于1898年。1898年诞生了很多重要人物，如我党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张太雷、项英、张鼎丞、王尽美、陈延年、林育南、杨闇公、柳直荀、胡筠、国民党的陈诚、汤恩伯等。

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康生，从小生活优渥，其父张发祥有一妻（康生的母亲）一妾，家中雇了8个仆人，一个男仆人来记录他的地租收入，一个男仆人种蔬菜，一个男仆人打杂，另外5名女仆就专门为他的大家庭烧饭做菜和料理家务以及照看张家的孩子。

但康生还是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35岁更名为康生之前，曾改过好几次名字。他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等。

1924年，康生入上海大学学习，第二年入党，曾任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参加过著名的五卅运动，还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多年后康生曾专门写文章回忆：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那时心中之愉快，至今思之，犹觉得快意。”

入党5年后，也就是1930年，康生就成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了。这个晋升速度，够快的了。

康生参与过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是特科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3年7月，康生去了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1937年11月回延安后，康生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后，康生又历任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等要职。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做康生的部下，与康生颇多交往。多年后，曾彦修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口述性亲历文章，说康生“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曾彦修在此文中还说：1947年当康生在晋西北搞土改时，他对曾彦修所执行的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并没有奉行其一贯的斗争哲学对之赶尽杀绝，而只是很柔和地批评曾彦修是“书呆子”。解放初期，曾彦修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军区政委的康生热情接待了曾彦修。当时，已经贵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甚至叫上夫人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和秘书，专门陪着曾彦修去大明湖游玩了一趟。

康生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他在书法、绘画、鉴赏方面当属超一流水平。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人民日报》总编的王力，晚年时写出了《王力反思录》一书。此书中说：“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据谷牧同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

王力回忆，康生还保护过邓拓，事情是这样的：“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

王力还回忆说：“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曾经是康生秘书、后为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曾回忆说：“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他还回忆：“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

当年，党内高层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秀才”，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赠送给田家英的。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可见康生深厚的文化底蕴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