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12次北伐全部惨败，170年动员大军数百万，为何始终难求一胜

　　东晋灭亡后进入南北朝时代，北方是鲜卑北魏，南方则是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南北双方沿黄河、淮河一线对峙，170余年间互相攻伐，其中最令人扼腕的，就是南朝8次北伐的惨痛失败。

　　一、12次南朝北伐

　　南朝自居于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因而屡屡出兵北伐。宋齐梁陈四朝由于国土不断向南退缩，恢复中原的目标越到后来越沦为空头口号。但从实际的国防安全来说，南朝北伐确实是以攻为守的正确策略，故而不论国力如何，南朝四代都始终坚持北伐。

　　12次北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文帝元嘉时期的3次北伐。

　　宋文帝承宋武帝刘裕遗志，把恢复河南作为最大心愿，加上国力较强，所以连续发动了三次规模浩大的北伐，动员军队总数达到六七十万人。这三次北伐即元嘉七年(430)到彦之北伐，元嘉二十七年(450)萧斌、王玄谟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萧思话、张永北伐。三次北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最终都失败了。刘宋从此由强转弱。

　　第二阶段，为刘宋孝武帝起至南齐之末的4次北伐。

　　宋文帝死后刘宋连年内战，北魏乘机南下，攻占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南朝国防线退守至淮河一线。这一阶段北伐北伐的目的是争夺淮河南北。较大规模的北伐有宋泰始三年(467)沈攸之北伐彭城，齐建武五年(489)裴叔业北伐涡阳，齐永元元年(499)陈显达北伐雍州马圈城，齐永元二年崔慧景北伐寿阳。这些北伐皆无功效，损失惨重。南北对峙形势越发对南方不利。

　　第三阶段，为梁武帝时期的3次北伐。

　　南齐末年南朝大乱，北魏再次趁火打劫，一度侵占了西起汉中川北、中至义阳三关、东到寿阳、合肥的广大区域。梁武帝建国后，立即发起了反击。天监四年(505)临川王萧宏伐寿阳大败。梁朝中期，北方一度衰弱。梁朝从普通五年(524)至大通三年(529)大举北伐，陈庆之一度打下洛阳，但先胜后败，几乎全军覆没。太清元年(547)梁出兵争夺彭城受挫，寒山大战失利，损失士卒数万人。南朝从此丧失了改变不利局面的机会。

　　第四阶段，为陈朝第2次北伐。

　　梁亡后北周北齐趁机南进，北齐大军一度打过长江。陈武帝、文帝奋力击退北军，稳固了长江防线。历来江无淮不守，陈朝一直汲汲于恢复淮河南北的缓冲区。陈宣帝时乘北齐之衰，于太建五年(573)遣吴明彻为大都督，发兵十万北伐，克复寿阳等数十城。到太建七年，一直打到彭城附近的吕梁恢复了陈朝对江北淮南的统治。太建九年，陈又北伐，欲与北周争徐州，结果大败，淮南地再失。太建十二年，不甘失败的陈宣帝再发十万大军北侵，收复了江北部分失地，但国力军力都非北周之敌，不久便被北周赶回江南。南朝北伐于此便告结束。

　　二、南朝北伐的失败原因

　　南朝处于皇权复振的时代，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威，北伐一般都是体现君主意志的国家大事，比东晋时经常各家门阀内斗、牵制北伐大计的局面，自然是好了许多。皇帝可以调动全国力量，统一部署，这对北伐是十分有利的。但南朝并没有充分发挥长处，次次北伐，次次失利，令人痛惜。

　　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每次失败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数种:

　　第一，皇帝对战争干预过多。这主要体现在三次元嘉北伐。宋文帝刘义隆靠政变和武人拥戴起家，对武将势力一直比较忌惮，纵使出军北伐，仍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他规定，所有的作战行动，都要按照他的圣旨进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将帅必待诏行事，无机动权，如何能抓住战机克敌制胜?尤其诏书往返颇费时日，待诏送至，往往战局非旧，难从成命。南朝皇帝硬要违背战争规律，坐镇京师遥控前方将领，只能使北伐军队处于更为被动的境地。

　　第二，皇帝任用将帅不得其人。刘宋元嘉北伐，弃檀道济而不用，文帝只起用自己信任的王玄谟、到彦之，或是宗室亲属，以求将领不拥兵作乱。这些人往往既无帅才，又无将勇，临敌不前，甚至不战自退。

　　王玄谟眼高手低，纯靠过激的言论投上文帝北伐的脾胃。结果被委以北伐元帅的重任。王玄谟治军暴烈，士卒咸日“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他还嗜杀成性，北伐时“专依所见，多所杀戮。”故将士不愿为其效命。围滑台时，兼营货利，独断专行。多次失去歼敌机会，造成将士离怨、滑台久围不下的被动局面。使北魏可以从容部署军队，待冬季来临，大举反攻。

　　到彦之是宋文帝的心腹，忠心有余，胆识不足。元嘉七年他率师北伐，洛阳、虎牢虽得而复失，但部队实力尚在，仍可一战。而到彦之稍挫辄退，“空弃滑台，坐丧成业”，散败而归。元嘉二十九年北伐主帅萧斌，亦是毫无主见之辈，缺乏统帅大军的才略，唯奉诏行事而已。前锋张永，围碻磝津时。受魏军偷袭，“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几次大规模北伐之败，很重要的原因都是用人不当，主帅无将才，指挥失误，以致葬送全军。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宋文帝明知江夏王刘义恭为人怯懦，偏以其统领群帅，坐镇彭城。北魏军一到，义恭就想逃走，被众人劝止。次年魏军退，自彭城北返，刘义恭畏敌如虎，不敢出城截杀，白白丧失了一次痛歼北军的机会。

　　又如天监四年梁武帝用六弟萧宏督帅北伐主力，但萧宏生性懦弱，只知敛财而不谙军旅。本来前锋攻下梁城，偏师频频告捷，士气正旺。萧宏却屯兵洛口不敢前进。闻知魏军来夺梁城，便想退师。诸将请战，萧宏竟下令“人马有前行者斩”。最后胆小得把暴风雨之声当成敌兵来攻，连夜弃大军而逃，使浩浩雄师，一朝丧尽。

　　梁太清元年北伐，梁武帝以贞阳侯萧渊明为帅。萧渊明昏庸无能，与诸将议事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武帝也没有给萧渊明配备一个合适的助手，导致不断坐失良机，迟迟打不下吕梁城，结果北齐援军到来，梁军被击退。

　　第三，南朝军队劣势明显。南朝缺乏骑兵，军队主力全是步兵，而北朝主力是骑兵。步兵除了在攻城与围困上有一定优势，其他方面，不管是战场冲击还是机动速度，都完全处于下风，实战中虽然偶尔有以步克骑的战例，但对将帅临机应变以及兵员素质要求极高，无法当作战场常例。而南朝北伐主要作战地域都在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这种地方利于骑兵冲击，而不利步兵争衡，南军打败仗是大概率事件。

　　步兵速度既慢，南军北伐就对水运依赖十分明显。水路转运可以极大节省士兵体力，运粮也可减少沿途消耗。

　　时间一长，南军北伐形成了固定模式，即从长江入淮河，再由淮、泗诸河入黄河，再深入北朝腹地。为了确保水路安全，南军还必须固守淮、泗、济、黄诸条河流的沿线要点，所以战争经常围绕寿阳、淮南、彭城、洛阳、虎牢、义阳等地展开。如此一来，南军的进军路线和战术就固定了，北朝根本不用担心南军会奇峰突起，只需要在固定的战略方向配置重兵，南朝就没法打过去。同时，河流的盛水期、枯水期都是固定的，北军只要挨过盛水期南军的进攻，等到冬春时节水枯，便可抓住南军机动速度变慢的致命缺点进行反击。

　　如元嘉七年北伐，到彦之自淮入泗，河水非常江，宋军每天才能行进十里，自四月至七月才到东平须昌县。结果耽误了时间。夺下洛阳后，未及修治城防，储备粮草，就到了冬季，北魏一举便攻下洛阳。

　　泰始三年北伐因清、泗水涸，不能转运粮草，也无北伐的战机。其他的如王轨据淮口断吴明彻归路，元嘉据均口断陈显达归路，都使吴、陈军队人心恐惧，斗志涣散，被迫撤兵。曾有几次，有人建议改变战略，进攻河北，直捣北魏后方，不失为争取战争主动权的可行之策，可恰均未被采纳。

　　第四，北伐往往时机不对。南朝皇帝锐意北伐，往往不顾主客观情况，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草率出兵，几次较大规模的北伐都是如此。

　　如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刘宋国力虽达鼎盛，从双方军事实力上看，北魏要胜一筹。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沈庆之曾提醒过宋文帝“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的实际情况。交战当中，刘宋一方萧斌、王玄谟所率主力有六万人，中、西路偏师均不会超过六万，加上原驻守在边境的地方军队，最多也就是二十万人左右。

　　而北魏的兵力，仅从洛阳南下的库仁真偏师一支，就有八万骑。拓跋焘所率大军号称百万固然夸张，但起码也应有三、五十万，且以骑兵为主。

　　刘宋以寡伐众，要想取胜谈何容易。至于元嘉二十九年、泰始三年的北伐，都是在刘宋新败、元气未复的情况下发动的。不顾主客观条件，仓皇北顾，必然自取败亡。

　　再如陈争淮北之败也是如此。陈乘北齐之衰，收复江北、淮南，尚有机会争夺徐、充，可当时却屯兵不前。及北周灭齐，陈宣帝却突然下令北伐彭城。当时进兵已无有利条件。但陈宣帝既得淮南，好大喜功之心陡增。陈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谏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陈宣帝竞认为这是涣散人心，将其贬职。不识时务，发不宜动之师，攻不可得之地，是陈北伐由胜而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南朝多次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五，南朝将领灾难连连，不得安稳。

　　南朝与北朝对峙期间，北朝只有北魏末年大乱过一次。而南朝则是宋齐梁陈四代接连更替，宋朝一朝还连续爆发了谢晦之乱、元凶弑逆、前废帝内战等几次大规模内战。每次内战过后政治洗牌，新即位的皇帝都要对旧有武人势力进行清洗。不仅许多名将因受猜忌被杀，也导致一些戍边将领北叛或起兵作乱。这使南朝经济、军事实力受到很大消耗，甚至直接造成南朝对北方战争的劣势。刘宋在南朝最为强大，却未能取得北伐成果，与内争削弱了自身力量是密切相关的。

　　刘宋时期，有刘劭、刘义宣、臧质、鲁爽、刘诞、刘子勋、刘休范、刘景素、沈攸之等人的起兵。南齐时有陈显达、裴叔业、崔慧景等北伐大将及权臣王敬则的起兵或降魏。梁初有陈伯之的起兵。

　　南朝皇帝更迭频繁，还造成了新帝任用己宠，诛杀前朝重臣的恶性循环。被杀的著名北伐将领有檀道济、柳元景、沈庆之、申坦、垣崇祖等。更为严重的是，新帝对大臣的滥杀，往往引起权臣悍将的反叛。彭城、寿阳等重镇，都不是北魏用兵夺得，而是南朝镇将反叛拱手献出。结果使南北对峙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北伐带来了严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