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漠北的异族，为何匈奴、突厥被迫西迁而鲜卑却能入主中原？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毫无疑问，无论是匈奴、突厥还是鲜卑，实际上都是蛮夷。而三族结果却很不同。

匈奴与汉“相爱相杀”数百年，分崩离析，大部队被迫西迁，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上帝之鞭”，推动了影响整个亚欧大陆历史格局的民族大迁徙；而留下的一部分族人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战之力，成为中原王朝疲于应对的异族之一。

突厥自六朝时期趁虚而入，逐渐成长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隋唐时期最终分裂，被唐帝国各个击破，幸存者西迁，在欧洲建立了强国奥斯曼土耳其。鲜卑同样几经波折，入主中原，但最终却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实体，融入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

三个种族，两种选择，两种结果。那么，同样源自漠北，匈奴突厥西迁而鲜卑入主中原，是各自选择的结果吗？应当说，是局势的结果。三族面临的局势各不相同，结果也就各不相同。

一、三族的重心不同

史书中的三族：

《史记》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匈奴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大概在秦汉的时候，完成了较为粗糙的统一，或者说聚集成为部落联盟。

这时候的匈奴内部权力结构与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重视军事，王权不统一于一个中心，分为左右两个彼此一致的职官系统，管理东西两方。匈奴的单于，也就是部落联盟首领居于中间，对两者有松散的掌控，但总体来说类似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上下级之间层层统属。

《隋书》说，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

这句话应当引起注意。突厥之中，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

鲜卑与前两者不同。

《后汉书》说，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后来北魏入主中原，将祖先附会成黄帝次子昌意，但习俗不变：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不与中国通。

三族的上层建筑：

三族虽然都是蛮夷，但突厥匈奴在中国北方，以游牧为业，鲜卑则更为东北，偏向渔猎。另外，匈奴和突厥都是自北向南侵入中原，而鲜卑经历了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其发展离不开中原。因此，匈奴突厥实际上都有更多的中国之外的地盘，退路众多，甚至采取东西分而治之的方法。而鲜卑虽然也是胡族，但想要拓展地盘，就要进军中原，与中原王朝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比前两者大的。

史书常写中原经营西域，但匈奴、突厥经营西域倒比中原好一些，中原王朝经营丝绸之路的历史，也就是控制北方蛮族的西方退路，与北方蛮族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当南下受挫，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匈奴、突厥的退路也就有了，已经试探了西边的势力并有所布置，能够壮士断腕一路西行了。但鲜卑不行，他们祖地在东北林海雪原，人烟稀少，退无可退，要去往西方却路途遥远，得不偿失。

二、民族大融合的程度不同

匈奴、突厥的进步：

由于靠近中华这样一个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四周蛮族的发展，必然依托于中华。匈奴得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汉奸——中行说，突厥得到了重要的政治筹码——义成公主。两者都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汉族的俘虏、逃奴、公主等，匈奴、突厥与中原高等文化的交流还依靠经济活动。秦汉、隋唐十分相似，在经济上表现为，改朝换代阶段走私商人很多。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大范围的“互市”、“和市”出现在宋代，在此之前不仅少见，而且法律上严禁出口盐铁、茶叶。但仍然有走私的商人，于是，匈奴突厥的先进技术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然而，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放”，匈奴突厥所能学习的渠道实在有限，进步也只是相对的。

北魏的汉化：

北魏孝文帝改革可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这既促成了北魏入主中原，又导致北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消失不见。

北魏的汉化同样有关键人物，一是李冲，二是王肃。

《魏书》有传：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

《北史》记载：

王肃……太和十七年，肃自建邺来奔。孝文……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之间也，或屏左右，谈说至夜分不罢。这个悲伤的年轻人为北魏带来的新气象是：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所谓忠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

北魏的汉化，应当说，有各位南士之功，然而多蒙两位先生。王肃创立典章，李冲着意变法，从时间上讲并无开创之功，从意义上讲却独一无二，各自精彩。

积极汉化，这是北魏与突厥、匈奴或者说与之前的那些少数民族最为不同的地方。突厥、匈奴只是在物质上、技术上学习中原文化，但在政治文化上却没有改变底色，与中原国家是不同的政治架构。但北魏，或者说自北魏开始以后的这些少数民族都改变了策略。

他们学会了用夏变夷。即，采取先进的汉族政治设计和文化输入。这样，能够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改善鲜卑族制度设计上的不足，而能够自主地选择“拿来”。

以现在的眼光看，孝文帝的汉化并不有利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未免有些过，然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正是这样的汉化力度，促进了彼此的大融合，也让北魏摆脱了匈奴突厥的命运。化中产生的不好的结果，这些很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现在的眼光看，孝文帝的汉化并不有利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未免有些过，然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正是这样的汉化力度，促进了彼此的大融合，也让北魏摆脱了匈奴突厥的命运。

三、面临的中原政权不同

很明显，匈奴对应秦汉，突厥对应隋唐，而鲜卑，不过是趁虚而入，打击东晋。

中原政权国力不同：

秦始皇能够修建万里长城，扬威域外，汉武帝奋四世之余烈，为先祖报仇雪恨。在秦汉，草原民族面临着“一汉当五胡”的军队，面临着宣扬“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的儒生，面临着“上下同欲者胜”的百姓。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以举国之力三征高丽，唐太宗南征北战，怀抱海外赤子，成为天可汗。在隋唐，草原民族面临着“吊民伐罪”的军队，面临着一统南北经学，积极为王朝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法理依据的儒生，面临着披甲带剑上朝操练的文武百官，面临着一言不合参军入伍的百姓。

客观技术已经烂泥扶不上墙了，主观意志更加不堪，我不知道草原民族有什么理由胜利。

但魏晋不同。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于是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想要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不惜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却只能看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晋代的综合国力太弱了。坐龙庭不足两代，已经陷入八王之乱，对宗室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牌。八王之乱的胜利者是司马越，可是他同时是失败者，接收了满目疮痍的国土。同时，八王之乱的参与者又不仅仅是八王的军队。诸侯王为了赢取胜利，引入蛮族军队，这正是五胡乱华的导火索。请神容易送神难，永嘉之乱不如说是八王之乱的破罐子破摔板。

中原王朝的政治特点不同：

以入仕途为例，秦汉时步入仕途，需要参军或者进行察举；隋唐时需要科举考试，只有魏晋六朝，重门第，以九品官人法任命官员。其中的优劣自有公论，且不说它，但它反映了两种模式。官僚政治和贵族政治。当皇权强大的时候，官僚政治占据上风，当皇帝大权旁落，家族的利益成为首位，贵族政治也就风行。

以鲜卑来说，贵族政治和弱小的国力，有更多因素吸引鲜卑汉化，入主中原。

首先，以家族利益为先也就是弱化了国家的概念。在地方割据的现实条件下，更有利于人才的流动。上文提到的王肃，望在琅玡，与江左王丞相是同宗，但各为其主。另外，过度强调门第，在政治立场上延续着八王之乱时期的方式，这样能够弱化与上层汉族地主的民族矛盾，迅速以夏变夷。

四、结语

要探究为什么突厥、鲜卑、匈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要更广阔地考察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几乎可以说，汉化是胡虏有百年之运的关键。正是因为突厥匈奴没有及时、充分汉化，才被迫西迁。这种结果直观来看是一时一人的选择，实则却是局势变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