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谭嗣同的这一建议光绪帝同意了，那么，中国几百万领土就消失了

自古以来，领土都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当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时，更是必须要坚持寸土必争的理念。但是，在清朝时期，却有人向皇帝提出：通过售卖国家疆土来筹集经费实行变法的提议。也许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想法既荒唐又可笑，但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做法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

如果提出这种想法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百姓，那也无可非厚非，毕竟，你不能要求一个普通百姓拥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但是，当这种想法出自一个朝廷大员之口时，就显得有那么几分可笑与可悲了。

说了这么多，大家一定好奇，提出这种荒唐想法的人到底是谁？

大家一定记得那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的，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也许在许多人心中他是英雄，为了国家的变法图强，为了改革维新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位世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却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变法大业，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卖地筹钱”的荒唐提议。

可以说，倘若此事被光绪帝同意，那么，如今的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大片土地可能将不再为中国所有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日渐衰退。都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来盛行的都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当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和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自己的时候，那么，它所要面临的必然是被强者瓜分一空的命运。

当时的清朝正在遭遇这样的危机，看着自己的国家像浮萍一样无所依傍的时候，总会有一批有志之士站出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国家于危难。

这一群人被分为了两类：

第一类，总想着以自己一人之力阻万千铁骑。他们往往想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改变整个国家的局势，结果总是不尽人意，关于这类人，姑且称他为有勇无谋型。也许他们的初心是好的，但他们却用错了方法，所以，往往事倍功半。

第二类人，他们的救国手段相对第一类人要高明许多。他们往往不会做无谓的牺牲，更不会妄图通过自己一人之力来救国家于水火。事实上，他们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总是想尽办法从最根本上去拯救自己的国家。

对于第二类人，他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变法派”。

通常情况下，这类人比较有大局观，他们往往看到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弊病，也一直试图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变法，他们试图通过变法来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只有自身实力增强了，才能不惧外敌的侵犯。

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我非常认同他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但事实上，想象和现实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变法本身并没有错，但在实行变法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对方法。只有用对方法，我们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用错了方法，则会与我们的初心越行越远。

在我看来，谭嗣同在变法的过程中，就是用错了方法。

那么，他在当初变法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出通过售卖疆土来筹集经费的想法呢？这其实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实，当时的清朝皇帝光绪一直试图通过推行变法，来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的守旧派实力庞大，使得他们的变法活动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而且，当时中日战争失败，作为战败国，清朝更是面临着两万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而这，对于举步维艰的变法活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推行变法政策原本就需要很大一笔经费，如今，又面临着如此大数额的赔款。那么，朝廷又应该上哪里去筹集这么多银两呢？

这时，就有人向皇帝提出了将新疆和西藏分别卖给俄罗斯和英国来筹集经费的提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人物共有两位：一个是谭嗣同，一个是康有为。两人作为变法派的中流砥柱，提出这项提议的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即：为了筹集变法经费。

谭嗣同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认为：

按照国家当前的形势，想要筹集如此数目巨大的一笔经费，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因此，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这两个地方虽然疆域非常辽阔，但土地却很贫瘠。守着这样贫瘠的地方，国家一年不但收不上什么税收，还要耗费数百万的军队去戍守它。

如此一来，国家每年花在这两个地方的钱可比其实际收入多多了。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鸡肋一样的存在，与其耗费大部分的银钱养着它，还不如把它低价转卖给其他国家。俄罗斯和英吉利垂涎这两个地方已经很久了，一旦两国想要通过战争来争夺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国是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它的，因此，不如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卖出去，还能赚上一笔。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这样做对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不但可以通过卖地得来大笔的钱财，还能讨得这两个国家的欢心。一方面可以用卖地所得的钱财赔偿日本，另一方面还可以用剩下的钱财来修学堂、修铁路，以此来继续我们的变法大业。

同时，这两个国家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我们这么大的一片土地，那他们的政府一定会很高兴。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借机让这两个国家承诺免费保护我们国家十年。但是，这种保护并不需要派兵驻扎在我们国家，只是让这两个国家对外放出话去，表示愿意保护我们就可以。从而借他们国家的威势去和日本谈判，让其退出我国的通商口岸，并且，趁此机会废除之前我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

另外，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一提议，其实，是一种“祸水东引”的计策，他认为我国将这两个地方分别卖给了两个国家，就可以让这两个国家互相算计。如此一来，他们就无暇顾及中国，我们便可以趁机坐收渔人之利了。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不相信，所以，在《谭嗣同全集》中的《报贝元征》中，有1894年谭嗣同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与1895年谭嗣同与贝元征进行讨论时提出观点为证：

“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

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其实，康有维之所以提出这个提议，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受了谭嗣同的影响。他提出实行变法推行新政的时候，曾有人问他变法的经费从哪里来？

他当时就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无视国家的黄金储量，大肆发行纸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他还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当年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筹措经费，并成功完成了变法。

第二种，是以我们国家的矿产和铁路等资产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他认为我们当时和美国交好，而且，美国也恰好需要这些东西。如果，以它们作为抵押的话，那么，一定能借到几万万两的白银。

第三种，是卖掉西藏。他认为单单从西藏宽广的疆域来说，这个地方最少也能卖得五万万两白银。如此一来，还完两万万两的赔款之后，我们还能剩三万万两作为变法的经费。有了这么大一笔钱之后，我们可以用它来修筑铁路，训练精兵，兴办学堂，甚至，我们还能用它购买一大批先进的舰船，来训练一支强大的海军战队。

并且，康有为还不止向孙家鼐一人说过这事，在康有为的得意之作，呈献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就列举了日本卖库页岛给俄罗斯和俄罗斯卖阿拉斯加给美国这两个“正面典型”。

总之，在他看来，把西藏卖掉之后，我国能得到数不尽的利益。并且，如果后期经费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卖其它地方。总而言之，就是哪里偏远卖哪里，哪里贫瘠卖哪里，低价把这些像包袱一样的地方卖给别的国家，我们不但能减轻自身负担还能从中获得大笔的银钱，这简直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我看来，他们未免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就我个人而言，这两个人简直就是不知者无畏的典型代表。所幸，当年的清政府还有左宗棠的这样的人，否则，后果简直就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买卖国家疆土的行为到底对不对，单单从他们的上述观点来看，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买卖疆土。

通过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来筹集经费搞变法究竟对不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到底能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与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在当时还是有许多人还是比较认同他们这种做法的，毕竟形势逼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那么，国家的变法行动将会停滞不前。

也因此，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可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我既不同意当时人们的这种想法也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看来，二人的这种提议与卖国无异，谭嗣同当初提出，我国可以通过降低这两个地方的土地卖价，来和两国达成协议，让这两个国家免费保护我国十年。并且，他还提出，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却不需要派军队进驻我国。他难道不觉着自己的这种想法有些太过天真了吗？一旦我们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保护协议，那么，他们就有权派遣军队进驻我们国家。如此一来，无疑是引狼入室。

并且，他还认为那两个国家一定会很乐意接受我们的低价土地买卖协议，我不得不说，他的这种想法真的是太过乐观和自信了。事实上，当时两个国家之所以想要我们的领土，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贸易，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在我国的贸易需求，其实，远大于领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