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邦有道贫且贱，邦无道富且贵，孔子给了一个字评价：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没有寡廉鲜耻，只要是财就想要，也不管这财来路正不正，孔子说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耻”。

做人要有羞辱感，有了羞耻感，就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会自觉用羞耻心约束自己的言行，才能在为与不为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懂得凡是可耻的事就不能去做。

孔子的学生原宪向他询问什么是耻辱，孔子回答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谷，是官员的俸禄。在古代，做官的俸禄发的不是金子和银子的，也不发钞票，而发的是粮食。在这里，谷不仅指官员的俸禄，也指做官，做官才领俸禄。

孔子的话的意思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领工资，这个是应该的；当国家陷入黑暗之中，还贪恋官位，做官领工资，这是可耻的。

孔子认为，修身不只是为了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是要为社会尽自己的力量，通过修身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而实现政治理想，必须通过参与社会政治，没有体制内的资源，就无法完成这个理想，因而要学而优则仕。

在一个政治清明、正义流行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好的政策，人才有了用武之地，不用埋没自己，要积极出来做事，做官是履行义务、弘扬道义，是要利用权力为人民谋幸福。

政治黑暗之时，更应该积极走向仕途，努力救世，像孔子那样，积极寻找挽救天下移黎民苍生的机会。如果天下无道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时，可以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暂时收藏起来，独善其身，决不能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不忘国家大事，等待时机。

如果身居高位，却没有把社会治理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照常领工资，这就是从政者的耻辱。

在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里，不能救世，彰显正义，也不能独善其身，还对官位恋恋不舍，既有钱又有势，必定是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得来，这就是助纣为虐，当然是很可耻的事。对于一个道义之士来说，此时的俗世光荣是肮脏的，根本就不值得去炫耀，更不值得去追求

原宪出身贫寒，个性孤傲，不肯与世俗合流。孔子为鲁司寇时，让原宪给他做家宰，给他九百斛的俸禄，原宪推辞不要。原宪就是这样一个人，孔子认为，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是没问题的，孔子担心的是他政治清明的时候也不积极作为，激励他要进取有为。

孔子的六世孙孔斌深得孔子真意。魏安釐王听说孔斌很有才能，就派人重金聘请他。孔斌对使者说：“如果魏王能够听进去我的建议，就是吃粗茶淡饭，我也愿意帮助他治理国家；如果他不听，就是给我锦衣玉食，我更愿意当一个普通老百姓。”魏王再三延聘，孔斌才前往魏国为相。

孔斌上任后，任用贤良和功臣，裁汰庸官，初步扭转魏国官场风气。但是，随后魏王不再听孔斌的建议，孔斌觉得这样下去干不出什么政绩，魏国也不可救药。他认为既然不能为国出力，继续做官领工资就是混饭吃，便辞了职。

孔子还认为，在政治清明，太平盛世，仍是贫贱不能上进，这是可耻的。天下黑暗的时候，既升官又发财，也是可耻的。

在一个盛世太平的社会中，就应该有追求，积极作为，有政治能力的在仕途上好好发展，有经商才能的积累财富，这样的富贵应该拥有，这是对一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之人应得的奖章。

在好的社会中，如果一点追求也没有，混吃等死，反而是一种耻辱。就像现在，国家有好的政策，全国人民都在奔小康，你还在贫穷线上挣扎，还要靠国家救济，还要靠亲戚朋友的救济，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当然，在国家危难之急，趁机发财，同样是可耻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有的人为了所谓的生存，投敌求荣，当汉奸，当伪军，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四大家族在国难当头，大发国难财，这些行径都是可耻的。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冯玉祥将军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他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期间，他把原宪问耻这段话写成书法作品，赠送给友人，表达了冯玉祥的观点：做官的人应当竭尽全力为国效忠，在国家无道时照样拿俸禄的人，就是无耻。

孔子的话，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做人要有荣辱观，要有原则，要有底线，知道什么是耻，知道有些可以做，有些不能做，有辱人格的事坚决不为，不以正义得来的富与贵都是可耻的。

在知耻的同时，要求荣，就是彰显高尚人格的事要积极作为。在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要积极作为，在自己的职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积极贡献出个人的力量。如果不能为国出力，做出贡献，最起码要运用国家政策管好自己的事，不为国家增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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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论语》之《阳货篇》：

【原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译文】原宪问什么叫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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