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天低皇帝近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宝安县立县，这被认为是历史上深圳这片土地行政建置的开端。到现在将近1700年的历史，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了，足以用来反驳各种“小渔村论”。

《筹海图编》中东莞沿海图

不过很不幸，从行政建置那天开始，无论是宝安县还是东莞县，官修史书中提到的次数少之又少——就是偏居一隅的边陲县城。换句话说，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片土地虽然处于王朝的版图内，也有了地方行政单位，但是政权中心的风云变幻，基本上影响不到这里的人。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天高皇帝远”。

宋少帝与少帝陵

然而，这样的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偏偏有一座“帝陵”，宋少帝陵。宋少帝，名赵昺，南宋末代皇帝。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失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八岁的宋少帝一同跳海而亡。

在民间传说中，宋少帝的遗骸，由一群鸟护送着，从崖山一直漂到蛇口赤湾，被天后庙的庙主认出，礼葬于小南山下。后来，赵氏后裔修建了这座宋少帝陵。这样的传说，经过数百年在民间传诵加工，其实不见得有多么可靠。

作为末代皇帝的墓，还是后人所修，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帝陵”规格的。崖山离蛇口相隔那么远，宋少帝的遗骸漂到赤湾的概率其实非常低。

赤湾宋少帝陵

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崖山之后无中华”这样的论调在读书人里头非常流行。卒年那么幼小的宋少帝，自然不会是值得怀念的圣君，但是在这样的论调下面却象征着最后的“中华血脉”。那个年代，对于深圳这片土地而言，是天低皇帝近的。只不过这样的一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天低皇帝近，是无奈的。

深港地名中的南宋印记

历朝历代官方对于历史的记载，是系统的，但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改朝换代以后，当权朝代要为前朝修史，然而对于前朝末代的记载，或者不堪，或者粗略。民间对于历史的记载，则更多是以茶余饭后聊天故事的形式出现，少了一些死板的官腔，多了一些生动的描述。

也许时代久远之后，故事变得不那么真实，但是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慢慢又会演变为传说，甚至还会神化成为信仰。然而抽丝剥茧，去除某些光环，这些故事、传说和信仰其实也能反映出某些历史的点点滴滴。

崖山海战

在今天的深圳，以及同根同源的香港，流传着不少跟南宋末代朝廷有关的传说，其中有一部分负载在地名中。在宋少帝陵旁边的赤湾村，传说是宋室宗亲以及官兵后裔的守陵聚居之地。 以“赤湾”来命名，不知是形容当年崖山海战鲜血染红江海之悲壮，还是表明生为宋人死为宋魂的赤胆忠心。

香港的九龙城区东南有“宋王（皇）台”，相传南宋末代的两位小皇帝赵昰（端宗）和赵昺，曾经流亡驻扎在此地。而“九龙”之名的得来，有一种传说，是小皇帝看到此地有八座山，就像八条龙，而陆秀夫则认为，加上真龙天子，应为“九龙”。

九龙宋王台

跟“宋王（皇）台”类似的还有白石龙附近的“皇帝田”，相传小皇帝曾经驻扎在此开荒种地，因此而得名。 在福永凤凰山上，有一处名为“龙袍挂壁”的石壁，相传小皇帝在途径此地休息时曾经脱下龙袍挂在石壁上。在屯门龙鼓滩旁，有一座“皇帝岩”，相传是小皇帝的藏匿之所。甚至有人怀疑，文天祥笔下“惶恐滩头说惶恐”里头的“惶恐滩”，指的是龙鼓滩。

在大鹏，有“王母村”和“王母围”，相传一直陪伴着两位小皇帝流亡的杨太后，曾经在村前的大石上梳妆，因此而得名。

位于大鹏的王母围

@大鹏网

荃湾有个“曹公潭”，据传得名于在此处溺死的一位曹姓护驾大臣。荃湾曾有的“城门村”，也就是现在城门谷和城门水塘一带，据传得名于当地乡民为抵抗元将刘深领兵入侵而修建的石城。

看起来，南宋末代朝廷，曾经流亡经过此地，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不过，《宋史》对南宋末代朝廷流亡路线的记载，是非常简略和模糊的，其中就没有出现当时深圳和香港地区所属的东莞县。相关记载中出现过一个叫“浅湾”的地名，有人认为指的是现在的荃湾，但从上下文来判断，可能性非常低。

宋行朝海上行军路线图

倒是后世一些史书方志里头提到地处新安县境内的“梅蔚山”这样一个地名时，同时都会提到南宋的小皇帝曾经驻扎在此处。“梅蔚山”现在多数认同指的是大屿山梅窝。从南宋末代朝廷顺着温州、福州、泉州、潮州、惠州、珠江口一直到雷州半岛这样的一条流亡路线来看，两位小皇帝曾经经过深圳和香港地区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盆菜与宋帝

即便是皇帝，这样颠沛流离的经历，一定不会是好过的。饥寒交迫、水土不服、风声鹤唳，应该才是真实的写照。

盆菜，相传也跟皇帝流亡有关，据说是百姓用木盆装着各种食物来款待皇帝、官员和士兵。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在那样的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环境下，估计木盆里头装的，不会是现在逢年过节盆菜中所包含的山珍海味，不过是残羹剩菜所组成的“百鸟归巢”罢了。

大盆菜

但对于落魄不堪的皇帝而言，即便是“百鸟归巢”，也胜似珍馐百味。而对于百姓而言，盆菜在这里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皇帝曾经吃过，而更在于代表了一种百姓所特有的淳朴热情。

众说纷纭侯王庙

庙宇，是集中体现民间信仰的场所，往往也诉说着一些已经模糊的历史沧桑。在深圳和香港地区，除了土地（福德、伯公）庙、文昌庙（阁、塔）、关帝庙、观音庙、玄坛庙这类在整个中华文化区都常见的庙宇，还会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庙宇。

西乡北帝庙

沿海地区，水神是民间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天后（妈祖）庙（宫）、洪圣（大王）庙（宫）和北帝（玄武、真武）庙十分常见。

另外，还有一类庙宇，辐射面不大，可以说主要就分布在深圳和香港地区。这类庙宇，似乎都起源于那个天低皇帝近的年代。

杨侯庙（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广泛分布于深圳和香港，其辐射面最远似乎只到达东莞。有一部分杨侯庙（宫）也叫侯王庙（宫），但是侯王庙（宫）并不单指杨侯庙（宫）。

下沙村侯王庙

在整个东南沿海，各种各样的侯王庙（宫）都有，比如增城有供奉郭侯，佛山有供奉雷侯，湛江有供奉罗侯，海南有供奉王侯，还有的侯王甚至无法考证来历。

在深圳，除了有供奉杨侯的，还有供奉陈侯的。在南头一带，向南的侯王庙和北头的侯王庙，据说供奉的就是陈侯。下沙的侯王庙，供奉着杨侯和陈侯。陈侯是谁，容后再述。而对于杨侯庙（宫）里头供奉的杨侯，普遍存在两种观点。

向南村侯王古庙

在深圳，民间多数认为杨侯指的是杨延昭（杨六郎）。石厦、福永桥头和新桥上寮的杨侯庙（宫），门前的对联、门上的木雕、庙内的牌位以及村民的描述等等各种信息，多数指向杨延昭。新桥新二有康杨二圣庙，对康圣，没有什么争议，基本认定是北宋的抗辽名将康保裔，对杨圣，存在一些争议，新桥街道办认定是杨延昭，并且把康保裔和杨延昭抗辽的故事绘成连环画对大众宣传。

杨延昭这个历史人物，通过明清《杨家将》话本评书的传播而广为民间百姓所熟知。但是对杨延昭的信仰，即便在杨延昭的故乡以及常年镇守的边关所在之地山西，也少之又少，而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深圳，难以找到其中的联系。

在香港，九龙城、屏山、厦村、大围、东涌和大澳各有一座供奉杨侯的庙宇，有的称作侯王庙（宫），有的称作杨侯庙（宫）。

九龙城的侯王庙里面，立着一块碑，碑文里面叙述的是满清遗老陈伯陶根据南宋史实对于杨侯的考证结论。碑上记载，杨侯，指的是南宋末年的国舅杨亮节，也就是杨太后的兄长。在元军南侵，恭帝赵退位降元之后，杨亮节护送着赵昰和赵昺南下并且建立流亡政权。按照碑文所述，杨亮节曾经在九龙和大屿山驻军，后带病抗敌并最终病逝在九龙。

九龙城的侯王古庙

陈伯陶的考证结论，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神仙吵架罢了），但在香港的官方和民间都广为接受，基本认定侯王庙（宫）或者杨侯庙（宫）里头所供奉的杨侯就是杨亮节。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比较有依据的。

不过，《宋史》对于杨亮节的记载，其实是寥寥可数的。从正史里头的记载来看，杨亮节的形象其实也并不十分高大，比较独断专权而排除异己。南宋的流亡朝廷，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内斗不断，跟杨亮节这个人掌权多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宋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元朝丞相伯颜带领元军进入临安之后，杨亮节等人背着二王（也就是后来的两位小皇帝赵昰和赵昺），徒步躲进山中七天，保留了宋室的这点血脉，这才有了后来的流亡朝廷。从这一点来看，杨亮节毫无疑问是一位大忠臣，在流亡的过程中，或许还有过为百姓所称道的浴血护驾的事迹。

侯王古庙里的杨侯像

在民间，百姓对于忠臣是崇拜的，立庙供奉，是非常合理的，为的是弘扬一种千古传颂的赤胆忠心。当然，杨亮节在历史上的事迹，始终比不上被称为“宋末三杰”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时间久远之后，多数会被人淡忘。或许正是如此，随着《杨家将》的话本评书故事在民间传播，对杨侯的信仰，逐渐被另一位名闻遐迩的大忠臣杨延昭所替代。但无论如何替代，对“忠”字的推崇，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如果用杨延昭替代杨亮节这样的一种逻辑来考证陈侯，似乎也能找到一点眉目。陈侯的来历，众说纷纭。向南和北头的村民认为他们在陈侯庙里头供奉的陈侯是明代的一方诸侯陈忠勇，但此人并未在任何史书中出现过，相关事迹就如空穴来风一般。

大鹏侯王庙

@大鹏古城博物馆

还有人认为陈侯是汉初的名臣陈平，但是对陈平的信仰为何会出现在深圳，不得而知。大鹏所城里头也有侯王庙，官方介绍中根据庙门两边的对联（“灭项兴刘多妙计，庇民护国著奇功”），认定供奉是张良，但是这副对联的内容，实际上更加适合陈平。

在下沙的侯王庙，百姓把杨侯和陈侯并列供奉，或许意味着陈侯跟杨侯一样，也是一位大忠臣——更进一步缩小范围，南宋末年的一位大忠臣。《宋史》里头，南宋末年姓陈的又能称得上大忠臣的，只有一位陈文龙。陈文龙在福建倾尽家财招募义军的浴血抗元事迹，能跟同时期的文天祥相比，他最后是不降元绝食而死的。

陈文龙在《宋史》中是有单独立传的，并且归类于《忠义传》之中，陈文龙字君贲，“贲士”即勇士——以“忠勇”二字来形容陈文龙是恰如其分的，或许正是陈忠勇的来源。

陈文龙雕像

明清两代，朝廷对于陈文龙是极其推崇的。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和清朝的乾隆年间，陈文龙先后被朝廷敕封为“水部尚书”和“镇海王”。因此，在陈文龙的家乡福建，民间是建有庙宇供奉陈文龙的，称为尚书庙，以此缅怀其忠勇。

宋元之后，有大批移民从福建来到广东，或许正是那个时候，供奉陈文龙的习俗也带了过来，只不过随着岁月流转和风土变换，那位“陈尚书”逐渐演变为“陈侯”，但是陈文龙的“忠勇”二字写照，却一直流传下来。

车公庙与车大元帅

车公庙，以现有的资料来看，只分布在深圳和香港地区，是更为本土的一种庙宇。处于深圳中心城区的地铁车公庙站，是唯一的一个四线换乘的大站。来去匆匆的人，却未必会提出疑问：庙在哪里，车公又是何方神圣？

深圳地铁最大的换乘站——车公庙

时光倒流到抗日战争以前，这里确实有一座车公庙，在嘉庆版《新安县志》，还有早期的新安县地图，都能看到车公庙的记载或者标注。据下沙的老村民回忆，这座车公庙在1938年被侵华日军拆来修路建桥了。自此以后，深圳就只有车公庙这个地名，而没有了实实在在的庙。

除了下沙旁边的车公庙，深圳墟的西南，曾经也有一座车公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破四旧的时候拆除了。

香港现存两座车公庙：最出名的一座在沙田大围，据考证始建于明末，经过多次重修，现存建筑规模较大，香火旺盛；另一座在西贡蚝涌，据考证始建于明初，虽然规模比不上大围的车公庙，但是历史却更为悠久。

沙田车公庙

@香港旅游局

车公，民间又称车大元帅，相传是南宋末年曾为两位小皇帝护驾的一位将军。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这位车公，甚至也找不到一位姓车的将军。车公信仰的辐射范围有限。真实历史中的车公很有可能只是一位普通的军士，甚至只是车夫，曾经有过英勇护驾的事迹，被附近的百姓见到。百姓称颂忠义的行为，就为这位车公立庙，民间逐渐形成了信仰。

深圳族谱中的南宋英烈

宋元之际，是一个人口大迁徙的时期。这一时期，大量的移民从中原地区南迁进入广东。在深圳和香港地区的广府家族里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基建村的。这些村落先祖南迁的主要原因，是避难逃荒，他们经历过宋元战争，甚至是宋元战争的直接参与者。

位于福田中心区的皇岗村

@一个深圳

村落的族谱、地方的方志、官修的史书，零零星星记载着这些村落先祖在那个天低皇帝近的年代保家卫国的事迹。这些记载也许并不那么严谨，时过境迁对于史实的传承也并不那么好，不过雪泥鸿爪之中，却也能看到一些历史的脉络。

皇岗、水围、福永庄屋、观澜狮径、龙岗新屯、南澳沙岗，庄氏，先祖庄敬德。据《皇岗庄氏族谱》记载，庄敬德在广东提督军马，元军南侵之时协助文天祥备兵赣上，并率兵镇守江西，多次与元军交锋，立功无数。

清湖，廖氏，先祖廖金凤。据《增城县志》记载，廖金凤为南宋增城县县令，元军南侵之时驻守梅关，支援驻守崖山的张世杰以及南宋君臣士兵抵抗元军。

沙尾、西乡河东、松岗温屋，温氏，先祖温文宁。据《直隶南雄州志》记载，温文宁是南宋南雄州最后一位知州，元军南侵之后跟随南宋流亡朝廷迁移至崖山，跟随张世杰率领的宋军参与崖山海战。

西乡臣田，仇氏，先祖仇子真，据《宋史》记载，仇子真为南宋庆远府知府，元军犯境之时率兵北上到江淮一带勤王抗击元军。

最值得骄傲的，是宝安“正气堂”文氏的子孙后人，他们的太祖伯，是“宋末三杰”之中最为世人称颂的抗元英雄文天祥。文天祥从起兵勤王，到扶危社稷，再到羁囚不屈，最后慷慨就义，一身浩然正气，万世流芳。

文天祥有两个儿子，一个早逝，一个在战乱中失散，可能并没有嫡系后裔（粤东有文氏后人，自称文天祥嫡系后裔）。

宝安文氏的开基祖为文应麟，其后人在深圳和香港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出七大房（有一房在东莞），共同奉文天祥为太祖伯（文应麟的身份，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文天祥堂弟文天瑞的儿子，一种说法是文天祥胞弟文壁的孙子）。

松岗东方文氏大宗祠内的文天祥像、

@宝安文体旅游通

松岗莆尾（后改称报美，即现在的东方和红星）、松岗潭头、松岗上头田、松岗山尾（现在又称山美或者东风）、松岗山门、福永岭下（现在多称凤凰）、福永新田、福永白石厦、岗厦、东莞长安涌头、元朗新田、大埔泰亨，在祭拜他们的直系先祖的同时，还会祭拜太祖伯文天祥，传承文氏的正气家风。

南头古城内的信国公文氏祠

在文氏的聚居地，建有文天祥小学、文天祥纪念馆、文天祥公园等，以此缅怀文天祥。南头城内，还有一座信国公文氏祠，供百姓四时祭拜文天祥。文天祥所秉持的正气精神，随着文氏后裔的繁衍，以及民间百姓的传颂，纵使经历七百多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继承发扬。

历史的车轮一直向前滚，那个天低皇帝近的年代，距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古老并且带着痛楚的记忆，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系统记录，或者随着时光流逝而慢慢消亡。然而，某些历史的印迹，却一直留存在故事、传说和信仰中，在这片土地上传播。最重要的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所推崇的精神和气节，会永远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