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法老故事」战斗在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区

□刘瑞森

1946年7月初，辽吉省委决定将我从二地委调到一地委任副书记代理书记，原一地委书记傅雨田同志调任省委秘书长。未到一地委前，我先随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去齐齐哈尔，参加西满分局召开的一次会议。7月13日，在那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报告。经过小会、大会讨论后，李富春同志做了总结。会后，我从白城子出发，经瞻榆到通辽，省委让我向五地委传达了西满分局会议的精神。

刘瑞森

8月3日，我从通辽到了一地委驻地康平。次日，傅雨田同志向我谈了一分区工作的情况。8日，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有各县(康平、科左前旗、昌图、法库、铁岭、新民)县委书记参加。我在会上传达了西满分局会议的精神和辽吉省委对一地委工作的指示。省委认为一分区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区，多数地区有随时遭受敌军侵扰的可能，应该在科左前旗(后新秋)一带，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在困难时期可以站住脚的地区。地委同意省委的这个意见，决定会后由我与褚凤岐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去前旗工作。这次会议开了两天即结束。
8月17日，我与地委宣传部长褚凤岐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去前旗。走到康平四区时，军分区给我打来电话，说黄永辉同志病重，让我即回康平。我回到康平后，得知昌图县委书记兼县长许芝同志已于8月15日在对敌斗争中不幸牺牲，该县工作正处在很困难的境地，经征得地委的同意，我遂去昌图了解情况，帮助工作。
从昌图回到康平三区后，我才知道康平县城已于8月25日被敌军占领。当时，驻在郑家屯的敌七十一军派出一个团来进攻康平。田维扬、黄永辉与宋广常、曾志等同志经紧急商议后，决定24日将地委、分区、专署与康平县级机关从康平城撤出，次日敌军未遇任何抵抗，即将康平占领。
当时，我军分区所属部队，有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对郑家屯来的一个团敌军，本应在地专与县级机关撤出康平城后，在中途给予阻击，借以了解敌军的战斗力，再决定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但未采取这个作法，先是麻痹、轻敌，接着是无计划、无组织、无准备地仓惶转移，在机关撤出康平城后，部队也掩护机关，步步向康平五区哈拉沁屯与科左前旗方向撤退，而敌军则随后追击，使我军完全失去主动，陷于被动的地位。部队士气低落，不断减员，干部不满的情绪逐渐增长。
我在康平七区遇到该县县委书记华子扬和县大队长智军两同志，他俩带领县大队三十几名战士，护送我到五区哈拉沁屯附近，住在一个村庄里。那天晚上，传说哈拉沁屯也到了敌军，一半多战士带枪逃亡，说明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情况下，在敌强我弱、遭受敌军进攻时，县区武装是不巩固的。

次日，在科左前旗东部地区，我才找到分区部队，见到了田维扬、黄永辉与曾志、褚凤岐等同志。这时，后新秋也被从彰武出来的敌军占领。康平与前旗的干部和剩下的县区武装，也都分批向分区部队靠拢。地委、分区从康平撤出前，曾指示康平与前旗县区干部，要坚持对敌斗争，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但这次在敌军进攻时，都不能在本区本县站住脚，不得不分批撤出来。现在和抗战时期不同，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初期它的反动本质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许多人还认为它是正统)，在尚来充分发动的情况下，若没有分区部队有力地支援和配合，就很难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分区十三团之一部、十四团之一部及昌图、法库、铁岭、新民四县的干部，在地委、分区撤出康平时，都未得到通知，他们只好依靠本身的县区武装，单独坚持对敌斗争，最后在敌人的进攻下，不得不撤出原来的地区，转移到中长路以东，经东满、北满回到辽吉省委驻地白城子。地委、分区撤出康平时丢下昌图等四县的干部和县区武装不管，是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在科左前旗还是站不住脚的。由田维扬同志提议，经我同意，让黄永辉同志带领分区后勤机关和家属去开鲁安家，在那里给部队缝制棉衣。我们带领部队由科左前旗转到后旗，后旗居民大部分是蒙古民族，它的上层分子处在动摇状态。我们到那里，白天尤其是夜里，到处听见枪响，也站不住脚，只好再向通辽靠近。这时，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正在通辽，我与田维扬同志去通辽，向他汇报了地委、分区从康平撤出的经过。他来我们驻地看望我们，批评我们未进行阻击，即从康平撤出，敌军步步逼进，威胁到五分区的安全。他提出曾志是个参加革命较早的女同志，现在随部队行动不大方便，要调回省委另行分配工作，我们同意了。那年9月26日，西满分局决定将阜彰分委和奈曼、库伦两旗委托一地委代管，二十五团(即路西支队)划归一分区建制。
接着我们转移到库伦城驻防。三天后又转移到彰武县农村，与敌军新编七军六师十八团三营打了一仗，将敌军歼灭。之后我们经哈尔套、鹜欢池到达福兴地。在福兴地住进家地主大院。过两天。有伪杂牌部队和地主武装前来进攻，打了大半天，敌军攻不进，被迫撤走。次日，我们也转移出去，见到了五地委阜彰分委的负责人赵龙与孙兴华同志，就如何在该地区坚持斗争的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这时，陶铸同志在五分区副司令员刘述刚同志的陪送下，来到了我们活动的地区。
根据陶同志的意见，我们转移到奈曼旗去。10月31日，在大沁他拉召开了一次干部会，有地委委员、分区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参加，检查撤出康平和撤出后的一段工作，由我和赵龙同志轮流主持。大部分与会同志对于未阻击敌军即撤出平，撤出后又被动地步步向西撤退，造成部队士气低落，不断减员，都以愤慨的心情，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提出批评。田维扬同志并未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检查自已的错误。11月12。陶铸同志在总结时，宣布田维扬同志调走，由刘述刚同志接任一分区司令员，孙兴华同志为副司令员。陶铸同志说我是地委书记，对于从康平撤出后的一段工作，也要承担责任，但因我来一分区工作不久，撤出康平时又不在地委，因此责任比田维扬同志要小。
会后，地委、分区、专署机关就驻在大沁他拉。黄永辉同志也从开鲁回来。康平和前旗的干部和战士，各组成一个武工队，华子扬和宋志霖同志分别担任队长兼政委，在分区部队的掩护下，到奈曼旗衙门营子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前旗武工队曾逮捕一名女土匪头子，在群众公审后予以枪决，提高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褚凤岐同志率领几名干部，到大沁他拉附近一个村庄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时，通辽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在通辽、开鲁之间，有个扎兰营子，驻有少数伪杂牌部队，常出来骚扰附近群众，抢劫群众的财产，并威胁开鲁的安全。我们带一分区十三团、十五团(骑兵)与五分区二十五团将那里的敌军全部剿灭。在战斗中，通辽的敌军未敢出来救援。这次战斗后，刘述刚同志即率二十五团归还五分区建制，一分区暂由孙兴华同志负军事责任。不久开鲁也被敌军占领。
1946年12月底，赵东寰调任一分区司令员，孙兴华任副司令员。

赵东寰

1947年2月4日，省军区派吕明仁、曾志同志率昌图、法库、铁岭、新民四县的干部和战士，从白城子来到大沁他拉.。这时，辽吉省委決定将一、五地委合并，由吕明仁同志任地委书记，我任副书记，曾志同志仍任组织部长。我们那时活动的地区，如奈曼、库伦和彰武等旗县，都是原来五地委管辖的地区。

1947年1至2月间，我们积极准备东进，收复原来一分区的地区。我们对分区部队进行整编，加强军政训练，不仅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而且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在地方干部中，主要是统一思想，增强东进收复失地的信心。专员宋广常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东进要波浪式地前进，不少县区干部认为波浪式地前进就是缺乏闯劲，要求大步前进。这个争论，在以后东进的实践中，很容易地解决了。在东进中，不仅只能波浪式地前进，而且在前进中，有时还要有暂时地后退，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3月13日，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从库伦开始东进，到科左前旗敖力营子宿营。14日凌晨，从彰武来的敌东北长官司令部的一个营和王兴华部一个团，从南面向我驻地进攻。我军迅速抢上山头，居高临下迎头痛击敌军，我一个营又向敌左侧疾进，堵住敌军的后路，敌人遂溃败逃走。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兵42名俘虏28名，缴获美式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冲锋式7支，步枪16支，纸币44，000元。我军阵亡11人，负伤25人。东进初战胜利对我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是个很大的鼓舞。15日，我们转回库伦休整，总结战斗经验。
4月初，部队继续东进，7日收复康平哈拉沁屯(今张强镇)。8日凌晨，包围康平县城，全歼守敌七十一军骑兵连和保安大队，活捉敌保安大队长李执训，俘敌官兵430人，伤敌军8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全部敌伪档案。11日，我军退出康平县城，又撤至库伦一带休整。
4月8目收复康平后，我们收到大沁他拉来电，说吕明仁同志路过辽河时，因抢救落水警卫员不幸牺牲，大家都很难过。4月26日，辽吉省委来电，让我继任一地委书记。彰武至郑家屯铁路西部奈曼、库伦、彰武、阜新等县旗的工作，仍归一地委领导，由曾志、赵龙同志(任一地委民运部长)具体负责。
5月间，我东北解放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捷报频频传来。辽吉军区邓华司令员已率七纵队收复了双辽(郑家屯)、通辽、开鲁，歼灭了大量敌军，这对一分区军民是个很大鼓舞。这三县的收复，根本改变了我区孤悬敌后的局面，巩固了我们的后方。这时，我分区部队又从库伦东进，于5月17日第二次收复康平。接着乘胜南下，又于26日收复法库县城。城内守敌400人企图顽抗，经四小时激战，被我军全歼。次日，沈阳敌军派出一个团(120团)的兵力，妄想夺回法库县城，被我军在城外击溃逃走。28日，我军又撤出法库城。
一分区处在沈阳西北的外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区。敌我激烈争夺，不断拉锯，是它的一个特点。每次敌人侵扰，当然都会给我方军民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失。但经过一次拉锯，我方军民就受到一次锻炼。在我军反攻胜利时，要抓紧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和扩大战果，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壮大自已的力量。在我方迫不得已而收缩时，要尽量保存自已的实力，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继续削弱和打击敌人，以图在新的有利时机到来时，重新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适应敌我拉锯斗争的规律性而应该采取的政策。
第二次收复康平后，地委、分区和专署机关，均从大沁他拉迁驻康平。我们先后收到了陶铸同志5月31日、6月29日两次写给一、二、五地委的信，经研究后，认真加以执行。7月上旬，陶铸同志又来一分区视察工作。7月11日，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有路西曾志、赵龙同志和路东各县县委书记参加，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7月15日，陶铸同志在那次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先从形势讲起，说东北解放军已进行大反攻，在反攻中会出现拉锯。要将康平、前旗建成巩固的根根地。凡是敌人来不了，或来了一下子不能占领的地区，都可实行土地改革。要树立坚决消灭地主阶级的思想，反复进行斗争，地主不垮不止；要树立满足群众要求的思想，坚固团结中农的思想。中农不是中间力量，而是基本群众。团结中农，才能把贫雇农的优势建立起来。会后，我与宋广常同志分别到康平唐僧庙、大莫力克，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诉苦挖苦根，翻身斗地主。唐僧庙农民租种蒙古寺庙的土地，他们的斗争对象是蒙古族地主，既有阶级对立，又有民族矛盾。

1947年9月17日，辽吉省委建立了新的五地委(原来的五地委改称哲盟地委)，彰武、阜新两县划归五地委领导，奈曼、库伦两旗归哲里木盟地委领导。曾志同志调任五地委副书记。
1947年我东北解放军秋季攻势开始后，11月10日，国民党新六军一六九师五○五团进占康平，同时傅作义部暂编三军也从彰武、哈拉沁屯到了康平。17日，暂编三军奉命调走。这时，除康平七区全区为我军控制外，各县的县城都被敌军占领，多数地区处在敌我拉锯的局面。但这样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1月20日，我军诱敌一六九师五○五团出康平城，在兰家店将其包围聚歼，击毙敌团长张鸣铎，敌军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我军一鼓作气，追击三十余里，在三台子将其全歼，毙伤敌300余人，俘虏280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至此康平获得最后解放。
10月底，辽吉省委前委书记郭锋同志来一分区视察工作。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和支前工作。这时全国土地会议已经结束，《土地法大纲》已在报上发表。县委书记会议后，我随郭峰同志去参加辽吉省委召开的土地会议。在全省土地会议上，岳胜同志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围绕《土地法大纲》和岳胜同志的传达，在各地委书记组成的小组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陶铸、郭锋和曾固等省委负责同志，都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最后，陶铸同志在大会上，以“光、平、保”为题，做了总结。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二十一天。
为了贯彻省委土地会议的精神，1947年12月25日至1948年1月6日，地委在法库县四家子，召开了一分区土地会议，有各县、区的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与会同志听了全国与全省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后，震动很大，坚决反对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决心要下到农村去，认真实行贫雇农路线，发动全体贫雇农，团结中农，斗倒地主、富农，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新解放区先要开展政治攻势，给群众撑腰壮胆。土地改革必须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开始用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再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将军事占领变为群众占领。
地委土地会议后，陶铸同志又来一分区视察工作。我将在土地会议上的总结送给他审阅，他认为许多问题提得比过去深刻了。接着，各县也都召开了土地会议。1948年春季，各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先将《土地法大纲》和划分阶级成份的规定，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宣传。然后以村为单位由贫雇农团、贫雇农大会划定阶级成份，贫雇农、中农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分清阶级阵线，使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对罪恶大的地主加以关押，戴高帽游街示众。对其他地主、富农、也都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了算剥削账的斗争，借以提高贫雇农和中农的阶级觉悟，打下地主、富农的威风。工作队干部向贫雇农交权，由贫雇农审查干部。
斗争开始时，主要是挖地主、富农的粮食、挖浮财、将雇农、贫农和中农分等，分配粮食和浮财。初期是以村为单位开展斗争，有的发展到联村斗争，以后又发展到扫荡(扫堂子)，在村与村间互相扫，有的甚至冲破区的范围，到外区去。为了解决在扫堂子中间村与村间的矛盾和纷争，有的以区为单位成立了贫雇农的联合组织。在分浮财的基础上，发展到分地、分牲口、农具和房屋，使土地改革向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强调斗争分地，不能和平地单纯从技术上分地。分地前，都重新划好阶级，丈量土地，查出黑地，然后将土地按好坏(有的按产量)分成几等，远近搭配，先让雇农、贫农、军属挑选可心地。中农原有的土地不动，在他们同意时，也拿出来平分，富农也分一份土地，地主则分一份差地远地。逃亡地主给留地，争取他们回来。地主、富农的牲口和农具，主要分给雇农和贫农，也给富农、地主留下一些。房屋一般由妇女会分配，也主要分配无房或缺房的雇农和贫农，将原来贫雇农的房子分给富农和地主。哪村种的土地归哪村分，太远的加以调剂。手工业工人因为有手艺收入，教员因为有薪金，多数地方给他们少分一些土地。
在土地改革中，不区别基本地区与前沿地区，都实行《土地法大纲》，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在铁岭、法库、新民、昌图等县的前沿地区(共有11个区，25万人口，占全分区122万人口的20.5％)，主要任务应是进行对敌斗争，支援主力部队包围沈阳，建立反美蒋统一战线，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着重打击恶霸大地主和红眼队头子。有的地方提出“反对抢粮抢牲口!”、“反对烧杀抢掠”等口号，以发动广大群众，团结对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敌人不断前来侵扰的情况下，不照顾群众的觉悟程度，硬给贫雇农分配土地，他们并不敢要，结果只能是明分暗不分。
在土地改革中，开始一个时期，由于过份强调平分土地，对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的土地，未坚持一般不出不入的原则，许多地方进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照顾贫雇农，因而侵犯了许多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划阶级中，有的将中农尤其是高裕中农提高为富农，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进行斗争。有的中农“贡献”出一部分土地和浮财，这些也都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由于侵犯中农，在划分阶级中，扩大了富农和地主的成份，加上打击流氓、狗腿等坏人，就扩大了土改的打击面。法库转山子村的打击面，为全村户数的12.9％、人口的20.5％。前旗柳树屯的打击面，为户数的14％、人口的28，5％。康平任家窝堡的打击面，为户数的23.4％、人口的28.8％。昌图一区双山子的打击面，为户数的13.2％、人口的24.8％，其中被斗中农占被斗户数的64.4％、人口占60.2％。侵犯中农利益影响所及，使部队里中农出身的战士，也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这时，中央发表了任弱时同志《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到根据苏共经验，侵犯中农利益，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原则，极大地提高了干部对团结中农的重要性的认识。

在土地改革中，对于少数罪大恶极的地主，为着平息民愤，减少群众的顾虑，鼓舞群众斗争的积极性，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公审后处以死刑，是必要的。开始一个时期，许多地方的贫雇农，在斗争地主时，不注意进行诉苦、算剥削账、挖穷根，只是简单地围着痛打，把不少地主打死。以后接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份电报，指出从肉体上过多地消灭地主，使地主家庭失掉劳动能力，以后他们的家属生活难，还需要群众给予帮助，增加群众的负担，对群众并不利。在土改后，应该改造地主份子，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把这些道理传达给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打死地主的情况，就逐渐减少了。

土改期间，城镇私营工商业也受到了侵犯。昌图金家镇商户被斗29户，占商户总数的19％，全被没收。扫荡队一度将大部商户封门，后多数启封。法库县城1947年没收两户私营工商业，1948年又接收八户，都是逃亡地主的。逃亡地主在农村的土地，应该没收分给贫雇农，但在城的工商业不应没收，可找人代管，代管人找不到，可由政府代管，以后还给本主。在城镇中，由于有些私营工商业被侵犯，遂使私人怕富，不敢做大买卖，不敢雇人，怕说剥削，为减少负担，将资金分散，多设推床，摊床利大，有情况也容易收拾。
1948年1月12日，陶铸同志在一地委会议上指示:为了在我大军包围沈阳的情况下，在沈阳外围创造战争基地，有利于最后解放沈阳，让一地委从康平抽调干部57人，与松江工作团、合江工作团，组成一个有188人的干部团，在由分区副政委曾敬烦同志率领十三团、十五团的掩护下，去辽中、台安盘山三县，开展政治攻势，扫荡和消灭敌保安队、胡子、降队和地主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召开贫雇农代表会和贫雇农大会，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摧毁一切旧政权，建立人民的县区政府和武装。
不久，曾敬烦同志在战斗中负伤，去洮南后方医院治疗，改由赵东寰同志任辽、台、盘工委书记，合江工作团的古彬同志，任新(民)南(部)支队长兼政委，参加新民县工委为委员。1948年1月底，我分区部队驻在盘山的高家盐场，得知营口北面田庄合有敌交警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查明情况后，远距离奔袭敌军，激战两小时，将敌军全歼，占领水源地设施，使营口敌人惶惶不可终日。2月下旬，赵东寰同志调任辽吉军区独立十师师长。当我送走赵东寰同志和十三团时，回顾三年来和他们共同战斗的历程，充满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赵东寰同志走后，由曾敬烦同志任分区司令员，赖金池同志为副司令员，谭刚同志为参谋长。四月间，分区抽调铁岭、法库、昌图、康平等县大队，省军区又调来开鲁县大队，合编为新十三团。

1948年2月12日至15日，一地委在康平顺山屯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汇报前一段并讨论下一段土地改革工作。郭锋同志参加和指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就发动群众旧的和新的两种作去，敞开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3月15日，地委又在法库慈恩寺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在这次会议上，褚凤岐同志传达了陶铸同志的口头指示。陶铸同志讲，对于1948年2月15日毛东同志《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和2月22日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和整党的指示》两篇文章，要抓紧认真学习，将这两大文件中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以前错了的和与两大文件不符合的，要坚决改正。东北局认为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土地会议后，发动贫雇农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有成绩和收获，地主和旧富农打得差不多了，取消了他们剥削的手段。但有错误，而且是原则性的错误，就是打击面宽，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中央根据要团结90％人口的思想，规定打击面户数不得超过8％，人口不得超过10％。新区要停止扫荡，东北局对扫荡持否定的态度。土改仍要放手搞，但要有领导地放手，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新区农会要吸收中农参加，另外组织贫雇农小组。
会后，各县都认真贯彻执行了陶铸同志的重要指示。中农凡被错划为富农的，都陆续订正了阶级。对于他们被侵犯的利益，尽量给予原物或原价补偿，不能原价补偿的，也从多方面设法给予补偿。清理农会的家底，还未分配的东西，先用来补偿中农。生产资料被侵犯的，先要给予补偿。如果确实没有可以用来补偿的东西，贫雇农还可用换工的办法帮助中农。中农过去贡献的东西，都要退还回去。各地补偿中农的工作，进展很不平衡。一直到土改结束，这项工作才算做完。经过认真补偿中农，就缩小了土改的打击面。康平六区耿家窝堡原打击户数13％，人口16.5％，经过订正阶级后，户数降为9.3％，人口降为10.6％。经过补偿中农后，康平多数村屯的打击面，都下降到户数占8％，人口占10％左右。打击面若以区为单位计算，就更小了。
与补偿中农的同时，对城镇私营工商业被侵犯的，也进行了纠正。对富农和地主，对地主中的大、中、小，都给予区别对待。尽量使富农和地主，也分到一些农具、牲口。在斗争中，乱把地主打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
土地改革告一段落后，摆在全分区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不失时机地投入春耕生产，开展全民生产运动，把地种上，防止撂荒。当时生产的主要困难，是缺牲口、缺草料、缺种籽、缺口粮，都在各级生产委员会领导下，由群众从各方面设法加以解决，及时把粪送到地里。全分区共发出牲口2，910头，犁铧33，715个，种籽206，000斤，支援春耕生产。在铁岭、法库、新民等县的前沿地区，是一手拿枪，一手种地，将生产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到3月下旬还未分完地的，即宣布春耕前不再分地，土地谁种谁收。
为了布置春耕生产，3月31日，专署在法库慈恩寺召开了县长联席会议。4月4日，辽吉省政府主席黄欧东同志在讲话中，对开展全民生产运动、城市工作和纠偏问题，作了指示。
在土地改革和备耕生产中，都结合进行扩兵工作。群众参军的思想障碍，一是看到大军作战，伤亡很大；二是不愿离家。各县都结合实际，提出一些动员口号，如“要想翻好身，必须打倒地主联军!”、“要分可心地，参加主力军!”、“穷人坐江山，穷人打江山!”，在群众中开展宣传。要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由干部带头参军，找弟兄多的农民进行动员，先进村到处挑战，掀起热潮，用兵扩兵，军属扩兵，在担架队员中扩兵，奖励扩兵模范，妇女会号召不拉后腿，儿童动员父兄入伍。
4月27日，陶铸同志来一分区，向地委传达了东北局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的精神。接着地委开了三天座谈会，讨论了春耕生产、前沿地区抢种、战勤工作和领导问题。
会后，由宋广常同志负责，带领许多干部、武装部队和大车，到法库南部、新民北部和辽中县等前沿地区，在武装部队的掩护下，帮助群众抢种，谁家没有牲口，就帮助他们，用大车帮助送粪，帮助种地、趟地，宣布秋前不分土地，秋后再分，不准荒一亩地，荒地也要出公粮，动员群众把地都种上。自已缺乏劳力，土地种不过来的，允许雇工出租。逃亡地主回来，向政府坦白，交出武器，拿出东西生产的，保证他们自种自收。若逃亡地主没有回来，群众和他们的地，只出公粮，谁种谁收，不分青苗。红眼队一般队员回家种地，做好百姓，交枪坦白，既往不咎。但对继续烧杀抢掠、破坏生产的首要份子，严惩不贷。
在后面基本地区，春耕过后，接着进行铲趟。6月26日，地委开会，座谈了铲趟问题。6月30日至7月3日，又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铲趟和选举模范干部问题。这时，有些地要补种晚庄稼。有些地区发生了粮荒，经过领导群众打野菜、晒干菜、挖苣荬菜，开展熬盐、纺织、编草帽、编席子、打鱼、打草等副业生产，依靠群众间的互相借贷和政府给予救济，搞修堤代账等，渡过粮荒。新民县在干部中间开展每天节约一碗饭运动，以救济军属。
7月8日，一地委开会，讨论在前沿地区封锁敌人的问题。前沿地区以武装斗争为主，有相当固定的防御阵地，是某种意义上的阵地战。要发动群众(有的地方组织十家联保)，造成群众性的封锁。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有武工队、看青联防队和缉私联防队等。武装斗争的中心内容是粮食斗争，要防止粮食走私外流，开展群众性的缉私活动。打击敌人抢粮食、抢牲口的活动，保卫群众的生产。反对敌人的谍报、密探，开展敌军工作。前沿区有些群众，怕收获的粮食全部或对半归公，要宣传谁种谁收的政策，缉私有功的奖给一些粮食，个别可挖逃亡地主的粮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进行减租增资，以改善群众的生活。
9月5日至19日，地委委员和各县县委书记，都去白城子，参加辽北省委召开的会议。省委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检查全省土改工作和部署以后的工作。
9月22日，地委在法库召开座谈会，讨论秋收、新区土改准备和地委领导的问题。会后，地委和各县委都抓紧搞好秋收工作。在边沿区则进行抢收，号召谁种谁收，早收早打，快收快藏。机关、部队都帮助秋收。秋收后，进行清工，整顿劳动组织。结合做好战勤工作，一分区耕地522，021垧(大垧)，加上黑地十分之一，合49，378垧，共计571，399垧。减去荒地、棉田、水灾、虫灾共233，442垧(包括减免)，实征耕地面积337，957垧，总产量258，730吨，再减铁岭一万垧的任务(因蚜虫灾害减产)。省政府分配一分区征粮任务为58，500吨(机动粮在外)。这个任务完成了大部分，尚有少数尾欠。
一分区康平一半是老区，一半是半老区。前旗全部是半老区，昌图、法库各有一小部分半老区，多数是新区。1948年10月28日收复铁岭城，29日收复新民城，铁岭、新民也都成为新区，再无前沿区了。
老区的工作方针是:端正政策，纠偏，开展民主团结运动，积极准备明年大生产。土地一般分配的合理，只需要进行个别调剂。
半老区的工作方针:基本上和老区一样，加上复查调整土地，发地照，补偿中农。对个别未倒的地主，要继续斗垮。结合秋征，查黑地，评地等。查评是土改的继续发展，有利提高生产，使秋征公平合理。
老区、半老区都进行了建党建政工作。一分区原有党员1，070人，其中农村党员374人，农村有党支部29个。全分区计划发展党员到2，600人，占人口的0.14％。在地区稳定、群众基础较好、干部条件较好的1/5地区，进行了公开建党，其他地区都是个别发展。在农村中有党支部的地方，支部就成为领导农村各项工作的核心。查评和调整土地中的民主团结运动，为建政打下了基础。在农村中，建政后，以村政委员会为主，领导生产等工作。农会中好的干部，多数都被选到村政委员会中工作。农会以后作为群众团体，对村政委员会有监督的权利。新区的中心任务，是接受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在土改中，个别发展党员和建政。
一分区的土地改革，从总体上看，在辽吉省委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满足了贫雇农世世代代要求土地的愿望，在农村中，建立了贫雇农与中农在政治上的优势，为发展农业生产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在土政后的第一年，能够克服许多困难，不误季节地把绝大部分土地种上，很少撂荒，取得了生产上的胜利。农民踊跃参军，不断以大批兵员补充部队，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在土地会议以后，不区别前沿地区和基本地区，在前沿地区同样实行“打倒地主，平分土地”的政策，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城镇私营工商业，歧视知识分子，伤害积极分子，犯了许多错误。伤过重，对富农与地主，对大、中、小地主，不加区别，一律搞光，也是错误的。对于上述这些“左”的错误，以后多数都进行了纠正，特别对被侵犯的中农，都认真给予补偿。土地会议后，查阶级，建立贫雇农团，召开贫雇农大会，政策和群众见面、交底，平分土地等，都是对的。
1948年9月，一分区所属的新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合编为独立十二师，由曾敬烦同志任师长，于英川同志任政委，上升为野战军，归七纵队建制。10月31日，辽北省委根据东北局的意见，决定撤销一地委，分区、专署也同时撤销，各县归省直接领导。胡亦民、倪学源、张维明、赵雨农等同志先后调走，至12月初，一地委全部停止工作。成立省委巡视团，由我负责，驻在法库，指导新民、铁岭、开原三县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这时新民县委书记是何戈同志，铁岭县委书记是刘异云同志，开原县委书记是刘希文同志。我常去这三个县视察，总结并推广一些先进的经验。在这些地区的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等偏差，未再出现。
为了建立和发展一分区，有很多干部和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在那些烈士中间，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有十五团的代理团长胡远豪，十三团副团长赵世柱，十五团副团长田登科，昌图县委书记兼县长许芝，康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贺炯、县长邱含光、县公安局长吴斌，法库县委组织部长刘卓人等同志。康平张强等区级以下的干部，牺牲的就更多了。一次在行军路上，十三团副政委智钧同志对我讲，每次战斗，总有一些人伤亡。在一分区除了一些大仗以外，究竟打过多少次小仗，谁也记不清楚，有许多战士和排、连、营级干部，没有留下自已的姓名，就为了战胜敌人，把鲜血洒在一分区的土地上。

1949年1月，我调到辽北省委(驻四平市)任民运部长那年春节过后，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业劳模大会，让我做了一个报告，主要讲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以后又召开一次县委书记会议，适值郭锋同志外出，让我做了会议的总结，主要讲发展农业生产和防止在农民中产生两极分化的向题。
同年5月，我带西干部大队南下，到江西省工作。

(黄淑贤、张雅莹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