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重年口述历史：父亲武和轩同赵祖康的关系

武重年（1938—2017），山西文水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长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参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档案学专业的创建。曾任民革中央委员，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200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其父武和轩（1902-1986），曾用名肇煦，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因参与反蒋活动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1949年9月，与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和轩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

武重年陪父亲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留影

解放前曾是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右），和1949年2月4日与其会面的地下党王月英同志（化名李敏）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时，经陈毅推荐，赵祖康被特邀参加会议，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政治待遇。赵祖康1950年7月就提出申请要求参加民革，很快得到批准，1951年7月，民革中央致函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加派赵祖康担任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当时是我父亲主持讨论是否吸收他参加民革的会议，后来父亲认识了赵祖康，开始熟悉起来，并一直在一起共事，共同负责民革上海市委工作30多年，友谊也达30多年。

1958年11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右一）和上海代表赵祖康（左一）、吴艺五（右二）、武和轩（左二）亲切交谈。

我父亲性格耿直，看到问题就要直讲。1983年，上海市政协举办了一次有关祖国统一和涉台政策图片实物展览，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事先关照策划人员“务必请民革的同志先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一天，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军政界人士刘昌义、宋瑞珂、徐国懋和我父亲等接受邀请到预展现场观看。刘昌义要求将涉及他的“投诚”二字改为“起义”，宋瑞珂要求将他“师长”头衔改为“军长”，理由是他“领导的是整编师，实际实质都是军一级规模”。

事后，有记者个别走访了徐国懋，了解那天几位到底有什么看法，徐国懋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们民革几位同志，所提意见都是不错的。他们不是为了出风头，争体面，而是为了把事实搞准，把表述搞贴切，把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宣传好。

说明徐国懋对我父亲的为人和脾气都很了解。

我父亲特别容不得别人混淆黑白或颠倒是非，像后来碰到有人对赵祖康进行攻击，我父亲义不容辞地进行反驳，就是典型事例。此事发生在1980年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针对某某对赵祖康的攻击，我父亲作了反击。

全国五届政协会议上，上海特邀委员和广东、湖南特邀委员编成一个大组，有100多人，驻地在建国门空军招待所。一次会议上某某作了一长篇发言，大讲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说民革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副市长和上海政协副主席的职务，都是陈老总当年答应给他的，但都被赵祖康抢去了，一派控诉的口气。会上大家听了他的发言一片哗然，广东、湖南的委员不知内情，听任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述说。散会时我去接父亲时，迎面见到某某和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郑群并肩走出来，听到郑群拍着他的肩膀说：某某，想不到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啊！父亲非常气愤，回到房间就跟我说：某某在会上大放厥词。我让父亲休息，同时给赵祖康打电话，赵此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驻地在阜成门外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他已知道此事，非常气愤，也很紧张，我则安慰他不要为这事着急。午饭后，我对父亲讲，我帮你起草明天的发言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

本文节选自《武重年口述历史》，武重年口述，马长林撰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