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让世界知道中国女性所想所爱

在一个时代变化最剧烈的年代，人们争相讨论和注目的是那些走在风口浪尖上的新女性。凌叔华与众不同，她打开闺阁之门，刻写下高门巨族的精魂，财富与幸福背后的焦虑、烦恼，以及无以诉说的苦闷。

二十年后，张爱玲横空出世。这位后来者有着与凌叔华类似的出身与教育背景，但所写比凌叔华更有力、更尖锐。

主笔/张莉

文学博士。学者，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持微火者》《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多部专著。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用现代闺秀形容凌叔华再恰当不过。她出身于大家庭，父亲曾任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等职，家世优越。在她幼年时，父亲就请了著名的宫廷画师教她国画，并且，她的家庭关系也比其他女作家更为复杂――其父亲有诸多妻妾。凌叔华的母亲是父亲的妾。凌叔华与家人们，一群性格迥异的姨妈、姐妹及仆人们居住在一起，这使凌叔华从小就目睹了女人之间的种种争斗和内心隐秘。

凌叔华被送进直隶女师是在1919年的秋天。

那一年，她遇到了一位令她尊重的国文教师张先生。这位老师曾要求同学们以记述五四运动为题写作文，他选出最好的送到《天津日报》发表。“第二天早上，张先生带来一张报纸。下课时，他当着全班朗读。我听出来，那是我的作文。脸红心跳，紧跟着眼泪也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并感到同学们开始用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奇怪、羡慕的目光注视着我。”张先生把报纸送给凌叔华，并对她说：“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就更会珍惜这篇东西。”

有文学天赋的姑娘后来进入著名的燕京女大读书，成为一位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在燕大，热情而活跃的凌叔华编过两出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以西式音乐的方式呈现，从布景、对话、舞蹈、音乐，凌叔华都是自己策划。据说，这两出戏在协和医院小戏园演出两天，观众爆满，卖出了1000多张票，卖票所得则捐款给基督教女青年会赈灾。

大学时代对于凌叔华极为重要，她从一位旧时闺秀成为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也对以往生活产生了疏离：看待自己曾经的闺秀生活时，她既是在看自己，也有了看她们的意味。

1924年对于凌叔华是有节点意义的一年。

5月，凌叔华在迎接泰戈尔的茶会上认识了她的未婚夫——陈西滢。陈西滢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2月，由陈西滢做主编的《现代评论》创刊。之后两年间，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连续发表了8篇重要小说，她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广为人知的小说家。

文学事业蓬勃之时，二人成婚。这也意味着，自《现代评论》创刊后，凌叔华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发表在陈西滢做主编的杂志上。或者说，这是有现代文学史意义的结合：一位是深有文学影响力的期刊主编，一位是声名鹊起的女作家，此二人既是生活夫妻，又是文学黄金搭档。也是在这两年间，凌叔华与生活在北京的新月派作家们结识，大名鼎鼎的徐志摩、沈从文既是她的好朋友，也是她丈夫的好朋友。

《绣枕》是凌叔华的代表作。闷热的夏天，大小姐在阁楼里辛苦地绣着一对有着翠鸟和凤凰的枕头。她的父亲要把它们送给一位少爷，希望借此获得一门好亲事。事不遂人愿，两年后，闺阁里的大小姐在做针线活时，不经意间从佣人张妈女儿那里看到了自己当年做的绣枕图案。它们在酒桌上被男人们的呕吐物污损，之后被践踏、被不知名的人剪下。——男人们并没有拿这对绣枕当回事，绣枕根本没有带给大小姐好亲事。

“绣枕”是个象征，它与大小姐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生活在封闭的空间、没有主动权、只有被选择的命运。绣枕是婚姻物化的标志，而大小姐，尽管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但在绣枕故事中，她既无从表达自己的内心，又无从选择婚姻。

面对未来的婚姻，大小姐所能做到的，唯有“绣”，她所有的希望、对爱情的畅想和憧憬都寄托在绣枕：“她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着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

在男人们看来不值一提的绣枕背后，却隐藏着青春少女的梦想与希冀！这篇小说没有年代背景。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女孩的闺阁中。除了知道她是位年轻的小姐之外，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无名无姓的大小姐的际遇，是几千年来女人们被封闭的待价而沽的际遇。

《吃茶》中，芳影走出闺房，进了学堂，认识了同学的哥哥。从国外归来的男学生懂礼貌、尊重女人，会赞美和体贴女性――他陪她一起游公园，上下车时会扶她，还为她提手袋拿大衣……他的一切，在中式语言中都暗示着对女人的好感和殷勤。芳影想到“哥哥”会脸红心跳，心内掀起涟漪。终于，当同学邀请芳影担任哥哥婚礼的伴娘时，芳影才恍然大悟，她心中觉得的“有意思”原来却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

如果说大小姐的绣枕悲剧在于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她主动选择的机会的话，芳影的悲剧则显现出了小姐们对现代交往方式的不适应。这既是女儿们真实的生活史，又是中国历史上的妇女们从内到外的“解放史”。

在一个时代变化最剧烈的年代，人们争相讨论和注目的是那些走在风口浪尖上的新女性，而大小姐们注定是被历史遗弃的那群人。凌叔华与众不同。她以得天独厚的条件摸到了一把宝贵的“钥匙”。——她打开闺阁之门，刻写下高门巨族的精魂，财富与幸福背后的焦虑、烦恼以及无以诉说的苦闷。

作为同时代人，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很中肯。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鲁迅说：“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凌叔华远离了一般意义上的闺阁写作的风格与路数，她以女人为自己的主要讲述对象，她从女性的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另一面，使“不可写的”闺秀生活成为了“可写的”。

这是令人赞扬的，不过，也得说，她的大家族经验原本值得有更高层面的期待，但她并未深入而广泛地书写，而只是浅尝辄止。这是令人遗憾的。二十年后，张爱玲横空出世。这位后来者有着与凌叔华类似的出身与教育背景，也以描写高门大户生活为对象，但所写却比凌叔华更有力、更尖锐。

1923年9月1日，燕大国文系教师周作人收到了一位女学生的来信。在这封信中，这位女学生提到自己与其他女学生不同的地方在于阅读经验的丰富，另外，她也提到了自己将来立志做一位女作家的理想。她说：“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这是一封让任何老师读来都无法拒绝的信。

尽管当时的写信者只是一位燕大女学生，尽管她当时尚未有小说发表，但她想当女作家的志向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时这位女学生已经意识到中国女性世界的隐密性――“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表明她已经具备了当时女作家少有的世界性眼光。

她意识到这种写作不仅仅是对妇女有益，也是人类的贡献。周作人收到她寄来的小说后立刻向《晨报副刊》推荐了这位年轻的女作家。由此，这位女学生的处女作诞生。

那个年轻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女学生是谁呢？是的，正如你们所猜到的，她叫凌叔华，她生于1900年，如果她还活着，今年正好120岁。

本文原载于《时尚芭莎》11月 作家专栏

主笔/张莉

编辑/徐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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