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狐狸罐头·沈彬
开车送饭局上醉酒的朋友回家，结果对方自杀了，你还得赔7万块钱，今后还能不能愉快地“饭醉”了？
2018年5月，在东莞工作的李某鸿，在应朋友李某岑之约参加酒局后，开车送醉酒的李某岑回到“住处”附近，李某岑下车说自己可以走，但是没想到对方在路边自杀身亡。
当地法院一审和二审均认为李某鸿“没有尽到安全护送义务”，判李某鸿承担5%责任，赔偿7万余元。
李某鸿说：同饮者不承担责任，反倒要他这个护送者承担，不符合互助互利、相互帮扶的社会理念和公序良俗，将提起申诉。
责任比例虽然只有5%，但7万也的确不是一笔小钱，更糟糕的是，这给无数朋友之间聚餐投下了法律的阴影——哪怕已经把人送到了住家附近，哪怕当事人明确表示不需要再送，哪怕当事人是主动自杀，而不是发生疾病等，也必须承担责任。难道喝酒之前，还得先写好生死状？
首先，《侵权责任法》和即将施行的《民法典》规定的基本的侵权责任形式是“过错责任”，只有存在过错，才需要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李某鸿存在“过错”；死者的妻子也认为，送人者存在“过错”，为什么不把人送到家人手里再走呢？为什么不送到厂子里呢？但是，这样送人不够“周到”，真的构成侵权法层面上的“过错”吗？
从上帝的全能视角来看，从悲剧之后当事人的自责来说，“我当时如果送他进家门，如果扶上了床，如果当时守了他一晚……”但是，这样的“如果”层层递进，意味着公民的权利、自由被收紧，你愿意喝完酒之后，在别人家的床头守一晚吗？
评判共饮者的责任，不能从悲剧结果“倒推”过错：只要死了人，你就肯定过错。
其次，共饮者责任应该是在“合理限度”内，不应该是无限的责任，也不应高于经营性行为。
作为共饮者被判担责的依据，法院一般会引用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但是，一者，最高法明确的是“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而不是无限制的安全保障。
二者，最高法规定的主体是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或者与之相当的“社会活动”组织者，这些作为盈利性或者是经营性活动，应该承担较高的保障义务，而像朋友聚会喝酒这种“社会活动”，当然不能像经营饭店那样提供“安全保障”。
只要是饭桌上没有恶意劝酒，且按当事人要求送到目的地，按人之常情、一般人的社会经验达到“送朋友”回家的义务，就应该算是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就不能算过错。
共同饮酒只是朋友之间在散松的社会活动，共饮人不是“赛事组织者”不是“旅行团出游”，不能承担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不相匹配的法律责任。
另外，共同饮酒还应该明确“自甘风险”原则。新的《民法典》明确了“自甘风险”原则，契合朴素的正义观和是非观。《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虽然，这一条直接针对的是“文体活动”，但是“文体活动”的风险显然要高于共饮行为，对于文体行为尚且明确了“自甘风险”的原则，那么从“举轻以明重”的角度来说，共饮行为也可以适用“自甘风险”原则——
作为成年人，应该认识到共同饮酒之后可能产生的风险，是“自愿冒险”喝酒，享受了快乐、行使了自由，当然你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和风险。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让共饮人承担不切实际的看护责任；否则，看似“死者为大”“公平责任”了，实则剥夺了更多人愉快喝酒的权利。共同饮酒，是该明确“自甘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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