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堪称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长篇结构的小说，美在何处？

《子夜》之前，中国并非没有长篇。但“五四”以前，小说大多是文言，结构为章回体。章回体结构在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复杂矛盾上带有很大局限性。

直到1932年，茅盾发表了《子夜》，中国文坛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长篇结构的小说。

如果以鲁迅所开拓的中国现代小说为一个高度，一个里程；那么，茅盾显然延续着鲁迅所开创的道路，在30年代里把现代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子夜》在艺术创作上，不是哪一单方面达到新的高度，而是在总体上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它吸取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为现代小说树立了新的榜样。

《子夜》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01 对整体美的追求

艺术始于审美感受的萌动，终于美的结晶。它在客体与主体的融会中构成不同的审美形态。古朴、新奇、残缺、丰盈、雄厉、中和、阳刚、阴柔，艺术在自己的发展中，会以各种体性神态引起人们广泛的遐想和美的享受。

病态、残缺的艺术，所以构成美的特征和形态，自然与世界的无限丰富有关，也是主体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接受者的多种情趣的融会。马克思曾经指出：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堆着无穷无尽的色彩，难道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什么事物，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吗？”

如果以上述的美态作为一个参照坐标，从美的镜角审视，那么《子夜》无疑更注重于整体美的探求。它所注目的显然不是社会的一角，生活的断片，不是某个侧面，而是全般，是总体性的风貌，是全景式的摄取和映照。

它对时空的调度，固然以大都会为中心视点，但是30年代的林林总总，风风雨雨，城乡的变异，历史的风情，民族的危难，莫不在它的差遣之中。既有高瞻远瞩之势，又具精雕细刻之功力。可以说，《子夜》是以全方位综合的艺术镜角加以表现的。

诚然，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廊，是万象纷呈的。就作家的主观视野来说，自然有以一个村镇或小城作为原型来探触人生的(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也有以一个大家庭的衰败为筋络来展现艺术世界的(如巴金的《家》)。

鲁迅的《狂人日记》只写了一个人的病狂和醒悟，却深深地揭示了“吃人”的历史，郁达夫的《沉沦》以自我的心灵颇动和性心理的坦露为重要特征和时代的病苦、民族的际遇形成联络，或麻木或觉悟，或愤恨或呻吟，或浓染了血与火的现实，或淡化了人生，都不失其艺术的光泽。

而《子夜》的创作，则以总体的全般的艺术观照，造成整体性的艺术追求。它自然也写人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工业家的命运史；但是，在整个建构中显然是把群体、集团、阶级间的冲撞，社会变动和人物命运的映照，作为艺术探索的中心。

《子夜》构思中，茅盾最初形成的心理定势便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现象的企图”。他不止一次地表露自己的意向：

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农村的交响曲”，这构想不仅赋予《子夜》以宏伟的框架，也给予长篇以史诗般的品格。

就形式说，表现为恢宏的体制，巍峨壮观，就内容说，纵横开阔，以作家所“意识的历史内容”作了深层的开掘。所以被誉为“一幅整体性的，充满行动的大幅壁画”或“辽阔多彩的画面”。

著名的美学家丹纳说：“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这种总体观的美学追求，自然得力子个人的才情，同时也隐现着时代的浮力。

茅盾文学创作的历史证明，他开始小说的创作便以宏阔的目光统览时代。正如他说的：

“《蚀》与《子夜》发表时，曾引起了轰动，其原因，评论家有种种说头。但我以为我敢涉足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蚀》对社会整体的概括，还属于一种试炼，一种有意识的探求，那么，《子夜》的成功则意味这种整体性美学风格的把握已近成熟。

这时节的一切社会内容，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爱情等现象，在茅盾的艺术构思中，已经形成血肉联结的网络，不是局部的相加，而是互补的有机的整体。其中理性的思索则是它的灵魂。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种整体美的探求，也并非孤立的现象。丹纳认为：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

丹纳论述文艺厚兴时期的艺术家曾注重人体，“但这，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

在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的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生活的图画来。

茅盾对于整体美的追求，也是时代的投影。它是三十年代社会心理，文化建构的潜流中涌现出来的。

三十年代，对于社会意识的注重，社会整体的思索，民族命运的过去、未来的辨识，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想起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民族危难焦躁感的增强，先进意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渗入，便给予审美的探求以历史的转换。

整体美的追求，实质上是要求艺术要在整体上把握生活，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时代，从而审视自我的命运。

正是在这里，茅盾的独特才情和时代、风俗密切的契合起来。

02 对现代节奏与现代律动感的追求

现代的节奏与现代的律动感的追求，是《子夜》另一个引人的审美特征。如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美学中，和谐是重要的准则。

在古代的中国，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宇宙是由阴阳对立统一所组成的一个和谐整体，而“乐”之“和”不过是宇宙之“和”的表现。《乐记》中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同样阐述了这样的道理。

这种认为美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准则，自然有它重要的价值。然而，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异，使得超稳定性自然经济的古老中国现实，完全失去居安思和的局面。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急骤变异的社会风情和凝固缓慢的状貌是交织并存的，各种矛盾错综纷纭。《子夜》以现代的目光，宣泄了现代的律动，揭示了动态美和强烈冲击中快速的节奏感。

如果说，古代美学的捕捉颇重于中和、统一的追求，现代社会的强烈冲击，则使得矛盾对立的因素愈加引人注目。《子夜》所禀赋的正是现代大都会脉搏中，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自然的冲击力度，不仅给人以光、热、力的观照，同时以快速的节奏反映了情势的变化，矛盾的纷沓，冲突的剧烈。

它把一切人情世态都置于矛盾纠葛的机制之中。事业的得失，成败的优患，民族的危难，都在时刻变异之间演化。

比如吴老太爷的死，冯云卿的渡败，周仲伟的出盘，以及吴荪甫的失败，一切都似插曲、幻梦，一切都在历史的律动中显现出深层的质态。整个章法、建构上的骤合变化，也与这种内在的力的冲击，造成互相应合的状态。

自然，这种律动感、力的节奏的捕捉，是现代的。既非冥冥中所主宰的神秘的命运，也不是原始的自然力的复演，而是一种执着的现代的社会力量。这种急剧的律动，潜隐着外资的魔爪，蕴藏着野蛮的破坏力，却也生成着民族的革命的新机。

在《子夜》中审美的主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作家以科学的日光，凝视着诸种力业的角斗、争逐、联结、转化和消长的过程。在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中，揭示各种矛盾。有所美赞，也有所鞭挞，或在否定中兼蓄着一定分寸感的肯定情态。

如果说，现代小说的现代观念、手法，在鲁迅手中形成、奠基；那么，茅盾则以宏大的力度和章法，使之推向更高的艺术峰峦。

03 悲剧性的共性特征

在美学中悲剧的概念往往是和命运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人的悲剧命运通常总是被表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表现为“命运干预”的结果。

不过，同样悲剧性的寻索，有人重于个人的苦难，有人注目社会的危亡，有人苦于命运之神的箱制，有人则洞察历史的因缘。其中不仅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也有意识的白觉与朦胧的差驰。

《子夜》是以悲剧性为结局的，它摆脱开传统的大团圆方式：即封闭式的处理，而以开放式的形态戛然而止，给人以想象余地，留下了些许空白，但中国社会性质的意向，却在人与命运的格斗中，呈现出暗示性的效应。

如果这也可以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显然这是人与历史命运抗争的悲剧。进一步说，如呆悲剧可以划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双向逆反形态，我觉得《子夜》是侧重于阳刚之美的。

这似乎与贯通全篇的主人公的性格有关，同时也联结着通篇所造成的心理定势。就性格的冲突来说，吴荪甫可能是社会的强者。

茅盾所以强调主人公刚毅果断的性格，无疑地在人与命运的撕拼中，突现这种悲剧的社会性。

它不仅使人同情，主要造成一种强劲的心理震动。这种震动主要也不是以柔情的抒发取胜，而是以两种社会力量的对峙、角斗中造成一种理性的观照，从而转化为使人信服的深远的社会功能。那么这种悲剧性是否能归之于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呢？

例如，吴荪甫的性格是崇高的、伟大的等等。如果把阳刚之关的悲剧性，只引向这一个狭窄的通道，确实就感到麻烦了。显然，吴荪甫并非具有高尚道德力量的人物，也并非自觉于群体的事业，相反的在社会的群体的抗争中，他还是敌对者，但是在他的行动中却又容纳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行动。

这种行为借助于一个民族资产者体现出来，这就具有了复杂的认识情愫。这种复杂的审美特征，正显示着作家特殊认识价值。

总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群星璀灿的中长篇小说画廊中，《子夜》无疑是一部显赫的代表。它不仅在规模上总体构建恢宏，在艺术上精雕细琢，而且以深邃的目光，对现代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综绘。

茅盾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是那个时代历史的特征。他力争把艺术从象牙之塔引向十字街头，在沉醉迷离的意识层间外，用清醒的锐意透视广大的社会人生，在总体的艺术框架间，体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便是它的可珍惜的价值观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