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国现代散文巅峰之作：《湘行散记》、《湘西》

《湘西散记》《湘西》是沈从文两部杰出的散文集，它们均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湘西的面貌，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前者记述了1933年冬至1934年初作者乘船返乡省亲，沿沅江上溯时的旅途见闻和个人感兴；后者则主要介绍沅水流域的景观、物产、风土、民情，以澄清人们对湘西“荒唐不经”的误解，收到辟谬理惑的效果，并希望湘西在新旧交替的动荡社会中得到重造。

两部集子内容特异，思想蕴藉，涵泳遥深，内容上相互补充，相互辉映，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其鲜明的特色，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标一格。

01 内容特色：展现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历史习惯和民事哀乐

沈从文于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行伍家庭。十五岁时便参加了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辗转生活了五年，获得了社会状况的丰富认识。1922年他来到新文化的摇篮北京。

此后他基本上客居北京，但青少年时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故土乡亲魂牵梦萦，充满温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沉感情。于是他把对故园的真挚依恋诉诸笔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湘西为创作题材，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观。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湖南西北角，正当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东以沅水、雪峰山与湘中分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儿显得相对孤立、偏僻、闭塞，传说正是陶潜《桃花源记》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处和夜郎国所在。

这里岩溶地形发育，造就山高崖陡，谷深洞幽，流急滩险的独特地貌。更兼汉族、苗族、土家族杂居，各民族习俗相互影响，多元文化兼容并包，使这儿蒙上一层诡异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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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正是运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去表现湘西那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历史习惯和民事哀乐，使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区域放射出特异的光彩，产生了神奇的魅力。

在作家多彩的笔下，故乡的山水仪态万千，清奇秀美。白河是“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而辰河“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

山光水色，交相辉映，色彩斑斓，如诗似画。有些景物描写充满了牧歌情调，给人超尘脱俗之感，恍如进入世外桃源。

在《湘西·沅陵的人》中，他写道:

“溪流萦回，水清而浅，在大石细沙间漱流。群峰竟秀，积草凝蓝，在细雨中或阳光下看来，颜色真无可形容。山脚下一带树林，一些俨如有意为之布局恰到好处的小小房子，绕河洲树林边一湾溪水，一道长桥，一片烟。香草山花，随手可以掇拾。”

当然故土也不免蛮荒落后，《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就写到所办学校附近常常虎豹出没，野猪大蛇横行，野狗白日里成群结队在林莽中游行，“见人不惊不惧”的情景。岭上土地丛林与洞穴，是烧山种田人，猛兽大蛇割据之所。

湘西的社会风光同自然景色一样，古朴诡谲。那悬挂在半空中去水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那充满牛粪桐油气味的小小河街，那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那揉合了庄严与瑰丽的促橹长歌声，以及杂揉了神性与魔性，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等等，都含着一种诡异古野的美。

我们也许见过白天龙舟竞渡的情景，却没听说过湘西人点着火把，把这种游戏延续到半夜；我们也许见过迎神赛会，却没见到湘西苗人演出酬神戏、傀儡戏壮观的场面，听到转轮藏转动时那凄厉而绵长的龙鸣声；还有那赶尸的传说，放蛊、晒草蛊的习俗。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远原始，怪诞迷人。

湘西人憨直、率真、豪爽、慷慨，又粗野鲁莽。当“我”出钱让七老上吊脚楼取乐，他却到河街买了“我”喜欢的橘子回船。（《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当牛保拿一包核桃给“我”品尝，“我”拿了五角票子表示要买时，他非常生气地把核桃抢了回去。《湘行散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尽管“我”当时是很受他尊崇的有学问的人；洪江油船麻阳船主则“会喝酒、打牌，且豪爽大方；吃花酒应酬时，大把银元钞票从抱肚掏出，毫不吝惜。

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湘西·常德的船》）他们还保有楚人那份豪悍雄强的游侠气质和淳朴古风。如《凤凰》写到“子弟儿郎们照规矩与嫂子一床同宿，亦无所忌。”“板三”赌博，反手间“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而决斗时：

“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色。”

慷慨好义，负气任侠的楚人本色跃然纸上。作家笔下的许多人物还充满了传奇色彩，如《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中的那个煤工，戴水獭皮帽的朋友，《老伴》中的沈林、赵开明，虎雏祖送、大鼻子印瞎子都有不凡的传奇经历，仿佛是湘西那种特异环境派生出来的。

以上的一切，再蒙以屈原、陶潜等为代表创造的浓厚的楚地神秘文化色彩，就使那自然景色，社会风光放射出怪异神圣之光。这是两部散文集引人入胜，艺术魅力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02 思想特色

1、它写出了湘西所承受的历史重负和乡民生命的沉重

尽管湘西僻远蛮荒，但历代的统治者并不因之而放松辖治。他们政治上采取歧视、苛扰的政策，经济上横征暴敛，尤其是近代以来湘川黔军阀的争权夺利，割据纷争，使湘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片净土因之背上了历史重负。

在《湘西·辰溪的煤》中，沈从文写道“富源虽在本地，到处都是穷人。”有“小重庆”之称的湘西中心洪江即为湘黔军阀反复争夺之地，而每次争斗，都使许多无辜生灵惨遭涂炭。

作品还多次写到部队开到邻地邻省“就食”苛索鱼肉百姓之事，它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为避兵役，为求生存，许多人铤而走险，上山落草。更兼湘西民性强悍，喜欢械斗和仇杀，《湘西·沅水上游的几个县分》中写着：“强梁好事者既容易生事，循良的为生存也就力图自卫。”社会治安就更趋恶化。

而这些“牧民者”对湘西的统治“方略”息息相关。乡民们世世代代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承续着相同的人生命运，他们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他们应付生存的方式……竟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湘西散记·箱子岩》

千年不变的风景：汤汤的流水，古老的码头，逼仄的河街，灰色的渔船，弯着腰的纤夫，负着煤的矿工，奔走四方的烟贩，历经劫难的船夫……深沉庄严的生命感伴随着沉重的历史叹息，《湘西散记·1943年1月18日》一文中写道:

“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老伴》中赵开明的经历正是这种轮回的最好注脚。沈从文曾在《水云》中说：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他的思考是冷峻的，而感情是真切和无奈的。

2、作品表现了对湘西下层人民生存状态的严重关切

在两部散文集的人物画廊里，有船主、保丁、士兵、差役、土匪、山民、烟贩、艺人、纤夫、水手、煤工、妓女等各色人等，但作者关注最多的无疑是下层人民。

《辰溪的煤》写了向大成一家的悲惨遭遇，他的七个孩子死了五个，剩下的两个女儿沦为妓女，自己也被煤块砸死了。他们的命运正是许许多多乡人命运的缩影。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写一个“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年近八十的老头子，与船上水手讨价还价许久，为了生存，竟毅然拉起沉重的纤绳。

《沅陵的人》写合掌洲夭妹被迫做了押寨夫人：一个二十年如一日爱慕和尚的寡妇，借烧香之名去看和尚，和尚却“诚心苦修，不作理会”；还有《凤凰》中放蛊、行巫和落洞少女的叙写，……这些都揭示了湘西妇女精神上承受的压抑摧残和沉重痛苦。在下层人物中，船户和妓女又是作者关注最多的。

水和沈从文关系密切，所以他说:

“我的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他熟捻水上人家的生活，回乡的航程使他对水手及其生活有了最真切直观的透视和了解。他们长期离家在外行船，往返于沅水及其支流，整日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水手们大多为船主雇定，人身不自由，工钱低廉，地位低下。

作者曾亲眼目睹下水船的水手被激流吞没的情景，学艺混饭吃的小水手万一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一烧几百纸钱，手续便清楚了。”这些“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他写道：

“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

水手们喜怒哀乐无人关心，生老病死一听天命。表面上，水手们行船、斗嘴、打架，还可以上岸找相好的耍乐子，生活过得无优无虑，态意洒脱快活，可长期单调沉闷的水上生活又使他们变得无聊、麻木、暴躁、喜怒无常，相反相成的性格，正反映出他们生存状态的严重，心灵的苦痛和精神世界的危机。

妓女是被污辱被损害的一类，为了生存，认真经营着那种“最古老的职业”。“从乳臭未干的十四、五岁年轻女子，到不甘自弃的五十多岁的妇人，都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

桃源后江便是一个出名地方。地方政府不仅不干预，反而抽取花捐以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从沈从文笔尖流出的文字都带着血：

“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做生意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付药，朱砂获荃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馨其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理也就完事了。”

尽管她们也有过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但生活的重扼逼迫她们“无目的无所为”地生存，她们得掌握必要的谋生手段，如哼小调，唱军歌，懂流行歌曲等，以应付各色人等的需要。

她们的命运与水手相差无几，而地位更其卑微。那种“也是眼泪也是笑”的生活，每每引起作家无限的悲悯与深沉的哀痛，体会到人生的苦味。

以煤工、水手、妓女为代表的下层人民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家园的荒凉，正展现出牧歌情调掩蔽下湘西社会现实严酷的一面。

3、作品还表现了对乡人热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国民性改造的峻切思考

一方面他欣赏乡民保有的那份素朴正直勤劳勇敢，讴歌那份人情美、人性美，赞美乡民们生的执着，发见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和不断激发出来的反抗: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另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乡民是“美丑参半，野蛮交织着优美。”他不满乡民那种粗野蛮俗、麻木愚钝、安分守己、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苦苦思索着：

“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

他认为乡人不可负气与自弃，渴望着人们能把那股划龙舟的狂热劲头发挥到重造湘西的努力上，指出：

“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

然而，社会的发展给湘西带来的“变化”是作家不愿意接受的:

“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谨，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他鄙弃那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在那剧烈变动的时代，他可贵地意识到湘西文化的弱点，意识到它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处境，幻想着通过改造国民性以推动湘西社会的进步，可是他又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湘行散记》到《湘西》，作者始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本身，关注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价值，表现出对乡民现存环境和出路严肃性的思考和优虑，对未经污染和异化的自然人性的呼唤。

作家也许意识到，不论湘西自觉改造或被迫改造，都必然要以牺牲湘西那种朴素的美为代价，他感受到处于湘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夹缝中的尴尬与痛苦，这是沈从文的矛盾。

总而言之，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特殊功绩的乡土文学作家，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以故乡湘西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评论家称誉他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拓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