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围歼战，许多军事爱好者会想当然认为是“基辅会战”，在那场1941年的大战中，德军共消灭苏军80余万人（其中毙伤19万并俘虏64万余人），而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中我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西南战役”才是歼敌数字最多的战役，总数突破90万人。并且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发挥到极致，争取了大批敌人起义和投诚。
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渡江战役，1949年4月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突破长江天堑，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也饮马长江直逼武汉。随后三路大军横扫江南，歼灭了敌华东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而在遥远的大西北，第一野战军也击溃了胡宗南集团和“马家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
至1949年10月，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从各个战场逃亡的国军几乎全部涌进了大西南和四川盆地，虽然·番号众多并且建制混乱，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总兵力仍然达到90余万人，从数量上看几乎仍然是一支百万大军，企图依托西南山地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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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担负经略大西南战略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由于其第四兵团暂时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因此野战军主力只有陈锡联第三兵团、杨勇第五兵团20余万人。加上临时指挥的四野第42、第47、第50共三个军10余万人、以及川北方向的一野周士第兵团10万人，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只有不到60万人，跟敌人的兵力差距还是很大的，大约是二比三的比例。
西南，由此成为国共两军最后的战场，而如果解决这90多万敌人全部依靠武力，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耗费相当的时间，但是我党我军运用分化瓦解的方式，在军事压力的同时辅以政治手段，仅用二个月时间就基本消灭了西南地区的90多万敌人，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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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日， 第二野战军从湘西秘密穿插突然出现在川东南，正式发起西南战役，杨勇兵团附三兵团第10军率先挺进贵州，打垮了敌“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和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的部队，这两人率残部北逃四川。12月9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云贵解放后便彻底截断了川境内国军南逃的退路，至此，所有敌人都被压缩到川渝地区。
至11月30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于是四川盆地里的国军部队开始了争先恐后的“起义浪潮”：12月10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公署”两位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领第24军和第95军在彭县通电起义。之前两天，驻守宜宾的第22兵团司令郭汝瑰（兼72军军长）也宣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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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宜宾正处在拼命逃跑的宋希濂前方，于是这个黄埔一期的“川鄂黔绥署主任”无路可逃，于12月19日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追击部队俘虏。12月20日，代理“西南军政长官”的胡宗南放弃成都只身逃跑，群龙无首的剩余国军立刻失去控制： 12月21日，第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率40000余人在什邡起义，司令官孙元良带少数警卫坐飞机逃跑；12月22日，第二路军总指挥许绍宗率40000余人在广汉起义；同日，“西南第一路游击司令”王瓒绪率40000余人在成都起义，两天之内，共有12万人马投向解放军。
12月23日，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别在郫县和安德起义。12月25日，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率30000余人在德阳起义，12月26日，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金堂起义；同日，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抗战时期曾经任薛岳第九战区参谋长）率10000余人在巴中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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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率20000余人在简阳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在新津地区率残部投诚，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胡宗南几乎成为了光杆司令。整个西南地区的90万敌军，除30000余人逃往西昌外全部被消灭（次年春再被全歼），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是中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作战，我人民解放军仅仅用时47天，共歼灭敌人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3万余人，包括中央军、川军70万余人以及杂牌武装20余万人。 而其中仅起义和投诚的部队就达到50万人（起义401660人，投诚95640人)，几乎占到敌人总兵力的60%，以第二野战军为主的解放军部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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