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赵明昊：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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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明昊，文章来源于《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这一疫情对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也带来了重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认为，此次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和冲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ight）称，疫情是世界秩序在过去70多年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疫情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分化了社会，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它使多国领导人采取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做法，而不是进行协调。它展现了很多国际组织的弱点。它强化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无疑，这场疫情对美国带来多方面冲击，感染新冠肺炎以及因之死亡的美国人数量极多，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一度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美国官员认为此次疫情堪比历史上的“珍珠港袭击”和“9·11”事件。然而，面对疫情冲击，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选择与中国展开合作，反而借助疫情因素加大对华施压，从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甚至较前更具对抗（rivalry）的色彩。美国战略界人士也高度关注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后疫情世界”国际格局、大国博弈等走向，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专门设立“美国与后疫情世界”项目、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就“疫情时代的中美竞争”问题发布报告。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帮办、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提出美国需要研究“后疫情时期中国战略”的课题。可以说，疫情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美关系以及塑造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并促动美国战略界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展开新一轮辩论。

本文试图分析疫情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探讨美国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若干趋向，并就如何应对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提出思考和建议。

●一、推动对华经济“脱钩”进程●

近年，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导向之下，在贸易、投资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施压，以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鹰派势力甚至鼓吹与中国进行“脱钩”。疫情发生以来，“脱钩”派势力的声音更加突出。《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机会，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的新依据。应看到，虽然与中国的完全“脱钩”在美国政策界仍存在不少争议，但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此次疫情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剥离，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为抓手加紧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

疫情给中国等国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工厂停工、物流中断、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疫情还显著加大了各国对药品、个人防护装备等物资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持续渲染所谓全球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鼓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远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推动在华外资企业从中国撤出。2020年1月底，在中国国内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公然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并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此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 奥布莱恩（Robert O'B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纳瓦罗称，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美国盟友和中国等战略对手的行动再次表明，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是孤军奋战，美国有必要将基本的药物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回国，减少对外依赖，从而保护公民健康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在美国国会层面，2020年5月初，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宣布成立由多位共和党议员构成的“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推动针对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美国供应链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风险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及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大卫·麦金利（David McKinley）在联合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由于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内制造商的供应能力和专业知识已经落后，除医疗用品和设备领域存在供应风险以外，美国还在稀土等领域依赖中国；国会应成立“关键供应链委员会”，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人士也纷纷围绕对中国供应链依赖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等人认为，供应链的调整与全球化进程的总体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当今世界处于“慢全球化”状态，此次疫情将加快全球化的“部分逆转”；全球化并不会终结，但将朝着更具地方性、区域性的方向演进；疫情使“长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集中暴露，后疫情时期跨国公司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的问题，企业的经济活动或会呈现“地方化”和“区域化”趋势，即在本国或靠近本国、与本国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展生产经营，也可将这种变化称为“近岸生产”（near-shoring）模式。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hardlow）称，此次疫情让人们看清一个事实：经济联系并不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真空中发生的，依赖中国生产的医疗设备和药物供给凸显出经济全球北的巨大风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疫情将促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它们的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减少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活动。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安东尼·维奇（Anthony Vinci）等提出，为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避免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太大损害，美国在后疫情时期应大力发展“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即指企业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快速配置各种资源以实现产品生产的快速转换，例如福特汽车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转型生产口罩和呼吸机。

此外，供应链调整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和政府作用问题也受到美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等认为，由于中国对疫情处置不当和不透明，美国、欧洲等西方企业意识到在华开展业务存在难以应对的政治风险，它们在疫情稳定后会加快供应链从中国的转移，暂时放弃全球化带来的利润和效率，寻求加强供应链的可靠性；美国政府或会就供应链的“可靠来源”（美国《国防生产法》中的概念）制定清单，对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的审批和进口制度也会进行修改。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亨利·欧尔森（Henry Olsen）指出，疫情将加快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供应链转移潮，如今外国企业向中国投资时，必须考虑疫情威胁、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产品被加征碳排放税等多种因素，这将加快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进程，短期内或给这些企业带来损失，但长远看利大于弊。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方面试图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同时，受到疫情影响的欧洲国家也提出类似诉求，这为美国推动西方国家在对华经济“脱钩”问题上加大协调提供了一定条件。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称，物资供应安全比经济效率更加重要；法国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表示，疫情是“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某些产品的供应方面，我们必须降低对一些大国的依赖，尤其是中国”，需要“加强在战略性价值链方面的主权”，比如汽车、航空和制药产业。法国总统马克龙称2020年底前欧洲将实现口罩生产的完全独立。英国约翰逊政府则试图推动提升疫苗、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国内生产能力。疫情进一步加大了欧洲恢复其工业基础的紧迫性，2020年3月欧洲领导人共同做出加强欧洲“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决定。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AICCS）所长杰夫·拉特克（Jeff Rathke）等认为，欧洲已经认识到中国对其经济模式构成威胁，美国和欧洲应当制定“跨大西洋的中国政策”，通过双方政府、立法部内和企业界的紧密协调，在产业政策、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下文简称5G）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会长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等呼吁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危机之下加大与欧洲的协调，建立美欧共同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等挑战的联合阵线。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力图在产业和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对华“脱钩”，加大对中国的经济施压。第一，特朗普政府在制药等领域推动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促进产业回流。在白宫内部，劳伦斯·库德洛（Lawrence Kudlow）主张以税收优惠吸引相关企业回到美国，纳瓦罗提出可对本土药品等物资加大政府采购力度，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支持建立可信赖的医药供应链。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酝酿就制造业回流问题提出法案，计划以投资补贴、税收优惠和提高在华企业课税等手段，促进国防、医药等关键供应链回迁美国。相关具体举措包括成立初始规模为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reshoring fund），为将制造业产能迁回国内的美国企业提供直接补贴，即便直接补贴形式的产业政策仍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担忧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4月，以制定“回流指数”著称的科尼尔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疫情推动美国企业重新思考其投资布局，未来美国企业回流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二，在库德洛、奥布莱恩等人共同建议下，特朗普决定采取措施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特朗普政府成立“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决定禁止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未来还将要求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停止投资中国股巿和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企业。白宫将这一做法冠以保护美国投资者的理由，其称，由于中国政府禁止企业公开信息，中国企业不够透明，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存在大量财务丑闻，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其中一些企业还涉及军事，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此外，库德洛还诬蔑称，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勾结以掩盖疫情信息，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或面临大量诉讼和罚款，他叫嚣“没有人可以对投资中国（企业）保持信心”。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中国公司监督法案》（Chinese Company Oversight Bil），禁止中国公司在不遵守美国监管和审计规则的情况下在美上市或从美国获得融资。特朗普政府近年在金融领域推动的对华限制举措已经造成显著影响。美国调查公司迪罗基（Dealogic）的统计显示，中国2019年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的资金为35亿美元，同比减少61%。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报告称，2020年一季度中国对美投资额仅为两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90%。此次疫情将进一步加剧中美金融和投资关系的萎缩，两国之间的“脱钩”在资本市场日趋明显。

第三，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因素推动构建“经济繁荣网络”，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发生后，欧洲、日本等提出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特朗普政府欲对此加以利用，推动各方协同对华“脱钩”。美国力图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旗号，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建立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美国推动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以色列等加人“经济繁荣网络”，该机制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其欲在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标准，奉行透明度、问责、法治和互惠性等西方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联邦机构代表组成的跨部内协调委员会负责推动“经济繁荣网络”的构建，其重点任务包括∶确定哪些产业属于“关键领域”，研究如何确保相关产品能够在中国以外生产，解决协调伙伴国家对华“脱钩”的瓶颈问题。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助“经济繁荣网络”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推动无法回流美国的企业向该网络成员转移。

●二、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冷战”●

限制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获取，维护后者的“技术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此次疫情再次彰显了高科技对于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发展也会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给予更大投人，国家间竞争将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更加重视技术领域的大国较量，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人，同时进一步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机制性安排，进一步深化对华“技术冷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乔治城大学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等美方人士称，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采集和分析私人数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跟踪，利用5G网络、人工智能、北斗系统等先进技术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力度。他们试图将人权、意识形态问题与技术问题混为一谈，给中国贴上“高科技威权主义”标签，用“制度之争”推动“技术之争”。此外，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戴维·布雷（David Bray）等认为，疫情将改变互联网和跨国数字化等发展趋势，技术赋能的大城市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行为体，意识形态因素对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影响将会更加突出。他们认为，疫情不会缓解美中技术竞争，疫情凸显了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重要作用，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中旗鼓相当，在5G、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占优势，半导体、自动驾驶等领域则是美国领先；随着后疫情时期更多国家将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生产自动化等，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技术战”。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以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计划。然而，这让美国一些人感到，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科技实力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在全球科技标准和规则领域的影响力也会更趋增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托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称，疫情促使中国在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方面加大努力，未来数年，中国将会利用美欧企业在疫情中陷入的困境，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广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大量掌握的“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进而扩大中国对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的主导力。此外，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部讲座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认为，疫情使很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治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它们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将进一步寻求中国的支持，中国也会通过扩展5C建设等方式与美国争夺对“全球技术制高点的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在技术方面的对华施压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不断加码。美国出台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定，加大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反制。2020年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新规，取消民用终端用户（CIV）许可证，要求美国公司向中国、俄罗斯等国出售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等民用产品时必须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将“军事终端使用/用户”（MEU）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传感器等技术；取消针对合作伙伴国的许可证豁免规定，要求他国企业在向中俄等国出口相关美国产品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2020年5 月2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奇虎360、网易考拉、云从科技等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称其所使用的美国商品和技术存在被用于军事项目的重大风险。这些做法表明，特朗普政府在推进对华技术“脱钩”方面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并日益将矛头对准研发先进商业技术、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私营企业。

此外，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华为公司的定点打压，并试图通过打击华为损害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链和研发实力，在5G等被美国视为“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确保绝对优势。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宣布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将华为利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而设计生产的芯片人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的限制范围内，要求使用美国设备制造芯片等产品的外国企业在向华为出口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有中国法律专业人士认为，与之前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相比，美方修改后的规则扩大了受控产品范围，而且针对华为公司这一特定实体实施，许可证要求覆盖全球，包含出口、再出口和境内转移等多种商业行为。考虑到中国企业生产的芯片产品目前在技术上仍较为落后，且美国不断加大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的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给华为公司带来“毁灭性威胁”。

除上述由政府部内采取的举措之外，美国在对华技术“脱钩”方面还在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参与这一进程，推动对华施压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相互对接。2020年1月，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来自赴硅谷发表演讲，要求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类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国家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硅谷的部分企业已经在采取相关措施落实美国政府的要求，如限制华裔技术人员参与敏感项目。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目前美国对华进行技术封堵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大政府部门和这些机构之间的沟通与配合。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缪尔·布莱南（Samuel J.Brannen）等人提出，美国政府可借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全球反恐互联网论坛（Global Internet Forum to Counter Terrorism）等机制的做法和经验，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对美中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解决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信任等问题；此外，美国政府需要加大对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程，加大应对所谓“内部威胁”（insider threat）应对，如建立研究人员的认证机制并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保密报告渠道”（confdential reporting mechanisms）揭露内部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促使特朗普政府在技术领域加大了针对中国的“防守”，还进一步推动美国着眼于确保长期对华竞争优势，扩大对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战略性布局。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推出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和财政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曾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共和党政治人士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等人提出，中国对技术研发给予巨额资金投人，并寻求借此在经济和军事上主宰未来；美国应利用疫情后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挑战，实施“明智的战略性刺激方案”，如增加对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扩大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人、利用税收减免等推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支持半导体制造产业、加大对技术教育事业的投人等。2020 年5月底，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共同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联邦政府未来五年投人1000亿美元，支持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育培训，将“国家科学基金”改组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专门增设负责技术的副主任职位和相关部门，并加大其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联邦情报机构、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和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则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版本的法案。这些议员毫不讳言他们提出这些法案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美国《科学》杂志资深评论人士杰弗瑞·莫维斯（Jeffrey Mervis）甚至戏称这一法案应更名为《保持领先中国法案》。舒默、罗康纳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科学和技术差距正在快速缩小，这会对美国的长期健康、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如果美国不加大对科技的投人，就会失去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还希望通过落实这一法案，在疫情冲击下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实际上《无尽的前沿法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相关议员与美国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也吸收和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有关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观点和建言。早在2019年11月舒默就管透露相关想法，称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一场科技上的“登月行动”（moon shot）。这显示出美国方面对于推进并赢得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的意志和决心，而这场疫情使之更趋强化。《无边的前沿法案》提出的重要政策性概念是“核心技术聚焦领域”（Key Technology Focus Area），涉及以下10个方面∶（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2）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3）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4）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5）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预防；（6）先进通信技术；（7）生物科技、基因学、人造生物；（8）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9）先进能源；（10）材料科学以及与其他核心技术聚焦领域有关的工程学和研究。该法案的要害之处在于，试图促进美国对华产业“脱钩”和技术竞争之间的相互结合，高度重视促进先进技术向产业的及时转化，要求新组建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更多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模式，并提出未来五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该法案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众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如其顺利通过，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施压态势也将随之更趋严峻、复杂，对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将产生长远性、战略性影响。

此外，在国际层，特朗普政府试图借助“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y）等机制，限制中国从德国、以色列、挪威等其他国家获取先进技术，阻挠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文交流，强化对华施压的多边性，不断织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封堵网络。随着疫情进一步凸显技术对于大国博弈的重要性，未来一个时期美国或将从情报分享、新兴技术合作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着力，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协同对华展开“技术冷战”。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丹尼尔·克莱曼（Daniel Kliman）、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拉姆克·塞特斯洛特（Remco Zwetsloot）等人称，考虑到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规模优势和对美欧日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应加大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深度协作，加快打造“同盟创新基础”（Alliance Innovation Base）。他们还就相关具体举措提出建议∶可由美国国防部“保护关键技术专内小组”定期更新技术名单，由美国国务院建设“中国高风险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数据库，并与盟国和伙伴国分享，通过签证限制等措施共同应对相关风险；美国可进一步支持盟国和伙伴国针对中国的“技术保护能力建设”，如为以色列、挪威等国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装备和培训，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到这些国家进行巡讲，提升后者应对中方人员“学术窃密”的意识，推动各国技术类大学进行对话并就防范中方“学术窃密”形成“最佳实践”；进一步细化各方的“技术保护标准”，对盟国和伙伴国加大对华技术“脱钩”的举措要给予更多正面激励，包括制定外国企业在美国技术领域投资的“白名单”、与相关国家共同成立技术和设备研究公司等；在“半导体制造设备”（SME）等关键领域，大力深化美国、日本、荷兰等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共同出台对华技术管制举措，成立双边或多边基金用以补偿西方企业的损失。（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于《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图文编辑：吴张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