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开讲，电影人最需要的才华是什么？

“电影剧本中，任何具有文学或散文气息的东西，原则上在影片制作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被类化、改编。电影中的文学元素被溶解：一旦影片完成之后，它就不再成其为文学”。

——《雕刻时光》安德烈·塔科夫斯基

导师刘震云，在2020“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的课程上，向学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围绕【从文学到电影】，对伟大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身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的小说被冯小刚一部部搬上大银幕，在冯小刚的电影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他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荣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改编剧本奖、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同时，《一九四二》也摘得第31届伊朗曙光旬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他的《我不是潘金莲》则拿下了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此外，《一句顶一万句》还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璀璨之星单元最佳编剧奖。

刘震云对学员的阐述中，认为小说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可以用对白、陈述等方式直接的表达，但电影不可以。

这也与塔科夫斯基认为的“在电影中，对白只是影片材料结构的一部分……一旦作品完成，所留下的只有文字誊本、拍摄脚本，他们不论以何种方式定义，都无法被称为文学”的观点所契合。

刘震云认为小说的容量是无限的，字数不受限制，所以其承载的内容无限。但电影绝大多数是都会控制在120分钟以内，其承担的内容也注定要少一些。

针对创作者本身，小说是个体创作，电影则是需要多部门协作的工业流程。当习惯个体创作的作者加入到电影创作的系统性工程中，有时候会手足无措。

刘震云总结文学和电影的相同之处是，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留住时代中那些珍贵的人和事，以及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让这份珍贵可以冲破时空的限制，永葆青春的流传下去。

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创作者，如果对本身从事的艺术没有独特的看法，会注定平庸，反之才有可能伟大。刘震云用《红楼梦》和《水浒传》来举例。

林黛玉是“泪眼”看世界，整个《红楼梦》也是以“泪眼”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是它的伟大之处。

除了“泪眼”，小说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刘姥姥”，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曹雪芹通过这个人物，得以从“贫穷”的角度看待四大家族，这也是很独特的视角。

《红楼梦》的伟大还在于它讨论了“干净”和“肮脏”的思辨关系。人性肮脏很多读者能看到，但《红楼梦》当中还有两个“干净”：水和石头。

林黛玉的眼泪是水的结晶；贾宝玉这个石头，在小说中也不断的被水“洗澡”。

贾宝玉洗澡的过程中，众多丫鬟各自的参与程度，也是《红楼梦》值得探讨的一个哲学角度。

《水浒传》的伟大，是他用链条式的独特故事结构，阐述了作者施耐庵对大宋朝的认识。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展现了当时社会上的两套语言：朝堂的语言和江湖的语言。这两套语言支撑起了整本小说。

林冲是《水浒传》中写的最好的人物。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和曾经的提辖鲁智深聊天时，两人都是或曾是朝堂之人，说的却是“江湖上的话”。

而后被高衙内步步紧逼，自己步步退却，直至被陷害发配沧州，风雪山神庙，大快人心，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转折。因为林冲终于意识到当时他的处境，是“你死我活”，所以手刃仇人，直奔梁山。

如果施耐庵只写到这里，还谈不上伟大。他伟大的地方在于，林冲“上梁山”之后的“下梁山”。

梁山老大王伦不敢接收林冲，于是以没有投名状为由，派两个小弟跟着林冲要亲眼看着林冲杀人。可是因为梁山周围的百姓知道路途凶险，大多是结伴而行，林冲没有机会下手。

当终于发现一个落单的货郎时，林冲的反应是“天佑我也”。

“上梁山”和“下梁山”的结构设置，将林冲的人物经历和内心起伏展现的无比深刻。也通过林冲，让“朝堂之语”和“江湖之话”重叠转换，呈现了大宋畸形的状态。

文学和电影工作者，如果只有文学和电影的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思想的才华。

思想才华的体现，就是能准确的捕捉，隐藏在周围，却总是被忽略的人物情感。如果能捕捉并呈现这些常见又被人忽视的人和情感，将会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刘震云在荷兰参加自己的新书交流会时，一个读者告诉他，自己在读《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的时候，笑到发疯，但有一个地方却让她哭了，就是李雪莲和牛说话的段落。

李雪莲为了一句话，花了20年的时间，依然没能纠正过来，还让自己的悲剧成了别人的笑料。只有牛是一直跟她在一起的，她觉得只有牛能相信自己说的话。李雪莲强烈的孤独感染到了这位挪威的读者：“除了牛，还有谁能相信李雪莲说的话呢”？

这位读者突然想到，还有这本小说的作者，刘震云。刘震云“发现”了李雪莲，写下来李雪莲。

关于文学、电影剧本、电影拍摄三者之间的不同，刘震云也曾有直接的体会。

在与冯小刚和张国立合作过程中，发现小说中长段的台词，在电影剧本中大多是不合适的。

这与塔科夫斯基的观点不谋而合：“剧本在电影中死亡。电影可从文学中汲取对白，但是仅止于此——它无论如何与文学没有重大关系。……而且对白向来就是文学的。

而小说对环境文学性的描写，在电影呈现上也会遇到问题。

电影剧本中，对人物之间纠葛的状态往往是有强烈的要求。文学则不，人物之间可以是很疏稀的关系。

塔可夫斯基也认为具备如下特点的小说才适合改编成电影——“一种文学作品由理念、清楚而扎实的结构，以及原创的主题所构成的文学作品……似乎与其所蕴涵的美学思考的发展无关……作品改编成电影可以赋予它一种情感的美学强度，进而将故事的理念转化成为由生命所背书的真理”。

这与刘震云向学员表达的观点，再次契合。

电影对文学的改编，最主要的是借鉴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创作角度，让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一样感受到故事中强烈的情感张力。

把小说作者捕捉到的，可贵的人物和情感，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冲破时空的限制“永葆青春”的活着，也许是从文学到电影所追求的最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