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饱受契丹人欺凌的女真人为什么能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两大帝国？

前序

公元1125年，辽国末代皇帝天祚帝在今天的山西省怀仁县附近被金将完颜娄室抓获，辽国宣告灭亡；仅仅2年后，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偌大的东京汴梁城被金军攻破，北宋宣告灭亡，徽钦二帝被俘，皇族女眷沦为金人玩物，中原大地哀鸿遍野，靖康之变也成为汉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相继灭掉辽国和北宋，女真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北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繁华最富庶的时代之一，诞生过赵普、王旦、李沆、寇准、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众多广受赞誉的名相，其前期的军事能力也是相当有保证的，与辽国对抗二十余年寸土未失还屡有胜绩。辽国就更不用说了，巅峰时期疆域范围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是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据《辽史》记载，归附于辽国的国家和部落多达五十多个，是当之无愧的北方草原霸主。

辽国巅峰时期疆域图

《辽史·兵卫志》记载：

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分别为：吐谷浑，铁骊，靺鞨，兀惹，黑车子室韦，西奚，东部奚，乌马山奚，斜离底，突厥，党项，小蕃，沙陀，阻卜，乌古，素昆那，胡母思山蕃，波斯，大食，甘州回鹘，新罗，乌孙，敦煌，赁烈，要里，回鹘，辖戛斯，吐蕃，黄室韦，小黄室韦，大黄室韦，阿萨兰回鹘，于阗，师子，北女直，河西党项，南京女直，沙州敦煌，曷苏馆，沙州回鹘，查只底，蒲卢毛朵，蒲奴里，大蕃，高昌，回拔，颇里，达里底，拔思母，敌烈粘八葛，梅里急，耶睹刮，鼻骨德，和州回鹘，斡朗改，高丽，西夏，女直。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

即便到了辽国末期分崩离析、末代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仅剩的二百骑逃往西北时，沿途仍然受到了各游牧部落的热情招待，《辽史》记载耶律大石到达可敦城后，大黄室韦、普速完、唐古等西北十八个部落前去参拜，和当地州县联合献给耶律大石精兵万余，为其补充了大量物资，后来耶律大石之所以能建立强大的西辽帝国，与西北部族的鼎力支持是息息相关的，可见辽国在北方草原的宗主地位是名副其实的。

显然灭掉辽宋两国绝非易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而女真这个此前不声不响默默无闻的民族是如何完成蜕变一鸣惊人的，他们又遇上了哪些有利因素呢？

在发动抗辽战争之前，女真人长期处于契丹人的统治之下，并经常遭到契丹人的掠夺和侵略。据《辽史》记载，契丹名将耶律斜轸曾在公元986年的一次攻打女真的战争中俘虏十余万女真人和二十余万匹马，全部押至契丹国内，可以想象这对女真民族而言是多么大的打击。

《辽史·本纪第十一》记载：

丙子，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馀万、马二十馀万及诸物。

在《辽史》中经常能看到辽军征讨女真的记载，所以在武力威胁下，女真只能作为辽的附属部落，而且后来他们把这个角色扮演的特别好。辽圣宗时期甚至有过一年进贡五次的记录，平均不到三个月进贡一次，考虑到当时的交通和距离，可以说当时的女真部落不是在准备贡品就是在运送贡品的路上，乖的不得了。不仅如此，在宋辽战争时期，女真还主动申请出兵，援助辽国攻打北宋，成了辽军的得力助手。

然而对于女真这样一个骄傲彪悍的民族来说，怎会甘心久居人下，《大金国志》记载，说女真人“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马上下悬崖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可以想象当时的女真民族是何等的强悍，他们只是在慢慢积蓄力量等待机会罢了。辽国后期欺压女真的情况愈发严重，女真人的怒火逐渐到达极限，与此同时他们也终于盼来了两大利好，一是他们的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诞生，二是辽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之一天祚帝继位。

天造地设的一对搭档

辽天祚帝与北宋徽宗皇帝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搭档，两人一文一武一南一北，徽宗皇帝沉迷书画和园林艺术不思朝政，而天祚皇帝则是沉迷于游猎不思朝政。玩物丧志的两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政治小白。

宋徽宗意气用事，毅然决然的选择“联金灭辽”，主演了“唇亡齿寒”故事的第二季。毫不知兵事的他盲目信任宦官童贯，自寻死路。其实当时的北宋朝廷内部也有不少反对联金灭辽的声音，老将种师道就谏言反对，认为北宋在此时伐辽就等于趁火打劫，趁着邻居家进了强盗自己也溜进去抢东西。

《宋史·列传第九十四》：

贯谋伐燕，使师道尽护诸将。师道谏曰：“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

这件事在当时的朝堂也是争得不可开交，辽国来使苦口婆心的劝宋徽宗不要和金国打交道，所谓“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在宋朝人眼里辽金都是蛮夷之邦，而在辽国人眼里自己早就褪去野蛮步入文明时代了，与宋朝维持百年和平就是例证，金国才是真正的豺狼之国。这话其实是有些道理的，契丹从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汉化了，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就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汉学家，相比之下女真要落后很多。

《宋史·列传第九十四》：

辽使来请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

一位名叫宋昭的官员就是这个意思，他在给徽宗的上书里直言女真人“茹毛饮血，殆非人类”，辽人虽然也是夷狄，但倾心汉化知晓信义，怎么说也比女真强多了，而且现在连契丹人都打不过女真，倘若日后我们和女真做了邻居，我们能打得过吗？

《三朝北盟会编》卷8记载：

“灭一弱虏（指辽国）而与强虏（指金国）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且北虏虽夷狄，然久渐圣化，粗知礼义，故百馀年间谨守盟誓不敢妄动者，知信义之不可渝也。今女直（女真）刚悍善战，茹毛饮血，殆非人类，北虏（指辽）以夷狄相攻尚不能胜，傥与之邻，则将何术以御之？”

只可惜如此简单的道理徽宗皇帝却不懂，亦或是从小活在蜜罐里的他根本不相信什么茹毛饮血，北方大漠里嗜血杀戮的事情对他来说实在太遥远了。

徽宗皇帝的“联金灭辽”政策毫无疑问是战略失误，可北边的天祚皇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辽天庆二年，也就是1112年，距离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还有两年的时间，这年冬天天祚皇帝来到东北女真地界视察，正好赶上“头鱼宴”，于是召集女真部落各首领前来朝拜。酒席上天祚帝命令各首领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天祚皇帝察觉此人有反意，于是事后对枢密使萧奉先说，“这个人目露凶光，找机会除掉他，否则日后必成大患”，没想到萧奉先居然说，“粗人不知礼仪，他又没啥大的过错，杀了他恐怕会伤了女真百姓的心，而且就算他有异志又如何，还能翻了天不成？”天祚帝于是就打消了戒心，不仅如此，因为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吴乞买、粘罕等人有刺虎搏熊的本领，天祚皇帝还非常开心的给他们加官进爵。

《辽史·卷二十七》记载：

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

这个萧奉先几乎等同于宋徽宗身边的童贯，甚至比童贯更坏。当时天祚帝的长子晋王耶律敖卢斡为人善良贤德，颇得人心，很多契丹大臣或者契丹军民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萧奉先为了拥立自己的外甥秦王，诬陷耶律余睹等人谋立晋王，不仅导致耶律余睹出逃降金，辽国损失一员大将，最后在他的花言巧语下，天祚皇帝下令赐死了晋王，辽国军民心中最后的希望也因此破灭。《辽史》记载，晋王被赐死后，“诸军闻其死，无不流涕，由是人心解体。”

放过完颜阿骨打、赐死自己最贤德的皇子还不够，前线战事紧张的时候天祚帝居然有闲心优哉游哉的四处打猎，拿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这一年举例，这一年多地辽军不战自溃，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战败的战败，而且国内还发生了叛乱，在这种紧要关头，《辽史》记载天祚帝七月份猎于秋山，八月猎于狘斯那里山，九月，猎于辋子山，真是哪个月都不闲着，忙的不亦乐乎，心实在是太大了。

居安思危不容易

从后来发生的故事看，耶律大石收整残存的西北各部，仍能大败十万中亚联军，建立一个强大的西辽帝国，可见末期的辽国军队也并非任人宰割的鱼腩之师，怎么就被女真人打的溃不成军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天祚帝感人的军事才能。刚才说了天祚帝在前线战事紧张的时候不务正业忙于打猎，当然在打猎之余他也有干正事的时候，只不过基本都是帮倒忙。帮的最大的一个倒忙就是自己亲率号称七十万大军（辽史的确有七十万的记载，实际人数无法准确得知，估计十几万人是有的）进攻金军，被金太祖用两万精骑打的大败，他本人弃军而逃直接躲进了猎场；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赏罚不公，逃跑的不处罚，战死的不奖励，导致军心涣散。

《辽史·卷二十七》

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故士无斗志，望风奔溃。

第二个原因就是女真人恐怖的战斗力。《金史》是元朝人修撰的，对建国初期的金军给予这样的评价：“金兴，用兵如神，战胜功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显然对于完颜阿骨打手里那两万人马的战斗力，我们要有足够的认知，宋昭作为身处那个时代的人，用“茹毛心血”这种字眼去评价女真人，恐怕也是眼有所见，耳有所闻。

对于金国而言，一旦眼前的辽国倒塌，那南边的宋朝也就不是问题了，毕竟从军事能力上说宋连辽都不如。宋徽宗心血来潮决心联合金国后，派出20万西军精锐伐辽，被耶律大石打的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女真人的手下败将都打不过，又怎会是女真人的对手呢？

纵观宋辽两国的兴衰史，可以发现两个国家有着惊人的相似点。辽国建国于公元916年，比北宋早44年，到完颜阿骨打起兵时已经立国198年，将近200年；北宋在靖康之变时也已经立国166年。辽国在辽圣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北宋在宋仁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两位贤君同时在位的时间有21年，可以说宋辽几乎是在相同时间到达巅峰，又在巅峰之后同时陷入低谷，又都在低谷期迎来一位昏君，真是太像了。

古人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也就是居安思危的思想，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对于经历盛世的国家，天下平定国泰民安，祖辈已经把该做的做的差不多了，后续皇帝只需安享太平即可，饱暖思淫欲，奢侈之心逐渐难以避免，宋徽宗和天祚帝都是如此。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基本都是马放南山，北宋只是和西夏之间有断断续续的纷争，但西夏还到不了威胁北宋存亡的地步，与辽的存在感不在一个级别；辽国准确的说是在辽兴宗征伐西夏之后才完全进入“享受”期的，也就是在辽道宗的时代。

北宋其实一直到宋神宗和宋哲宗时代，都还处于盛世的尾巴，虽然有冗军问题，但还远不至于到濒临亡国的地步，宋徽宗几乎是北宋第一个真正算得上昏君的皇帝，他把军队交给童贯掌管20年，让本就没有优势的宋军彻底变得不堪一击，这是亡国的关键原因之一。

而从徽宗起初一系列的对金政策看，他完全没把金国看作是一个可以灭亡北宋的危险对手，还悠然的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完全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可以说北宋最后打了个无准备之仗。天祚帝也是如此，上文里说到的“头鱼宴”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结语

在冷兵器时代，其实一个王朝的灭亡不一定全是必然原因，有时也不必去从大大小小每个层面去探寻其灭亡的奥秘。当你面临一个惯于刀尖舔血，军事能力强大的部族时，即便他是野蛮落后的奴隶制部落，仍然能给你致命一击，再绚烂的文化在冰冷的屠刀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外族入侵导致的灭亡是带有偶然成分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打遍亚欧大陆，那些国家都该亡国吗？只能说他们不够走运。

而北宋遇上巅峰辽金，南宋遇上巅峰蒙古，两次因外族入侵而亡，可以说宋朝是史上最不走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