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巨大变局中，清政府猝然倒台，不得不说是清政府自己作的死。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历史真相，却能发现其中铁路国有化延伸出的保路运动有很多疑点，甚至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保路运动反抗最激烈的四川，四川绅商要国家来埋单自己的挪用和亏空，国家不买单他们就煽动民意进行反抗。
就道德上来看，这些绅商的小九九很难说并无可指责的地方。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出台的第二天，清政府内阁副署下达了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宣布全国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
按照最新的学人论述，革命和改良在清末十年处在赛跑阶段，而总体趋势是改良一直位于领先地位，革命反而越来越低迷。道理很简单清楚：妥协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假如清政府还有改革的意愿且改革出了一些成果，这些中间阶层是不会轻易的闹革命的。
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政策成了清朝最终灭亡的关键节点，这两件事情让这些中间阶层彻底的意识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宣传的排满主义是真的， 满族权贵真的抓住自己手里的权势不放，而且视老百姓的利益不顾。
但我们要肯定，铁路国有化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断。
清政府在之前虽然答应了各地方筹款自办，但在没有中央行政的加持下，底下“一放就乱”。
首先是有些绅商自己贪污腐败、挪用公款，这种情况在四川尤为严重。
川汉铁路公司募集了1400万两银子，400万两银子正经投进了铁路建设，700万两在账上， 还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用到上海炒股票亏光了。这大哥实在是有点狠，这钱可是四川百姓、绅商的心血，掺杂了无数爱国主义的热情。这当然是绝对的丑闻，事实上整个股东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决意隐瞒下去。
其次是民间资本根本无法应对所需的巨额资金。1909年邮传部给了一份报表，调查了川汉、西潼、洛潼关、江西、安徽这几条自办铁路的情况。本应该筹到7200万两银子，但实际上只筹措了1310万两银子，总长3420里，实际建成仅89里。
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2年后即1911年，川汉铁路也就修了40英里，差不多160千米。当时的人嘲讽说按照这个龟速，得用100年才能修成川汉铁路，而且“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粤汉铁路公司也并非尽善尽美，1905年王先谦撺掇起了这个公司，然后就把自己的亲朋故旧疯狂往重要岗位塞。两湖的铁路公司也是一个倒霉样。
当然民营铁路公司也有外部的原因，地方铁路公司不能通过外交筹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歧视性政策”，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地方办企业不让外资投资一样。不过基于晚清外交的特殊体制，也不太可能将借款下放到地方，再加上全国的铁路本就需要统筹规划，我们很容易理解铁路国有是实打实的合理政策，我们现在交通事业高速发展，也是因为主要的交通事业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况且当时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并非僵硬，而是主张“干线国有，支线商办”，还是给民族资产阶级留了很多余地的。
铁路国有一经宣布，两湖和广东的绅商闹翻了天，可四川绅商一开始乐见其成，自然是因为川汉铁路纯粹是个烫手山芋，路没修几里，钱花了一大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条件：要求把炒股票亏空的那部分算上，并且6成现金，4成股票。
但盛宣怀给川汉铁路股东的补偿方案很不合理。
1911年6月1日，这个方案传到了四川总督王人文的手中。方案表示川汉铁路所有款项，均由政府一律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
别忘了，账上还有老百姓和绅商的钱呢，这盛宣怀可是要用股票来换老百姓的血汗钱呀。
传言就来了，说什么盛宣怀收了外国人好处，说什么借款就是出让铁路主权。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层将贪污这件事情瞒了下来，可是朝廷这方面确实知道的一清二楚，盛宣怀更是执拗：你自己亏的钱，凭什么叫国家埋单？
这双方就一直僵持不下，盛宣怀这时候要是有点让步，结局显然会好很多，但他脑子就跟抽了筋一样，硬是占着这个死理。
6月17日，出台了一个新的补偿方案，川汉铁路的补偿方案是：700余万两现款是入股还是自己拿走办其他实业随意，投进去办铁路的400余万两给股票，300多万的亏空只字未提。
这一下子点燃了绅商的怒火，这300多万的亏空，国家一定要埋单！
于是乎各处奔走，动用资金、动用民间关系、煽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这事儿就不好收拾了，清政府一步错之后步步错，甚至采取血腥屠杀的方式镇压和平的示威游行，这民众方面怒火更盛。最终不可收拾，以至于到后来就算答应了补偿四川绅商亏空的款项，也没办法满足他们更进一步的要求了，终究到了亡国的地步。
此时的清政府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朝廷立马足额赔付绅商所损失的款项，而事后彻底调查所挪用的部分，以公审的方式进行审判。
铁路国有是对的，但保路运动也是对的。
在当时的背景下铁路国有的政策侵占了民族资本不多的利益，绅商的反对是绝对合理且绝对正义的，这个观点在教科书中早已陈述。
其实矛盾的平衡点就在于赔款的方式，放到现在很好理解：拆迁补偿款不给足，就会产生钉子户。
“保路运动”的兴起，本意跟钉子户差不太多。这背后对于四川绅商“煽动民意”的指控历来有之，无论换何种词语，客观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四川绅商利用了民众的爱国主义，通过金钱、本地权利掌控媒体，让民众对于铁路国有化的合理性一无所知，对四川绅商挪用公款的事物知之甚少。
被杀的赵尔丰
实际上还可以通过民国的后事来作证。
民国时期通过了比四国借款更为苛刻的铁路借款条件，甚至孙中山也提出了相关的铁路建设计划，但各地的民生却并无反应，这一方面是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眼花缭乱的政坛变更和中央权利的不足，另外一方面更可以反映媒体在当时的民众运动中已经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假如媒体在这桩事情上没有进行更多的报道，那么民意就会毫无反弹。
正如近现代史专家马勇所言：“清政府此时出台铁路国有政策，尽管是用对了药方，但确实是选错了时机。说是用对了药方，是因为铁路建设中积累的问题已经不容再忽视，不给予妥善处理，也肯定要出大问题；说选错了时机，就是不该在此时亟亟出台，应该在一个更恰当的时候，用分门别类的方式一个一个地个案解决。”
另外一位近现代史专家萧功秦说：“应该认识到，即便是合理的政策， 只有在民众得到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两段话总结的鞭辟入里，我不得不引用。可以说，清政府铁路国有化的政策完全是行政上的错误，是盛宣怀等人的一刀切政策导致的，反应的是清政府不考虑民生所需、民心所向，所以这个朝代亡的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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