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有关复旦的京城来信

前些日子，我复旦历史系师弟、市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微信我：“大著《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是否考虑签赠一本给金冲及老师？今天与金老师通电话，他讲复旦往事娓娓道来……”我一口答应，并将《相辉》一书寄往北京。

书寄出后，我暗忖，金冲及先生今年已届九旬，未必会读《相辉》，他能空下来时翻翻目录，对晚辈的我来说已属荣幸。没想到，过不多久，我接到复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的来电：“金先生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一收到《相辉》，就把手头工作放下，花了一天半时间读完，读得津津有味。他打算给你写一封信呢！因为没有地址，他说会寄到我家，让我转交给你……”放下电话，我又惊又喜。

我对金冲及先生仰慕已久。最先知道他的大名，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金先生和胡绳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必读书目。1984年起，金先生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传记著作，传记里披露的珍贵档案资料，让教过几年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我醍醐灌顶。其中《毛泽东传》至今仍是我经常翻阅的案头著作。几年前，我又读到金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皇皇四卷，近120万字，是他退休后辛勤笔耕的力作。

早就听说，金先生是老复旦人。他于1947年入读复旦史地系，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上海解放后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校团委书记。我查到过一则史料，复旦史地系更名还与金先生有关：1949年8月16日，“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至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金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1953年起，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据1959年入学的张广智老师回忆，金先生讲课，激情洋溢。讲到林则徐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时，“先生在课堂上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恍若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念白……”；讲到邹容《革命军》时，他当场背诵：“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感动得我们班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张广智《金冲及先生印象记》）1965年，金先生调往北京。改革开放后，他兼任复旦历史系教授。

现在，听说金先生要给我写信，我真有点受宠若惊。7月26日晚，在一个读书活动开始前，张广智老师将金先生的信郑重地转交给我。打开牛皮纸信封，里面竟有整整6页信纸。金先生的字，绵密而隽秀，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那天的读书主题是关于《相辉》的对话，金先生的来信，正好成为张广智老师和我对话的开场白。

活动结束后回到家，已经很晚，我将金先生的信仔细展阅、反复咀嚼。信中说：“大著中讲到的复旦发展变化的许多事我是亲历以至参与的，讲到的不少人我是很熟悉的（如谷超豪同志在1953年曾和我在第四宿舍，两人同住过一个房间），所以看起来特别亲切和兴奋。有些事的来龙去脉，有了你的书也更清楚了。”寥寥数语，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大家对晚辈学生的策勉之情，溢于言表。

最让我感动和重视的，是金先生对《相辉》的勘误。他写道：“书中有时有些小地方同我的记忆有些出入（特别是同是后来人的记忆），随手记下来。当然，我手边完全没有档案，记忆也未必正确，只是供参考罢了。”为了方便我查校，金先生对“随手记下来”的要点，都标注了书中页码。例如，第21页，写“文革”中周谷城先生被勒令扫厕所，“每天清早6点多，周先生会准时出现在100号”。金先生说，他记得应该是在早晨8点，“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第一个是周先生，第二个是谭其骧先生，我也在内……那时，我们不能彼此说话。但我当时想，周先生住在上海茂名路，来复旦要转几个车，而周先生一定在8时前到，从没有迟到过，那他每天要什么时候起来啊？”第59页，我写赫德路（今常德路）“复旦上海补习学校”，金先生认为应该写为“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补习部’是复旦的一部分，‘补习学校’就成了一所独立的学校了”。

在信中，金先生对某些史实的补充记忆，更让我眼睛一亮。例如，1945年7月“覆舟事件”后，国民党特务、体育教授陈昺德的去向一直是个谜团。在第166页，我只能一笔带过：“抗战胜利后，陈昺德也回到过上海。查当年报刊可知，他再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体育赛事中当裁判员。”但金先生说，陈昺德回沪后，是在徐家汇的复旦附属中学（今复旦中学）担任体育教员，“我那时是复旦中学的住读生，早听说他是特务，每天都会看到他。但他从来不跟学生说话，也从不见学生同他讲话。他总是沉着脸，转上一圈就不见了。大概因为覆舟事件闯的祸太大了，到复旦中学只是国民党方面安排他有口饭吃，他已处在不得志的情况……”这则记忆，填补了被革职后的陈昺德活动轨迹的一段空白。另外，我在书中多次提及“奕住堂”（今校史馆）。我从一则校史资料中看到，1930年6月，为纪念薛仙舟教授，奕住堂被命名为“仙舟图书馆”，因于右任先生题写匾额时把“仙舟”写得龙飞凤舞，常被学生读成“傻瓜”，因而曾有“宁去傻瓜馆，不入百乐门”的对联，以表明学生发奋读书。但金先生的回忆却与之大相径庭：“从没有听到有人读错。大家印象深的是子彬院旁的壁报栏上有一组漫画，画校内各建筑。它把匾额上仙字写成古体字‘僊’，稍草一些就像‘傻’字了，舟字画了一条斜靠的黄瓜……连起来就成了‘傻瓜馆’，用来讽刺那些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时，仍只是埋头读书的人，不是赞美复旦学生‘发奋读书’的。这幅画轰动一时，我至今印象很深。”这段记述，为我最终解开“傻瓜馆”来龙去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线索。

读罢金先生来信，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校史课。他的信，一如他的论著与史传，有人物、有对话、有细节、有议论，笔底春风，跃然纸上。尽管金先生强调，“私人写信，不是写文章，信手写来，文字根本没有推敲”，但他那历史学家的细致、严谨和极强的记忆力，还是令我惊叹不已。

夏日燥热。我决定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给金先生写一封回信。但无论如何，他写信的境界和高度，我是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