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以幽默施予集体疗治

大禹

一个舞台、一个麦克、有观众(多少不限)，仅这三个要素就可以构成一场脱口秀的基本要件。最常见的溯源表达是说，脱口秀发端自18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集会，人们在闲暇之余，以调侃的方式聚众讨论时下的社会问题。不论这一说法是否可考，但关于脱口秀发展成熟于美国却毋庸置疑。否则，作为国内脱口秀节目标志性起点的《今夜80后脱口秀》在创立之初也不会将“国内唯一一档欧美风脱口秀”作为突起的标签，“欧美风”的隐含意味在于原汁原味，货真价实。显然，这种如假包换的自信更多也只是拘泥于形式而已，论内容，国内脱口秀节目早已有了中国语境下的特有表达。

以幽默的方式传递思考

一直以来，关于“脱口秀”的定义，从符号学、传播学、语义学、广播电影电视艺术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去看，未曾有过绝对统一的界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说起“脱口秀”都不能绕开谈话节目单谈，极易让人模糊。在众多的界定表达中去除各种各样的定语，不难发现组成脱口秀存在意义的主体，离不开主持人/嘉宾(即“说脱口秀的人”)、观众和话题。信息时代下，观众的范围则由面对面可数的人头，扩展到数以亿计的屏幕前每一个虚拟的、看不见的存在。说脱口秀的人负责制造这种“站立式喜剧”的人际魅力，话题则确保“脱口秀”有一定的人本内涵。

2017年，自我定义为诗人、谐星、作家，也是当今脱口秀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李诞，发出了“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的轻吁。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句漫不经心的话，竟在一夜之间戳中当代年轻人之痛，以“焦虑和丧”自居的一大批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直呼李诞一语中的，直击灵魂。而这句话似乎也可以涵盖以李诞为主导的两档目前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的主要气质。前者因为嘉宾多为明星或社会公众人物，在内容上不免更多“秀”和“蹭热点”的操作，但以素人或专业线下脱口秀演员为主体的后者则省去了不必要的包装，无论是在话题，还是尺度上，更具真实的粗粝感，也更接近脱口秀的本质。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他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中有过这样一句震耳的呼吁：“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如果对这句话能稍稍有所共鸣，便不难觉察脱口秀所要完成的终极使命，就应该是以幽默的方式传递思考，让人们再度找到发出笑声的原因以及再思考，进而实现自我疗治。当然，在众多的脱口秀作品中，最终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幽默实为少数。

笑是对痛苦的反击

2019年7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网上谈话(访谈)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对此类节目进行全面排查，一经发现有问题的节目即禁止线上播出，新节目则需要经过审核拿到备案号才可上线。脱口秀节目也在通知所辖的范围之内，一时不少脱口秀节目被纷纷叫停，主要原因大致可分为传播不健康内容、侵犯个人隐私、恶意攻击等问题。稍不留神，脱口秀和无脑调笑之间确实只一步之差。

回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属于东方文化特有的幽默时代实在难寻，结束了漫长年代的觳觫生活，新时代下的中国人首当其冲的奋斗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填饱肚子才能消费，或者说享受幽默。中国脱口秀时代的高光时刻出现在近年，不是偶然，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必然。在十几亿收视数据的背后所潜藏的一个可喜信号是：中国观众需要有养分的乐子，以及正在有一小部分人开始享受，并要以“为他人制造经过思考后的快乐”为己任。面对生存之压，说脱口秀的人和看脱口秀的人都逐渐从回避走向面对，人生际遇里的那些难堪和不能言说之重被施以夸张、戏剧性地加工和表达。含泪的笑，比一直哭要开心些。这笑并非出于欢乐，而是对痛苦的反击。

在最新一季的《脱口秀大会》里，出现了很多新面孔，这些新晋的年轻脱口秀演员在入行前从事过与此离题万里的各行各业，所以他们的文本输出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一种“社会观察家”的风味，与台下的观众如此接近和熟悉，他们脱口秀里的同事、朋友、甲乙丙丁不是我们，但好像正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以开玩笑的态度来稀释欠缺舒适感的现实生活，站在台上的脱口秀演员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娱乐的方式减少我们的忧虑，以幽默的自我否定帮助我们消除对对立面的敌意。他们当中很多人将自己描述为牺牲品或者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从而使我们产生优越感，或者至少让我们相信：现实生活中有人和我们一样都是牺牲品。如果说肢体喜剧或者风流段子，可以帮我们在短时间内获得生理愉悦的释放；更多时仅靠语言表达强输出的脱口秀，则是协助我们在精神层面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俯视优越——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只有几分钟，又或者就是那一个段子三五句话的时间长度。

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个别成熟的脱口秀作品中感受到讽刺的巧智，这是脱口秀人独有的高雅的喜剧技巧。他们用幽默替代批评，来实现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嘲弄和冒犯。表达敌意，但不传递仇恨；进行讽刺，但却始终不忘回到友爱与温暖。人类对世界充满偏见，对异类和不了解的群体彼此奚落，是我们共有的特性和缺点。脱口秀中所描述的“我们”都是一类人，有缺陷的人。在过程中，作为观众的我们被高高抬起，结局处恍然大悟，这摔倒在地的人其实也正是我们自己。

在脱口秀的表达中，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或者不可战胜的困难，更不存在无法疗救或难以摆脱的烦恼。即便天大之事、刻骨之痛都可一笑了之，轻松挥手告别。所以我们看到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言说贫穷、婚变、失意、疾病、人情疏离，这些永恒不变、循环往复的生活之殇时，他们已经放下了焦虑和否定，而是以接纳之态像在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一般轻松。而这，对于观众来说就是药引。“应当去认识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欢乐。他们的心灵必须像长生鸟一样坚不可摧，那自焚者必须自行点燃并获得再生；这不是出于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靠一种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当代英国剧作家斯托弗·弗莱在《喜剧》一文中将埃及神话中每隔五百年自焚而死、从而获得新生的长生鸟，作为喜剧精神的象征。在学理上，如果对照去看“喜剧”的普遍特征，还不能将脱口秀直接与喜剧等同起来，甚至将其作为喜剧的一类也显牵强，但弗莱所说的“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却在好的脱口秀作品中轻易可见。但愿我们，“看脱口秀的人”，能够从这份来之不易的愉悦中，偶尔找到重新打开和认识生活的又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