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文绣改嫁风波看，中国妇女解放的艰辛历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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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孀妇再婚的艰难与困苦，更表现出中国妇女解放之艰辛历程，其本质可以说是民国法律与旧礼教之间的激烈碰撞。

　　1935年2月初，危文绣专程来到《申报》报馆申述冤苦，请求救济。适逢该报“妇女园地”专栏开办一周年，为此，该专栏遂以危文绣再嫁为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社会各界以此为阵地展开激烈争鸣。

　　《申报》“妇女园地”专栏的评论

　　《危文绣再醮的法律根据》一文从法律角度论述了危文绣再婚的合法性。1931年司法院对于妾与人通奸告诉权解释：妾与人通奸，丈夫无告诉权。丈夫对妾通奸尚无告诉权，遗妾为什么不能再醮呢？《民法》第972条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决定。司法院1931年院字第49号解释称：孀妇再醮法所不禁。《民法》第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消灭后，非逾6个月不得再行结婚，但于6个月内已分娩者不在此限。这条规定原是为避免所生子女血统的混乱，换句话说，孀妇如欲再醮，也不过最多受着6个月的限制，何况无婚姻关系的危文绣呢？湖北同乡组织声讨函中称，如危文绣改嫁，则黎元洪所有给资及判决后的赡养费在法律上自有追还之必要。这显然违背了1932年司法院解释第780号：配偶之一方，继承他方遗产时，无论为全部或一部，因以取得该产之所有权，则再嫁再娶与既得权无影响。

　　而《再娶与改嫁》一文则道出了当年残酷的现实：在国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之前，男子死了妻子既可以再娶，女人丧了丈夫当然也可以改嫁。然而，现实生活却是两样，只准死了妻子的男子再娶，而不许丧了丈夫的女人改嫁。因为中国礼教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负有传宗接代使命的男子，死了妻子不再娶一个接替，试问祖宗的香火如何传承下去？至于女人则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丧了丈夫的妻子，如不去上吊殉节就已不是巾帼完人了，还允许你改嫁？改嫁不仅辱没家门，更是糟蹋固有的道德！

　　一些为危文绣抱不平的人，至多也只能抬出民国的法律来进行辩护，说中华民国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孀妇改嫁，故危改嫁实为国法所容许。况危文绣与黎元洪结合仅居妾之身份，废妾后，危改嫁更是自己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受法律束缚。婚姻乃私人行为，又岂容他人置喙呢？但在国家有形的法律之外，尚有无形的道德。危文绣改嫁，即使法律所许，但也不能逃脱社会道德的裁制，社会舆论会质问你：女人改嫁，贞节二字如何保存呢？

　　《申报》“谈言”栏目的中《再娶与改嫁》一文

　　《我们所更应努力的》一文强调要想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彻底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如果要求女子守节只是男人，倒也情有可原，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身受旧礼教压迫的女人们自己，也时常会用极严酷的态度来摧残、讥讽不幸的同性。难道自己做媳妇时被婆婆苛待，不得自由，得不到性的满足，就一定要在做婆婆后向下一代报仇吗？在过去，她们已经被逼迫成若干个危文绣而遁入空门或愤世自杀，难道今后还要让成千上万个危文绣再步后尘吗？危文绣被青岛市府驱逐离开青岛，还可以到其他城市居住，但如果走到哪里都被社会歧视和舆论谴责，那么她就无处可逃、无路可走了！所以，有觉悟的姊妹们，除了反抗那些压迫妇女的明令之外，更应该努力去铲除存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那些更基本、更普遍的桎梏，我们必须设法挣脱它，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据1935年出版的《妇女共鸣》第四卷第二期、第三期中《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电慰危文绣》《上海市各妇女团援助危文绣》两文称，为危文绣再婚横遭封建社会责难、青岛市当局非法驱逐一事，上海妇女运动同盟会、妇女协进会、妇女节制会和中华妇女社等团体，召开紧急会议，共谋应对措施。陈令仪、王瑞竹、温嗣、杨志豪、史良、刘寄尘、陈凤兮、郭箴一等妇女代表，一致决议致函慰问危文绣女士，必要时可集体进京请愿。

　　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致危文绣慰问电

　　3月3日，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向危文绣致慰问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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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探投危文绣女士鉴：报载女士因再婚，横受无理指责及非法干涉，敝会同人异常愤慨，特电慰问，尚希女士鼓起勇气，与此万恶之宗法社会相搏斗，敝会同人愿协助女士，为无量数丧偶之妇女开辟一条光明大路。

　　众叛亲离，孑然一身

　　1935年1月30日《申报》消息称，接到青岛市府限期出境通知后，危文绣甚为不安，曾请人向青岛当局试图疏通，但无任何效果。公安局抓捕了王葵轩，查封了他在青岛的绸缎铺。被逼无奈，危文绣拟移居北平。28日，她曾函致其北平亲属，申述嫁王葵轩苦衷，拟只身来平寄居，暂避社会舆论之攻击，并恳请亲属在北平代觅房屋。但其亲属严词拒绝，并且断绝了与她的书信往来。

　　无家可归的危文绣孤身一人辗转来到杭州，尚未寻到落脚之所，却收到了王葵轩托友人从天津转来的一封信。信中称，他纵然是一个卖油郎，也不该有独占花魁之念。为此，他已答应沈鸿烈开具的出狱条件：今后不再与危文绣有任何往来。危文绣捧读书信，双手颤抖，涕泪交流。万念俱灰的她意欲在西湖附近某禅寺内敲木鱼度过残生。

　　就在此时，传来了66岁的熊希龄与33岁(实为39岁)的毛彦文在上海慕尔堂隆重举行婚礼的消息，举国一片赞美和艳羡之声。

　　熊希龄还写了一首定情诗词《贺新郎》，一时传为佳话。同样是再婚，舆论的声音竟有天壤之别！危文绣感慨万千。她也用《贺新郎》的词牌，挥笔写下一首哀怨悲情而又充满抗争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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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嗟回首，叹年来，惨遭忧患，病容消瘦。欲树女权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黎公去，谁怜蒲柳。天赋人权本自由，乞针神别把鸳鸯绣。青岛上，得相守。琵琶更将新声奏。虽不是，齐眉举案，糟糠箕帚，相印两心同契合，恍似当年幼。个中情，况自浓厚。礼教吃人议沸腾，薄海滨无端起顽沤，干卿事，春水绉。

　　不久，这首诗词在《申报》的“妇女园地”栏目公开发表，引起广泛关注。孙黻章以《男女对照表》为题在《申报》上刊发一副对联：“黎本危再嫁王葵轩，新故交谪，逐出青岛；熊希龄续娶毛彦文，宾客趋贺，欢腾歇浦。”

　　熊希龄

　　据同年2月18日《申报》消息称，危文绣于16日晚抵达北平，17日重返天津，自称其此行纯系访友。当记者问其婚后感想时，危文绣置之不答。

　　遍查国民时期各种报刊，唯在1936年5月13日《申报》的一则天津专电中，找到些许危文绣的消息。消息称，在天津特一区12号路上的日本浪人和白俄人合资开设的某娱乐社中，警察局发现在野军政界人员、名媛等数十人，在此聚众轮盘赌。12日凌晨，警方突击行动，捕获男女赌徒30余名，押送公安局。其中即有危文绣。从此，危文绣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

　　结 语

　　从整个事件看，危文绣是一个敢于抗争、不轻言放弃的叛逆女性。黎元洪去世后，她不甘后半生孀居、孤独终老，而毅然放弃家产，脱离黎家，选择新生；她与王葵轩再婚后，在报纸上高调刊登启事，昭告天下；她撰写公开信与黎氏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她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奔赴上海《申报》寻求舆论上的声援。也正是她叛逆的性格与封建礼教的格格不入，才导致了她的悲剧结局。

　　《玲珑妇女图画杂志》中的《危文绣的不幸》一文

　　危文绣自幼父母双亡，沦落风尘，卖笑为生。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让她从人生的谷底触底反弹，一跃成为“民国第一夫人”，成为人上人。然而，风光一时的华丽转身，犹如水中月、镜中花，随着黎元洪的离世，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她失去了依附和靠山，不得不重回家庭妇女的本色，但仍能安有所居、衣食无忧。黎元洪原配的子女出国留学后渐渐成人，成为有知识、有思想的民国达人，与尚未及时转换角色的危文绣发生矛盾在所难免。黎氏家族的不容与她巨大的心理落差，热热闹闹的黎氏大家族与她内心的孤寂，让她不得不抛弃家产、顶住封建礼教的压力，寻求自己的新生活，改嫁王葵轩。为了证明小她十几岁的丈夫选择她的正确性，为了让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度过余生，甚至带有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挑战，危文绣将她的改嫁大胆昭告天下。导致黎氏家族和封建卫道士的一片指责，青岛市长沈鸿烈下令逮捕王葵轩、驱逐危文绣。尽管她使出浑身解数予以反击，四处奔走，寻求救济，但迫于淫威的丈夫无奈地选择了放弃，昔日的亲朋好友宣告断绝一切往来，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将她重新打回到了社会底层，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在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后，她沦为一个自暴自弃的赌徒。危文绣大起大落、过山车般的跌宕人生，终以悲剧收场。这正是她所处时代中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尽管如此，危文绣的改嫁事件在中国妇女解放的漫长征程中仍具有重要意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动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青年人主张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惯，打破一切非人道的不自然的机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男女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尤其是长期处于婚姻被动地位的妇女开始觉醒，她们不再默默忍受男性的虐待和顺从父母之命而奋起抗争。但男可以再娶、女不能再嫁的思想仍然禁锢着孀妇的改嫁步伐。危文绣的改嫁，虽然没有像淑妃文绣与逊帝溥仪离婚后，在平津一带引发离婚潮，为世人称为“妃子革命”，也没有像熊希龄与毛彦文结婚，带动了张海若与杨嗣馨、齐燮元与华泽愉等一批老年男人的再婚，而将1935年称为“老人结缡年”；

　　溥仪

　　但危文绣作为公众人物的改嫁，无疑是对旧中国封建礼教的挑战，更为铲除妇女“从一而终”“烈女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为大”等封建礼教思想打响了第一枪。我们也应该给她一个“孀妇改嫁先行者”地位。同时，危文绣的悲剧，也昭示着中国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 完 -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伍》

　　（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