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 ——张载
赵孟頫书写的《西铭》(局部)
于右任书写的“横渠四句”
距今大约980年前,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少年,托人卖掉了帝都开封的祖宅,然后在陕西横渠镇的一个村子购地、建房、落户。这个举动搁在今天,就是一个逃离一线城市去往四五线地区的爆炸性新闻。
不过,张载选择定居横渠镇也是纯属偶然。
他祖籍就是开封。1020年,因为他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张载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
15岁那年,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地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圆点。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作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决定定居横渠镇。
史载,张载“少喜谈兵”,是个热血军迷,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武人没啥社会地位,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谈来谈去,无非纸上谈兵,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嘴炮而已,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要么变成士大夫中的一个嘴炮。所幸,21岁那年,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1040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堪称完美。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
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年长30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
“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意思是,你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着力重振儒学,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唉,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年轻人。
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范仲淹赠《中庸》给张载 图源/电视剧截屏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两年后,刚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到庆州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
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5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大约600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11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知道11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孙复,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范仲淹 图源/电视剧截屏
02. 与王安石的故事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张载曾自撰一幅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1057年,嘉祐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那一年,张载已经38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逼的小一岁。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名声大震。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50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听说帝国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帝国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拉开了变法序幕。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
“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也就是说,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于是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帝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然而,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也无法阻止张载践行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反观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一代改革家的政治生命,悲情告终。
相比之下,张载辞官后还能孜孜于自己的变法试验,在勇气上是否已经超越王安石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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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留世。
张载青年时喜论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经”,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后辞归,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为“关学”。1077年张载病逝。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
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赐谥“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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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对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这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张载认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圣人也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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