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忧国忧民观，试从其文献刊载中窥探思想的践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题引

于继存在封建社会的劳苦大众而言，自然灾害的频发定然会使得民不聊生，举国无望。在面对灾情的时候，倘若没有用正确的方式予以治理，定然会导致尸横遍野，寸草不生这样的惨象。为了能够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拥有才谋大略的官员定然会采取恰当的措施来进行弥补，但任何一种措施一旦沾染上急功近利的影子，都势必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但那些疗效缓慢的措施，却往往有可能招致人们的不理解，甚至仇恨。这全然应当归因于社会化的程度过高，而教育化的程度较低所致使的，但无论其过程如何，人们在目睹其向往的结果萌生时全然会推翻以往的既定观念，转而欢呼雀跃，赞赏不已，范仲淹的事迹便是这般。

关于范仲淹的事迹有很多，但在我们耳畔耳熟能详的定然是其幼年时期对于粮食的珍惜和自身勤学苦读的事迹。生活的窘迫使得母子二人勉强能够艰难营生，在范仲淹四岁之时，便奔赴醴泉寺读书，由于家境贫穷，为了每日能够按时吃点东西，便在其前夜用两升小米煮粥，待到粥凝固之时，便用刀割成四块。在每日的餐食中加配咸菜，便是一天的饭食。但这般令人感到垂怜的境况，却未曾听闻范仲淹的叫苦。在其成年之后，听闻自己的身世时便愈发努力苦读。而在此期间，范仲淹所遭逢的困境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直到后来及第之时，便把其母亲接到身边，同时将自己的姓氏改了回来。

早年生活愈发贫穷的日子使范仲淹深知劳苦大众的艰辛。所以在其任官之后，勤勤恳恳为民出力。而他也定然希冀自己的清明能造福百姓。但于宋仁宗皇佑元年时，上级将范仲淹调任杭州知州，而此时饥荒正在江浙一带进行肆虐，随处可见的流民和尸体使得目睹惨象的范仲淹心中可怜不已，同且焦急。但饥荒的肆虐也造势了米价的直线上升，与那些劳苦的百姓而言，过高的粮食价格断然是无法承受的。范仲淹不忍看着百姓丧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就此想到一个办法。面对不断攀升的米价，范仲淹并没有用大众思维将其降下。而是在攀升的基础上又加价，而范仲淹的此举也无疑为他遭到了百般的弹劾，众人皆视作他为不顾灾民死活，以权谋私的暴力之徒。

但倘若熟悉经济学原理的人，便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供过于求，定然会导致价格的下跌。在米价攀升的基础上再加价，无疑能够让江浙附近的米商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不惜运到杭州售卖。但囤积的大米数量越多，社会上对于大米粮食的供应量便随之增加。趋于饱和之时，范仲淹便开仓赈民。这种情况之下，无疑会导致米商的大米分粒无收，而百姓全然奔赴，领取救济粮。最终价格便通过这样的行为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状态，所以饥荒结束之际，百姓们对于范仲淹都是异常感激。由于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的个性品质，使得范仲淹受到了很多人民的爱戴。在其所到之处，当地的百姓都会对着悬挂他的画像进行祭拜。而其去世之时，也无疑引发劳苦大众的扼腕叹息。由此可见，范仲淹在劳苦大众之中拥有极高的声望。

随着社会的变革与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劳苦大众的概念愈发模糊化，曲解化。这不单单是由于社会阶级的总体提升导致，同时也是由于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全然没有以往的封建时期那么重要。但劳苦大众这个概念却依然存在，官员自身的品质无疑会对劳苦大众的生死存亡起着关键的作用。譬如范仲淹那般，早年寄存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在其成年及第之后，将其付诸实现，真正的为劳苦大众贡献自己的才能。尽管在面对当时人们的质疑之声，甚至嘲讽之时，他所想到的并非是将这些舆论泯灭，而全然是把劳苦大众总体的利益置于最高处，其可敬之处可见一斑。

诚然，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无疑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在封建制度的较为厚重的束缚色彩下，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的劳苦大众行列之中，这不单单是其早年时期饱受人间冷暖，生活艰辛的一种体现，同时也附带有其人格品性的痕迹的存留，这种甘愿兼济天下苍生的崇高品质于那个时代而言无疑是异常珍贵的，岁月已然如风尘一般悄然逝去，但其崇高的精神却始终留存。而此现象也彰显了教化的重要性，与范仲淹那样忧国忧思的寄苍生于天下的人物应当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与榜样。

再者，范仲淹在其早年时期对于自己的投资无疑也为其后世卓绝的才能与谋略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幼年时期对于劳苦大众的悲戚命运的深知和黎民百姓的紧密情缘都无疑致使他能够以极其接地气的态度深入到社会的底层，而并非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将自我的地位临驾在劳苦大众的等级地位上，这样的地位的平等化使得范仲淹才能够真正的听民意，晓民情，从而为自己的管理与体恤民情创造一定的条件。诚然，任何一个人在年轻时期所贡献的努力，在其日后终将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只是这回报是早是晚，是大是小，全然无法被我们所掌握，但我们应当铭记的信条是：耕耘必定能够换来秋收时的收获，收获时脸上洋溢的笑容，便是曾经的辛劳最大的褒奖。

【参考文献：《范仲淹文集》《范仲淹文献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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