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 | 天津这家药房，竟这样给抗日前线送药......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被誉为“红色大药房”的上池馆大药房坚持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听众李先生，曾在上池馆担任伙计的杜伟民先生寻找到了当年老板钟桓芳、钟振复的后代。之后，节目主持人刘哲在杜伟民的家中采访了这次时隔60多年的重逢。我们也由此，再来重温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抗日前线很缺西药

抗战前夕，天津是中国北方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基地和商业中心。在日本侵华阴谋中，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把天津看作其侵略战争的华北兵站基地。

华北抗日军民也需从天津获得医疗用品，特别是消炎药、麻醉药和医疗器械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留守市内的中共天津党组织开辟各种渠道，向根据地秘密运送战略物资，缓解前线燃眉之急。

▲图片左下角位置的上池馆是天津第一家西药房，位置在今天的东北角

上池馆：天津第一家西药房

上池馆始建于1905年，是天津第一家西药房。

钟桓芳（广东番禺人，6岁随母亲来津投奔亲戚）原是上池馆的学徒，他苦心学习，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学有所成。到了1922年，上池馆经营不善濒临倒闭。31岁的钟桓芳在表哥的帮助下，依靠人品和能力，得到十几名股东一致同意，接手经营上池馆的全部产业。钟桓芳兢兢业业，且善经营，一年之内还清股本并盈利。上池馆逐步被他打造成集医疗、制药、配药、中西药品零售兼批发颇具规模的大药房，远近闻名，在天津首屈一指。

▲年轻时的钟桓芳

谁也不知道，大药房里那位文质彬彬的“东家”还是一位爱国商人。他嫉恶如仇，列强的侵略、人民的困苦，让他痛彻心扉。他不停地帮助贫苦百姓，治病救人。但一己之力又能帮得了多少人？

后来，他接触到进步人士，知道了要“有组织”才能打敌人。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他通过联络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药品送往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由此，上池馆大药房成为了共产党的秘密地下供药点，但上池馆和钟桓芳也因此屡陷险境。

1935年7月至11月间，上池馆大药房经理钟桓芳因涉嫌运售违禁的“麻醉药”而被拘捕，这一过程资料文件就藏于天津市档案馆。

▲1935年7月12日，上池馆大药房为药房经理钟桓芳邮寄麻醉药被扣事致天津商会函

▲1935年7月13日，天津商会为保释钟桓芳致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函

▲1935年7月17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对扣押钟桓芳事的批复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市面已风声鹤唳，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物资封锁。为打通从天津至根据地的物资采购渠道，冀中区九地委天津工作委员会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天津大红桥一带，建立了五个党支部，组织各方面人员采购和运送医疗物资。通过大红桥码头运送了大量治疗外伤及疟痢、止痛、消炎的药品，以及酒精、甘油、水银等化学制剂达数百种。此外，药业工人还以回乡捎带等方式，将违禁药品改装成滋补药品，把水银灌入自行车车胎，为根据地送去大量急需药品。

▲中共天津党组织配合根据地开辟的大红桥码头水上转运站，大批物资被码头工人藏在船底或其他沉重货物的下面，沿着子牙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往根据地

在药房的一位伙计杨恩普的记忆中，隔三差五就有来药房购药的客人，每次都是三四个人拿着清单买药，药量很大。经理钟桓芳、账房先生及各位大师兄时常叮嘱他，“如果来人多，购的药也多，要千方百计提前把药配齐，短缺药品及时外购，不要耽误。”有时药品太多，药店伙计们就（把药品）分成小包（不显眼），然后送到指定的地点。

就这样，大量药品及医疗器械经过各种巧妙的伪装，不断及时送到解放区。也正因此，上池馆的“暗度陈仓”引起了日方的警觉，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上池馆大药房进行了三次查抄。

1938年和1942年，上池馆大药房两次遭受日本侵略者搜查。1944年春天，日本侵略者第三次查抄上池馆，这次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

1944年4月5日，日本宪兵到上池馆搜查，把柜上所有159种医药用品，装满七辆卡车全部拉走。当天夜里，宪兵队又来抓捕掌柜钟桓芳，此时钟桓芳没在药房，遂抓走了钟桓芳长子钟振复。当日正值清明，夜间寒气仍重，披上大衣的钟振复，被戴上手铐押出家门。临行前，他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儿女，殊不知，这一眼便是诀别。

在狱中，钟振复受尽酷刑折磨，但为了保护中共地下党员，他宁死拒不吐露药房的任何事情。半年后，年仅29的钟振复在保定石门南兵营日本监狱中被残害致死。在牺牲前托人捎给父亲的信中，他坚定地写道：“上池馆药房在官银号（注：指天津东北角一带），地点适合经营，请父亲以后还要在那里干，别放弃！”表明了钟氏父子支持根据地抗战到底的决心。

▲钟振复1940年结婚照片

请记住“红色大药房”上池馆与钟氏家族

根据图中档案记载，1944年春查抄上池馆的是“日寇驻石门一四一七部队”，被掠去的药品达159种，共计经济损失16322200000法币，折合1937年7月法币420784元。表格中“重要物品项目及数量”一栏，有一行小字写着“少东钟振复被捕后死亡未还，年二十九岁”，读之怆然。

▲上池馆大药房抗战损失汇报表

这次查抄使钟家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钟桓芳也因此失去了爱子。但在他的坚持与鼓励下，药房所有员工毫不畏惧、一如既往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输送药品。

据上池馆大药房伙计韩文华参与《话说天津卫》节目时回忆，自己在14、15岁时（1946年前后）说：“为把药品运送出去，我把消炎药品碾成粉末，还有水银等送到郊区，送到西于庄外边大同门外，最远送到韩树（韩家墅），有时送药品也搭渔船往上走。解放区小渔船上天津运鱼来，借此机会就在金钢桥下坡鱼市码头及大红桥一带，把装好药的蒲包码在渔船里，把药品放在船底，上面铺好防水油布，放上水再撂点活鱼来伪装，就可以通过子牙河运往解放区去了。”

1948年4月3日，上池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供给解放区药品的罪名查封，并派特务长期监守，期间，上池馆所持资产被瓜分殆尽，经理钟桓芳亦被逮捕，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才获释，一个人徒步从北平走回了天津。

钟桓芳晚年给儿子钟振威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对国家虽无贡献，但我从来亦未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事，而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

记者 | 刘哲 刘长虹

编辑 | 吴昱滨

综合 | 天津档案网 三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