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名”的道、“自为”的自然、“功利”的无为/哲普

“常名”的道

春秋中期以降，诸侯割裂，齐桓公小白任用管仲为相，一改周代礼制旧俗，在齐国推行尚功利的治理模式，由此开启了列国变法的潮流。这一“霸道”之治在当时饱受批判：

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义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 (《诸子辩》)

不过，即使是西周的礼乐，这所谓的“王道”，老子也是不屑的。也就是说他既反“礼乐”，又反“法”。

既然批驳，总要有一个靶子，即使它是个稻草人。那么，在礼乐的老传统和变法的新思潮里老子盯上了什么呢？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老子》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第三十七章)

以上，我们知道老子是提倡“无名”的，而无论是周代的礼制还是诸侯的变法，恰恰是一种“有名”。“礼”的要义之一便是“正名”，自不多说。其实，列国变法过程中其核心也是一种“名”——“刑名”：

管仲的改革即着力于“ 作内政而寄军令”将民众按照士、农、工、商的不同职业进行编制并使之定居在不同地方。同一职业者聚居一处不仅便于交流专业技能，且便于管理。对军队则采取类似保甲的制度，此外尚有举贤授官、重罚严诛等。这些举措的前提都是审名、定名。

由此可见，礼、法皆出于“名”，是“ 名” 的制度化表现，也表明“ 名” 是礼、法的抽象形式，是建立规范、秩序的工具。而这种“有名”恰恰是老子所反对的，“ 侯王” 应当遵循、效法“ 无名”，在主观上也应当无欲，即尽可能弱化自己的权力意志，不要以私志来规范、限制民众，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治理效果——— “ 万物将自宾” “ 天下将自定”。

而政治上“无名”的根据在哪呢？这就是道的“无名”：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老子》第四十一章)

那么不应该是“无名”的道，为什么说是“常名”的道呢？老子在此处的思辨颇为细致。他通过“ 无名” 对“名”不断进行否定之后依然有所保留，其想肯定的是“ 常名” 指向的“ 常道”、“ 常德”。也就是说 “ 道” 使得万物初生即被赋予内在秩序，而无需权力主体作为天命的代言人为百姓制定规范和秩序。而这一“道”也恰恰是万物在自然、自化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说“ 名” 是人为介入、对万物进行规定的产物，那么“ 常名” 则是包括人在内的“ 万物为一” 的状态，从而为“ 秩序” 之“ 道” 注入泛爱万物、至公无私的价值内涵，把道从形而上的“无名”层面拉回到现实生活里，即所谓“常名”的“道。[1]

“自为”的自然

上文也提及了“道法自然”，也就是道遵循万物的自然。不过就这四个字在学术界却争议颇大，其争议的点在对“自然”的理解上。

例如，“自”可解释为“初始”，也可解读为“自己”，这样就可以从根源性和自觉性上进行两方面的解读。不过，我们在这里采用另外一种区分的方式，即“自然”的隐含主体上来谈：

“道法自然”——道

“辅万物之自然”——万物

“希言自然”——无为的“ 圣人”

“百姓皆谓我自然”——百姓

而我们这里要谈的“自为”的自然便是从百姓角度讲的。承上文所讲，道、德是百姓天性本有的，而无论是儒家人为提倡的“礼”还是更等而下之的“刑”都是对百姓自然状态的干预，圣人任智，用多种方法治理百姓，百姓也用智以应对，这导致百姓走向诈巧，因而“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则虽禽兽犹不可图之以知，而况人哉! (《 庄子集释·胠箧注》)

因而圣人应该圣人之自然 “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把属于百姓的自然还给他们：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

那么，百姓依凭自己的本性“ 自化” “ 自正” “ 自富” “ 自朴”，是为百姓之自然。百姓自作自为，故是一种“ 自为”的自然。

不过，圣人（执政者）不事掌控，百姓真能“ 自化” “ 自正” “ 自富” “ 自朴” 吗? 就像儒家的孟子，他主张为政之本在“ 民事不可缓”，就是认为执政者在“ 制民之产”上不作为，民众必定“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老子这种看似无功利的自然，也许恰恰是一种更长远的“成本－效益计算”，我们下面来谈。[2]

“功利”的无为

实际上，老子关心的圣人（执政者）“ 无为” 的效果，并不主要是这种治理方式是否会对民众有利，而在于是否会对执政者的“ 长生久视” 有利。所以他对“ 无为” 效果的描述，又是通过与控制性的“ 为”相比较而言的：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第六十四章)

这里对“ 为”的否定与对“ 无为”的肯定，完全是从效果上的“ 败” 与“ 不败” 着眼。而关注效果( utility) ，正是功利思维的基本特征。其立意并不在保全百姓和万物的“ 自然”，而是要强调节约性统治对圣人（执政者）最有利。

老子的这一观点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有传言他做过周朝的“图书管理员”, 就是史官一类的职务：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术也。（ 《汉书·艺文志》）

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那么，周朝发生了什么让老子如此“圆滑”呢？

其一，战争

大家经常了解到的周文王推崇“ 文德”，是儒家推崇的”圣人“，但这只是是在“ 谋武”克商的准备阶段，鉴于“ 民之多变”而欲聚拢人心。事实上，周人重“刚”尚“武”，但至武王克商及成功后，中心任务始终是对殷人和少数民族“ 申喻武义”，从史实来看，西周作为军政权的特征直至覆灭都没有褪去。从西周早期应对内忧外患的紧迫任务看，这样的执政方式无疑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长期来看，控制诉求的强化定会使统治成本不断升高，并可能因为成本的损耗令政权陷入困境。在古代社会，因为控制强、成本高的统治，往往会在成本损耗接近峰值时由某些偶发事件导致崩溃。有学者便将西周的灭亡归于幽王时期王室因为错误的形势估计而挑起对申国的战争。

其二，内耗

与战争相比，在古代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才是损耗统治成本的决定因素。不难想见，申侯联合少数民族推翻西周之前，幽王与王后、太子等代表的申国势力的斗争已经透支了整个王室的统治资源。

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博弈论的问题。通常情况下，短期来看，获利绝不等于受损，没有得到越多、失去越多的问题，但长远来看，利害因素会发生转化，可能会出现当下获利越多、未来受损越多的情况。这时，功利考虑的焦点就必须从短期的收益最大转向长期的损失最小。也就是说，面向长远的功利考虑应以节约成本而非扩大所得为原则。控制越强则成本越高，成本越高则灭亡越快。

老子对“ 无为”的倡导其核心精神就是节约统治成本：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 早服谓之重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第五十九章)

“啬”——节约统治成本——“长久”，这便是老子“功利”的无为。[3]

参考文献

[1] 周晓露.从“名”看《老子》的哲学突破[J].哲学研究,2020(03):62-69.

[2] 罗祥相.论老子“自然”思想的逻辑展开[J].哲学研究,2020(02):47-54+127-128.

[3] 李巍.德治悖论与功利思维——老子“无为”观念的新探讨[J].哲学研究,2018(12):6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