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隋唐婚姻问题的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于唐代婚姻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研究方向：文化及心理；制度与法律；礼俗与阶层；婚姻中的妇女；墓志中所反映的与婚姻相关的问题。现进行详细说明：

一、从文化及心理的角度

从这一角度做研究，最为活跃的学者当属牛志平，发表有《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一系列文章，出版了大陆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婚姻的专著《唐代婚丧》(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牛志平先生比较注重从文化、心理角度讨论婚姻问题，这对今后的论著研究方向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有相当多的论著从此路径切入。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主要从唐代婚姻方面的开放风气及其产生背景加以论述。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其次，在唐代婚姻关系中，离婚再嫁颇显容易，贞节观念较为淡薄；夫妻关系中的不相禁忌和刚柔倒置现象，也可谓唐代婚姻的一大特色；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还表现在夷夏观念不甚分明，民族通婚相当频繁上；在礼法观念浓重的封建社会中，唐代婚姻关系曾出现过相对自由开放的景况，而形成这种开放风气的背景，自然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本文还提出了“所谓开放的风气，是指在封建婚姻制度的大前提下出现的一种比较自由、浪漫的风气，它是同前朝和后代封闭、禁锢的婚姻相比较而言的，决不是说唐代婚姻已经呈现出“理想境界”。

二、制度与法律(主要指结婚、离婚、纳妾、出妻等，其余内容多附属于家庭研究)

在唐代婚姻问题的研究中，制度与法律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集中。9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陆学界即已出现若干研究成果，但并无可与台湾学者向淑云《唐代婚烟法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相提并论的专门著作。9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学者在各个具体领域颇有创获。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结合敦煌文书，围绕和离所做的研究，涉及敦煌放妻书的用途和离婚原因、形式以及财产分割等。刘玉堂《唐代主婚人制度和媒妁制度的法律观照》(《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唐代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进行了重新确认和规范，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主婚人制度和媒妁制度，有无媒妁成为婚姻是否合法的标志之一。岳纯之的《关于唐代婚姻成立禁止条件的探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9卷第1期)中对于“有妻不婚”这一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况作出了几点说明与解读。金眉的《论唐代婚姻终止的法律制度》(《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1期)集中探讨了唐律关于“七出三不去”、和离和义绝的法理与历史演变，并进一步剖析了家族主义精神对唐代法律的渗透。

此外，在婚姻制度的相关硏究中，张艳云《从敦煌的婚书程式看唐代许婚制度》(《敦煌研究》2002年第6期)、岳纯之《论唐代纳妾制度》(《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都是近年婚姻制度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刘振华的《略论唐代的婚姻制度》(《学海》1991年第6期)从礼制和法制的角度认为唐代婚姻制度唐代的婚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与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唐代的婚姻制度从稳定家庭关系出发，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三是唐代的婚姻制度所体现的妇女观念较为开放。

三、礼俗与阶层

从礼俗与阶层角度研究唐代婚姻取得了相当进展，总的趋势是注意利用出土资料且关注群体下移。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是老一辈学者以小见大的代表作，通过比较敦煌书仪与《开元礼》的异同，对唐代婚姻礼俗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密考订。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陈丽萍《唐宋时期敦煌地区非正式婚姻子女现象略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则关注到了特殊群体，关注到区域社会的下层。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唐硏究》第10卷)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了唐代的婚姻状况；而《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则通过分析各种资料，指出唐代中上层寡居妇女中并不以改嫁作为普遍选择，从而匡正了一些流传甚广但不够严谨的说法。

从唐代婚姻习俗的研究内容来看，段塔丽《唐代婚俗“绕车三匝”漫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阐述了唐代婚俗中“绕车三匝”的这一婚仪，并提出“唐代婚礼中婿骑马‘绕车三匝’之俗，虽带有浓厚的胡族文化的色彩，但同时又深深打上了汉民族‘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封建男权文化的烙印”。宋英《从出土墓志看唐代婚姻习俗》(《碑林集刊》2001年第1期)则从出土的墓志当中研究唐代婚姻问题，论及“择偶习俗”、“唐人结婚的年龄”、“结婚、离异与寡妇再嫁”、“寡妇守节与男子蓄妾”、“冥婚习俗”等题。屈蓉蓉《管窥隋唐时期的收继婚俗》(《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8月第13卷第4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隋唐时期边疆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收继婚状况，从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确保宗种财产延续以及隋唐时期文化回流三方面浅析了收继婚在隋唐时期继续延续进而发展到中原地区的原因。

另外，对唐代婚姻阶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贵族统治者阶层，尤其是皇族“公主”这一阶层。郭海文《论唐代公主的婚姻形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第49卷第2期)和《唐代公主的婚姻礼仪》(《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3期)就唐代公主这一特殊阶层的婚姻展开了相关研究。除了对于唐代公主婚姻的研究，还有关于唐代士族女子婚姻的研究，如吴红琳的《唐代士族妇女婚姻硏究》(《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3期)就探讨了士族女子与普通女子在婚姻问题中情况的异同。另外，关于特殊姓氏与皇族的通婚关系也不容忽视，王伟《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和前田爱子【日】《唐代山东五姓婚姻与其政治影响力—通过制作崔氏、卢氏、郑氏婚姻表考察》(《唐史论丛(第十四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就对此做了相关研究。

近年来对于唐代存在的一些特殊婚姻现象也有新的阐发。如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讨论了宦官婚姻的实质；王力平《也谈所谓“唐代士族之家不愿娶公主”问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指出，进士地位空前提高，与皇亲国戚一样有庇护一门、不差不科的优复特权，亦构成其不愿娶公主的重要原因；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考察了唐代的冥婚现象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此外，唐代婚姻中的财产问题亦十分重要，但此类问题大多纳入唐代家庭研究之中。

四、婚姻中的妇女

唐代妇女的研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热门问题，而唐代妇女的婚姻也因此备受关注。段塔丽《唐代女性家庭角色及其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2年春之卷)运用社会学“角色”理论，并与多种文献资料相结合，分析和探讨唐代女性一生不同时期家庭角色的转换及其所处地位的变化。张洁《唐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9月第11卷第9期)则探讨了包括女性在择偶、夫妻关系的维系、离婚以及改嫁、再嫁等几方面的自主权问题。对于唐代妇女的婚姻问题大多寓于唐代妇女的研究当中。

五、墓志中所反映的与婚姻相关的问题

从《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刊登赵超《由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一文起，使用墓志材料讨论唐代婚姻的做法逐渐为学者接纳,90年代中期以后蔚为大观，并由此展开了对于一系列微观问题的讨论。如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从墓志中发掘有关家庭生活的记载，分析讨论妾与夫君及本家的关系、唐代妇女的婚龄、生育密度等，提供了有关婚姻家庭史研究的具体素材，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利用对墓志资料的大规模统计，较好地解决了争讼已久的婚龄问题；刘蓬春《唐人蓄妓对家庭观念的影响—<妓人清河张氏墓志>考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认为唐代部分家妓事实上已经成为家庭中的成员，并对唐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对墓志材料的利用并不仅仅关涉到婚姻、家庭研究，也不会停留在实证层面。墓志与正史、小说乃至出土文书结合，为进行文本对照研究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对唐人女性观念的新探讨。

如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将墓志碑铭中着意刻画的柔顺倚从、足不出户的“理想化”妇女形象与实际生活中如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诉讼事务中的妇女形象做了对比，进而揭示出强烈存在于人们理念中的对家族门户内外界限的象征意义。李志生《唐人理想女性观念以容貌、品德、智慧为切入点》(《唐研究》第11卷)也属于此一类型。

通过不同文本的对读，学者对于唐人女性观念的研究大为丰富，认识到唐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仍然深受儒家礼法传统的影响，与唐代女性的实际状态存在差距；而各种文本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问题。总之，墓志已成为建构唐代女性形象的另一来源，具有与文学、小说同样的重要性，新近出版的张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即做如是安排。

六、总结

纵观近年来唐代女性、婚姻与家庭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材料的运用大大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对于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婚姻家庭史研究中，从家庭结构、财产关系以及社会分层等方面展开的讨论比较充分，但从文化系统的角度对于隋唐时期婚姻家庭的文化功能的系统讨论才刚刚起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抱有理论的自觉，对于唐代婚姻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并且完全可能转而为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