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册里的天津受降仪式

图文|万鲁建

一、受降前的社会骚动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代表在东京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9月9日，冈村宁次代表日军在南京签署对华投降书。国民政府为迅速办理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在全国划定了十五个受降区，并指派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接受日军投降。京津地区为第十受降区，由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受降区司令官，负责接受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其中，在天津的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团、第9独立旅团，日本投降代表为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

内田银之助，东京都人，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也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律部毕业生。1934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9月任留守第一师团参谋，同年11月升任陆军步兵大佐。1938年8月任第二十师团参谋长，1940年9月任陆军技术本部附，1940年12月升陆军少将，1941年7月任独立混成第五旅团长，下辖独立步兵第16、17、18、19、20大队、炮兵队、工兵队，驻守在青岛。1944年7月升陆军中将，在山西以独立步兵第9旅团为基干组建第118师团长，并被任命为该师师团长，下辖步兵第89、90旅团。最初编入驻蒙军而驻守在大同，1945年5月底调上海地区隶属第13军。远东战役发起后，8月12日紧急北调蒙疆。后因情况有变，最终于14日奉命开往张家口，8月15日主力部队到达天津附近。结果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田银之助的部队便驻留此地，等待投降。作为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内田银之助负责与中国、美国方面进行联络，他与北京的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一起滞留在天津。1946年回国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乙丙级战犯关押在巢鸭监狱，1951年6月病死。

下图：内田银之助代表日军签字

在等待受降期间，有一天内田银之助给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送来一份公函，请求派代表在第二天下午二时到海光寺日本宪兵司令部开会。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决定派市党部委员佟本仁作为代表去开会，随行人员是天津市党部宣传科干事杨佑方和组织科干事王嘉铭。到了那里，内田银之助仍旧神气十足，他说目前天津治安仍由他们维持，他们将竭尽全力来保障全市安全，希望大家充分合作。他甚至要求市党部将全部人员名单包括年龄、性别、职位开一份给他。遇事要通知他。听闻他的话后，佟本仁说你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们是战败国，是要等待中国政府来接受投降的。蒋委员长已经下达命令，要求你们必须保持人员建制和武器装备的完整，原地待命，不准滋事。在我们正规部队未到达之前，你们还要协助维持当地治安。并严厉警告他说，如果我们的安全出现了问题，你就要负责任。听完佟本仁这些义正言辞的话，内田很是尴尬，只好通过翻译说，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他一定服从天皇的诏书和蒋委员长的命令。然后退出会场。

1945年9月18日上午，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突然接到报告说在日租界内出现了中国人在街上痛打日本侨民的举动，并且已经蔓延到其他区。李汉元对于天津民众的行为表示理解，但因驻华北各地的日军正携带武器前来天津集中，如果事态扩大，造成流血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下令各区警察分局立即派警员上街强行制止这种行动，并将被打的日侨先送往警局保护起来。此时，内田银之助也打电话询问李汉元准备如何处理此事，李汉元告诉内田让他通知日本军人、侨民不得离开住处，也不得走出日租界。为防止日军以此事为借口制造事端，李汉元第二天亲自到海光寺会见内田。会谈中李汉元假借奉蒋介石之命，要求内田以驻军司令官身份约束在天津的日军，不得走出海光寺兵营；约束日侨，不得走出日租界；转告各日商不得隐匿资产，等待国民政府接收。内田一一答应照办，才最终平息了风波。

下图：参加受降仪式的中方代表

二、举行受降仪式

1945年9月下旬，美军受蒋介石委派来到天津，将司令部设在位于今和平区承德道12号的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天津、北平、山海关、张家口等地封闭，沿线进行布防。经与中方协商决定在该司令部大楼门前的小广场举行受降仪式。于是，1945年10月初的一天，天津市政府副市长杜建时对时任天津市工务局局长的阎子亨说了受降地点，并希望在受降前进行一番休整。阎子亨说：“市政府看得起我阎子亨，把天津受降仪式地点环境的整治、美化及会场的设计安排重任，交给了我们！”助理董其力说道：“我们一定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阎子亨说：“是的，我们要出色地完成任务！”

阎子亨（1891—1973），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毕业于南开中学，后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后来回津组建中国工程司，任总工程师兼经理。还曾任北洋大学、河北工业学院讲师及天津工行学院教授。“七七事变”后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而遭到抄家和逮捕。抗战胜利后出任天津工务局局长，兼任城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历任天津市、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府委员、天津市建工学院院长等职。他在天津主持设计了百余处楼房，著名有和平路上的寿德大楼、常德道上的久安大楼、南开中学的范孙楼、新华路上的元隆孙旧宅等。

在阎子亨的指挥下，工人们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斗，终于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大楼门前的小广场及周边环境整治得干净宽敞，并在大楼的每个壁灯旁插上中国国旗；在大楼台阶上摆放了八棵铁树；在大楼台阶正前方是铺着桌布的供签字用的长方形受降台，旁边有中美两个士兵分别护守着中国与美国国旗。整个受降仪式会场显得整洁、庄严而肃穆。

下图：日军代表等待投降仪式举行

受降仪式开始之前，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美军已经列队待命，等待投降的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等7人也站成一排，神情沮丧。围观的百姓有的站在警戒线外，还有的爬到树上。阎子亨与董其力以及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的儿子赵寿民等，也在广场周围。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受降仪式开始。受降仪式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主持，出席受降仪式的中方代表是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和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派的代表施奎龄、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吕文贞、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当洛基中将宣布受降签字仪式开始时，由美军押解日军代表内田银之助及六名日本军官，乘汽车从西边过来，他们在桌子对面稍坐后，内田银之助第一个解下佩刀，双手捧着，走到司令桌前，轻轻放下，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并退回原位。其他几个人也按顺序照做。最后由骆基中将在备忘录上签字。之后，美军将内田银之助扣押，另外6人被送往南货场战俘营等候发落。内田将天津日本驻军名册、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等清册一大堆交给瓦尔登。瓦尔登指定地点安置内田，叫他随时听候调询，并派员分别接收武器物资。至此受降签字仪式宣告结束。一时间，小广场周围掌声雷动，呼喊声震天，受尽日本侵略者压迫和摧残的天津老百姓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下图：骆基中将在受降书上签字

本文图片选自《天津日寇投降纪念画册》，该书虽然没有出版年月，但通过二十余张照片，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天津受降仪式的全过程，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值得抗战史和天津地方史研究者注意。

（编辑：傅磊）